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和政策讨论圈，曾经将工业产能过剩归因于投资过大，生产力建设超过了市场需要。因此，对策是去掉过剩产能。我曾经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去产能已经多年了，产能依旧年复一年地过剩。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深层次是二元体制造成了连续性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常态性的生产过剩。
1.对于二元体制及其消费需求流量的解释
从需求看，消费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变量。一国消费需求的繁荣和萧条，决定其投资需求的上涨和下行。从长期来看，经济周期往往与人口增长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决定的投资波动有关。消费总需求中，居民消费是基础，政府消费是人口规模决定的社会管理衍生消费。从人口、经济和国土小国来看，由于市场和生产规模比较优势弱，可以参与国际经济市场和生产的分工协作，国际投资和出口成为其宏观经济平衡和实际供求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大国如果主要依赖于外部国际投资和出口需求，扩大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由于居民消费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变量，出口变量受国际贸易市场的影响较大，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调控的关键是处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当经济景气下行时，用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当经济景气过热时，用收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收缩投资。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场景中，如果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单纯由流动性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可以用凯恩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来解决。
从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看，向外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是基础性需求。企业原料和设备等需求是否旺盛决定于消费规模是否景气；政府公共设施投资需求，需要考虑消费与投资、生产投资与公共投资、GDP政府与企业及居民分配、政府债务与收入等等之间合理的比例，科学地确定其适度规模。在国际贸易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格局下，单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在预算中劳动成本的持续下降，传导到消费流量的效果并不理想。
服务业总体上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资产稍重的服务业行业中，旅游园区在消费需求收缩时影响较大但比例不高，教育和医院等必需消费则属于必保支出，而其他服务需求收缩的服务业产能因轻资产而容易及时出清。农业生产的是必需消费的食品，消费需求收缩时，其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大。
工业生产，特别是制造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和服务业都高得多，其重资产特征意味着其产能在短期内出清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生产过剩，主要是指工业产能的过剩。
所以，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看，主要还需要从工业产能的过剩程度去深入分析。2007—2020年间，因出口总值占GDP比例的逐步下降，中国国内需求也相对不足，其不能对出口相对收缩进行替代，形成了持续工业产能过剩的趋势。这一时期，债务量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速度高于GDP的增长率，但也未能理想地促使国内需求增加而平衡工业产能过剩。中国这样长期产能过剩的机理并无法以中短期竞争性市场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模型去解释，只有从二元体制造成“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循环梗阻和流量大小去观察其形成的内在机理。
那么，是什么二元体制原因造成了生产的长期过剩？从一元市场经济与二元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体制的对比看，有以下“人口—劳动力—资产—生产—分配—收入—消费”循环的扭曲特点。
首先，人口前期增长变动影响后期消费变动方面，20年前未实行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标准值从2.1向1.8变动，而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扭曲值从2.1向1.22变动。从20年前人口变动影响20年后国民经济收入、消费和GDP变动定律看，实行人口生育管理社会自动调节、政府指导性计划和行政生育管制不同的体制，其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从高速向中速下降，最后从中速向低速转型，各自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自动调节的国家从高速向低速转型的时间较长，老龄化来临较晚；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国家次之，如果处理得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高速增长时间足够，实现了先富后老；而生育管理较严体制，则有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迭代收缩较快，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可能有未富先老，居民需求水平不高的风险。
其次，人口迁移受阻影响收入提高波及消费变动方面，（1）标准水平：未对人口迁移进行干预的国家，在人均GDP10000元水平时，人口城市化水平标准值为75%左右，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11%左右。（2）体制扭曲情况：我们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目前在人均GDP为10000美元时，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扭曲值为63.89%，户籍城市化率扭曲值为45%，劳动力农业就业比率扭曲值为23.6%，这必然传导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再次，土地从农村和城郊集体所有向城镇、工业、交通水利建设国家所有配置时，（1）标准规则：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标准规则：不同所有者之间等价交换，土地交易在不同所有者之间交易，收入大部分归土地原所有者所有，政府按不同的比率收取土地交易税，最高可能为40%。（2）扭曲规则和扭曲值：但是体制性的扭曲是，农村城郊农民集体土地是生产资料（耕地等）和生活资料（居住用地），不得向市场交易，价值为零；政府从农村征收的土地变成国有，一部分向交通、水利、教育、医疗和行政管理等用地划拨供应，另一部分通过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市场向购地的工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高价出售，而返回农民的补偿部分占地方政府出让土地总收入的3%左右。
最后，从城乡居民住宅“拥有—交易—购买—经营—收入—消费” 配置互换的经济循环看，（1）标准规则和标准值：市场经济国家住宅一般的标准规则为个人永久所有，住宅作为资产，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可继承；住宅投资、建设和供给方面可以个人购地投资建房、住宅合作社购地建房、房地产商开发建房和政府建设公租和廉价房，多元化竞争性和政府补充供应住宅；在房屋价格方面，市场经济国家，住宅房价居民收入比标准值在3—6之间。（2）体制扭曲规则和扭曲值：中国农村和城郊住宅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从现行各种法律规定的组合看，农民的住宅无法向市场交易，无法定价，不能够抵押，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可以继承；城镇居民商品性住宅最长年期为70年，期限内使用财产权为居民所有，到期后是否无偿接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城镇居民70年内住宅可以交易、可以定价和抵押，由于垄断供地和垄断供房，2020年全国城镇住宅平均每平方建筑面积价格为10020元，2000年—2020年间，房价城镇居民收入比为9.26，农村居民为28.52。
