随着中国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这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13.5%。而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2022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与此同时，生育率显著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约为1200万人。据此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国家或地区15至49岁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是1.3，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即低于1.5）。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与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带来了劳动力供给短缺的问题。数据表明，中国16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数量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达到峰值，之后转为下降，2018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50年来首次下降（见图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估计，未来30年中国的劳动力将减少1.7亿左右。
图1. 中国劳动力人口数
劳动力供给短缺将给依赖人口数量红利的中国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经济未富先老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延迟退休、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的77.3岁，城镇居民人均寿命超过80岁。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低于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平均水平（男64.6岁、女63.9岁），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诸如丹麦（男女74岁）、意大利（男女71.3岁）、英国（男女68岁）、德国（男女67岁）、美国（男女67岁）等发达国家，早就迈出了逐步推后退休年龄的步伐。
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工作人口越来越少、退休人口越来越多的背景下，老年抚养比负担不断加重，延迟退休年龄成为趋势下的必然选择。最新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结合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例子来看，延迟退休有诸多积极影响，如：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多，减轻老年抚养比负担，均衡代际之间的养老负担和养老金的收支平衡，稳定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活力。但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延迟退休年龄是否能够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呢？
二、隔代抚养与人口质量红利
需要注意到，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国社会经济层面的两个特点与这一问题密切联系。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家庭普遍具有隔代抚养文化，即年老人帮助家庭抚养孙辈。受中国儒家文化中“家长制”思想的影响，祖孙三代直系家庭成员之间常常具有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往来，当家庭面对抚育幼儿与就业的双重压力时，已经退休的祖辈往往会给予父辈一定的帮助，提供非正式的儿童看护资源，这可以降低年轻人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他们重返劳动力市场。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小孩白天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的家庭比例为27.9%，晚上为23.5%。考虑到这一统计数据只是调查了小孩的主要照料者，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父母是小孩的主要照料者，老年人也会帮忙参与照料小孩，因此实际上家庭隔代抚养的比例会更高。而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出这部分劳动，致使年轻人不得不脱离祖辈的帮助，自行抚育幼儿，在育儿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平衡。这势必会影响到年轻人生育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即从劳动力供给数量角度影响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但增长较快。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水平和健康状况等。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通常通过学历背景、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加以衡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数据，当前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整体质量虽然在快速提升，16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中以上学历比重从2013年的37.8%增加到2019年的44.5%，16至34岁青年人中该比例从2013年的56.0%上升到64.8%，最近几年每年都有700万以上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人力资本整体质量具有显著的进步。但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凭的比例仍不到三分之一，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
同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人口整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改善进而引发的生产率提高）是现实目标。
这意味着，评估中国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宜只关注数量变化，也应关注质量变化。而在孩子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影响下，人力资本的质量显著受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同时，也将影响小孩的人力资本形成，即从劳动力供给质量角度影响经济增长。
这里需要先介绍三个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先来看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提出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用以解释人们随着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下降的现象。这一关系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不再仅仅追求孩子的数量，而更偏好孩子的质量。生育率下降反映了父母的意愿：宁愿少要孩子，而提高对孩子质量（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等人力资本）的投资。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同样存在着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即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多，孩子接受的教育程度与条件就越差。与之相对应的，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少，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与条件就越优越。
本研究采用的统一增长理论，其显著特征就是通过引入生育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将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时内生化，使这一理论在解释长期人口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方面拥有明显优势。
其次是“干中学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2017）在其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经典论文《“干中学”的经济含义》（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中提出了“干中学效应”（learning by doing）这一概念，即：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技术、经验等无形的要素投入同样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供给时间减少意味着实践的机会减少，在“干中学效应”的影响下，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减少。
最后是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是在一定时间内，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常见的例子是，当一个人非常饥饿时，吃一个馒头对缓解饥饿感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此时边际效用最大，但随着不断吃馒头，当这个人已经七八分饱，此时再吃一个馒头对缓解饥饿感的作用就没有那么显著，此时边际效用很小。所以在消费馒头这一物品时，连续增加每一单位，从中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一规律可以利用在工业生产、资源投入等方方面面。
本研究将前沿的统一增长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相结合，基于模型计算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将挤出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进而对人力资本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影响。一方面，延迟退休会提高年轻人生育机会成本。在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年轻人降低生育率，减少孩子的数量，提高子女教育投入，提升孩子的质量，这将有利于促进下一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将减少隔代抚养的时间，导致父母用于抚养子女的时间增加，劳动供给时间相应下降。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劳动供给时间减少将导致年轻人更慢地积累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从而阻碍人力资本积累。
在这两种渠道作用下，延迟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呈现倒U型关系（见图2）。
图2. 退休年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力资本代际增长率用个人产出衡量，经济增长率用总产出衡量。
模拟发现，退休年龄延迟1年，将导致年老人隔代抚养时间下降0.90年，年轻人劳动供给时间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在退休年龄60岁时延迟退休年龄1年，经济增长因子将提高0.2%；但随着退休年龄提高，经济增长因子的变化由正转负，拐点在退休年龄为64—65岁之间。
换言之，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年龄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原因在于，此时隔代抚养程度较高，生育率也就较高，孩子数量高、质量低，此时教育投入就相对较低，于是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影响就很大，此时延迟退休年龄促进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在退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年龄将阻碍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原因在于，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生育率下降，孩子数量少、质量高，此时教育投入显著上升，于是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影响逐渐减少，此时抑制年轻劳动力积累人力资本的负向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随着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延迟退休年龄更可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总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并不利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长期增长，但是在人口预期寿命较高和退休年龄较低的环境下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四、延迟退休还需统筹兼顾
为应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延迟退休年龄是政府必然的政策选择。结合前文结论，以下两个视角有助于政府更全面地评估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当前退休年龄相对较低，且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此时延迟退休年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时延迟退休年龄，不但可以直接提高年老人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可以间接促进劳动力质量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加深对社会保障资金平衡和经济稳定增长造成的负向影响。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年龄的负面影响也应当得到重视，在这一政策推行的同时需统筹兼顾，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挤出年老人的隔代抚养时间，可以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成本，降低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和生育率，这不但将部分抵消年老人劳动供给时间延长对劳动力数量的正向影响，而且本身也不利于年轻人积累工作经验和提高工作技能，将对劳动力质量提高产生负向影响。
因此，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政府应当从提高人口数量与质量两方面入手，推行相关激励政策。
在人口质量方面，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9.9年，虽相比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9.1年）有显著提升，但世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普遍为10至12年。
对此，政府应加大教育发展力度，缩小区域和城乡间的教育差异。《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北京、天津、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地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超过了3000人，而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民族省区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最少，甚至不足2000人。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直接制约了全国教育生态的良性运行，影响下一代人口质量的发展。
在人口数量方面，延迟退休年龄这一政策势必会带来隔代抚养时间的挤出，将间接导致年轻人育儿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加大，面临育儿与就业的失衡。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的潜力。基于此，政府应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健全保障生育配套政策，推行延长男女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贴、降低“三育”成本等相关激励政策，发展家政服务业，治理完善第三方托育机构，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以缓解延迟退休这一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
最后，政府还应当采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谨慎关注退休年龄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负向影响。如果随着退休年龄延迟，这一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并起到主导作用，那么就应当保持退休年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