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率先复苏，供给恢复快，建筑施工和出口两大板块强劲复苏，总产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2021年，将是经济复苏的下半场，内生动力如私人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将成为主要引擎，推动经济活动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轨迹，完全弥补疫情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冲击。GDP增速将在2021年升至9％，伴随政策刺激退出，2022年中国经济则将回落至5.4％左右的潜在增速水平。
消费重拾动力。笔者预计私人消费实际增速将从今年的-1％跃升至明年的12％，有望抬升GDP增速6.7个百分点，主要来自于就业好转、额外储蓄释放和线下聚集消费行为恢复。
首先，预防性储蓄有望部分释放。今年下半年以来制造业和建筑业快速恢复，居民工资依然取得了一定增长（3.9％）。但由于疫情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居民倾向于持币储蓄，未雨绸缪，前三季度家庭储蓄率扩大到了37％，远高于正常年份的32％。额外储蓄资金规模达到了居民一年消费额的5.6％。随着国内疫情维持稳定可控，其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逐步消除，这部分过剩储蓄将有望在2021年释放。
其次，就业形势逐步改善，服务业的就业有望在明年回到疫情前水平。新冠疫情属于外生性冲击，而非内生性经济失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仍属短期可控范畴。此外，伴随强劲的出口，制造业也会对相关服务业就业带来溢出效应。调查失业率已由2月的6.2％回落至10月的5.3％，外出农民工就业数量也于三季度末反弹至1.8亿，比疫情高峰期的1.23亿改善显著。摩根士丹利跟踪的在线招聘平台的招聘数量，也在下半年渐渐回到正增长。
第三，线下聚集类行业回归常态。今年消费复苏呈现冰火两重天，汽车、手机、线上消费等恢复较好，而线下娱乐、旅游以及个人服务消费仍徘徊在疫情前水平之下。但鉴于病毒检测及追踪手段愈发纯熟，二次疫情风险可控。6月以来在北京、大连以及青岛依次发生的新冠病例情况，出行等活动的恢复时间越来越快，对于实体经济和生活状态的影响大幅降低。此外，如果疫苗研发顺利，接种范围有望从明年二季度开始扩大，为线下经济的密集接触性行业，如体育、旅游、个人护理等，注入强心剂。
制造业投资动能复苏。明年另一个内生驱动力为制造业投资。从基本面上来看，出口增长是制造业投资的领先指标。在本轮疫情中，中国制造和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凸显，全球订单纷纷转移至中国，出口保持强劲，从而带动企业投资意愿转强。从政策面上看，贸易摩擦风险是过去两年企业产能投资的心头之患，但美国大选之后，拜登的班底对于关税战更趋谨慎，再叠加RCEP的签署彰显区域一体化仍有深化空间，有望部分对冲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全球需求复苏和贸易摩擦风险降低，预计带动制造业投资修复，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将得到释放，特别是5G应用、工业互联网和工业自动化。
内生动力修复，给政策逐步正常化带来空间。预计明年财政赤字安排会比今年减小，银行信贷增速可能回归常态；房地产在融资新规之下将适度降温，政府土地收入亦有所减缓。因此，对于资产市场而言，不管是地产还是证券市场，“超额流动性”将在2021年逐步退潮，基本面因素更为重要。
2020年回顾
回首2020年的两大议题：全球产业链是否会从中国搬迁和人民币币值与资产前景，笔者曾提出了一些与市场不同的声音，年末盘点，有助于把握来年的发展主线：
无需过虑“产业链搬迁、去中国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市场高度担心全球产业链搬迁、去中国化，笔者却在4月初发布分析：产业链搬迁可能被后延甚至更不必要，因为中国相对于其他市场的优势尽显——供应链全面完整、产业组织灵活、本地消费市场大，且还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此轮疫情作为一项全球压力测试，中国率先通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可能不降反升。
这一分析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但此后大半年，中国制造业订单强势复苏，出口不断超预期，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持续上升；RCEP深化区域一体化的自贸协定也得到签署，强化了中国的亚洲产业链中心地位。
从长期而言，部分企业逐步采取多元化产业链的举措，产业链多元化也将是一场长期慢动作，中国有空间可对冲，这就是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人民币国际化走上快车道：因为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今年市场也高度担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币值，笔者在9月初的研究中指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正迈向快车道，在各种地缘政治噪音之外，全球对于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将不断上升。
首先，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中国资本流入、减少融资风险，实现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重要性。面对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未雨绸缪，以保证资本流动的畅通性，减少国际融资和支付风险。
其次，在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推动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也面临着更好机遇。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刺激政策易放难收，譬如美联储极低利率和宽松环境可能维系至2023年。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当前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也为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良机。
决策层已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第一，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以资本市场改革吸引外国投资。第二，通过国内改革提升生产率，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机会。第三，通过汇率逐步市场化以及在涉外交易中鼓励人民币结算，来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第四，为妥善应对资本流入流出的波动性，监管层对居民和非居民、长期投资者和短线投资者，做出比较明确的监管区分，提早出台更加透明的监管法规。
以上的改革路线图如能继续实施，人民币资产对于全球长线投资者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笔者在《人民币国际化蓝皮书》中预测，2021年－2030年，中国年均资本净流入将可能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将在疫情后的多极世界迈向快车道，最终促使全球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化，预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有望于2030年达到5％－10％之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也为中国在人口老龄化、储蓄下降的挑战下实现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自主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与货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