依据这些二元的标准规则和标准值与体制扭曲规模和扭曲值的差别，可以计算人口迭代收缩、居民迁移受阻、土地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挤出四个方面造成的居民消费需求收缩，并观察各自对工业产能过剩的贡献。
2. 中国2006年以来的产能过剩情况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企业贷款的力度。大规模投资推动着中国工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第三波上行增长是1980—1987年，1988年增长速度开始下降。这使得20年后的2008开始，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逐步放缓，特别是2012年开始劳动力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增幅会下降，从而使工业品销售的国内市场容量增长也会放缓，发生工业产能的过剩。
张林（2016）对工业产能过剩有综述综性研究：第一，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2年国别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稍低于80%，2015年制造制业平均有近30%的产能闲置，约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2008年至2012年初，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能分别增加了2.4亿吨、10.3万吨、800万吨、3.4亿重量箱，而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和73.1%；有色金属行业产能利用率65%左右，光伏、风电设备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50%。第二，产能过剩从行业产业链某个环节或某种产品向整个行业蔓延。比如，2009年钢铁行业主要是部分高端板材产能过剩，而2015年已经蔓延到全国26个主要市场，涉及几乎所有钢材品种；光伏产业由2009年的多晶硅产能过剩发展到硅片、电池片、电池组等多个基础环节的严重产能过剩（王晓姝、孙爽，2013）。第三，产能过剩从少数行业向多数行业蔓延，日益呈现出鲜明的全局性特征。2006年全国仅有10个制造业被国务院列为产能过剩行业，2009年已上升到19个，产能过剩行业已经从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逐渐蔓延到氮肥、电石、氯碱、汽车、机械、铅、铜、电解铝等众多高端产业，甚至包括多晶硅、光伏、风电设备、太阳能等新兴产业（李晓华，2013；杨振，2014；陈剩勇、孙仕祺，20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刘明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与分析.发展.2019.（5）8-16.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20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工业产能过剩率从80%左右下降到2020年75%左右；刘明等学者研究的数据，其中制造业产能过剩率，从67.35%下降为2011年的58.81%。
前面已述，在人口处于增长上行发展阶段，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要求不断增加对生产力的投资，这时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成立。但是，在中国特殊的二元体制的经济中，人口增长若处于下行发展阶段，则不断相对和绝对收缩的消费需求，要求原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出清，供给创造需求转变成了消费需求不断收缩要求供给能力要不断地出清；并且，消费需求不足是体制扭曲摩擦造成的。
这样，在人口增长上行和市场竞争的经济中，主要矛盾的变量为投资与储蓄。消除生产过剩，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在二元体制国家，在人口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主要矛盾变量则是居民消费与工业产能。消除生产过剩，需要改革扭曲的体制以疏通“居民收入—消费需求”的循环渠道，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流量。这就是我们10多年来，货币没少放，消费需求依然不足，产能依然过剩认识和对策有误的原因。
表中人口迭代收缩性消费需求没有计入总消费需求损失中，因为其含义在于人口实际为没有了的收缩，以其为基础的消费需求不可能通过体制改革再挽回。也就是说，不可能将其定义为通过改革还能得到的消费剩余性需求。而表中迁移受阻造成的消费需求损失，根据农村淤积人口年龄的不断上升，其再城市化的可能性也在下降，做了边际递减的处理。从开始的2006到最后的2020年，实际四大体制扭曲损失的居民消费需求分别为16535亿元和107247亿元，但扣除不可挽回的消费需求后，为表中的分别为13016亿元和80067亿元。
从四大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二元体制扭曲看，（1）人口收缩造成的消费需求，从第一年看影响不大，但因为趋势为迭代式下行收缩，长期来看累积性影响会越来越大。2006年，由于前20年1986年人口还处于上行增长点，其20年后人口变动对消费需求还没有发生收缩影响。但2012年开始，由于20年前1992年人口总和生育率跌到2以下水平，20年后劳动力收缩使消费支付能力收缩，其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强度这一年为1.96%，2020年时却上升到了11.26%。（2）迁移受阻造成农村居民消费累积损失很大，而且从动态看，人口再转移而增强消费能力的难度越来越大。15年中，由于城乡户籍分割等造成的迁移受阻，淤积在农村中的人口累积损失了258711的消费需求能力。但动态看，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强度从最高2008年时的60.4%下降到了2020年时的23.46%。变化的原因是淤积在农村人口中老年化而迁移能力下降，老年人口在增多而消费率不高，老年人口死亡率在上升而消费需求在退出。（3）农村和城郊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流量，按农民收入消费率计算，2006—2020年间，造成的消费需求能力损失为211191亿元。动态看，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造成的农民消费需求收缩，对产能过剩贡献的强度，2006年时20.13%，2014年最高时上升到33%，2020年为30%。（4）城镇住宅单一渠道供给扭曲，其高房价过度转移了买房居民收入，15年来，累积挤出消费能力239240亿元。其挤出的消费需求2006年时，对产能过剩贡献的强度为29.38%，2020年时上升为35.2%。
总之，2006—2020年间，四项体制扭曲共计造成了755328亿元的消费需求能力缩减，而每年工业产能过剩累积为985676亿元。前面已述，产能过剩50%即492838亿元为消费工业品，比缩减的消费需求能力规模少262489 亿元。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5年中，假定没有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和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特别是没有发生生育管制减少2—3亿人口和户籍城乡分割造成1.6亿左右的农村淤积人口，可能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工业产能过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受到迁移受阻和土地交易收入分配两项体制扭曲的影响，农村居民应有而因体制扭曲造成的消费需求能力损失规模为469902亿元，占15年来总消费需求损失的62.21%，农村居民因体制扭曲损失消费能力而影响产能过剩的强度合计为53.54%。因此，城乡户籍等双向流动体制、农村土地体制和城镇房屋建设体制，可能已经到了不坚决改革不可能疏通这些“增加居民收入—消扩大费支出—消化工业产能”经济大循环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