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之后，历史学家可能会将新冠疫情视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式微的正式标志。
如果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神话，那么去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则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神话。
积淀40多年的社会政治秩序，因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一系列社会思潮在交织交锋中加速蜕变，由此推动了新发展主义思潮的兴起。
一、资本主义的四个阶段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大众史学，都将16世纪初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视作人类简史的引擎，从那时起，人类社会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总结了五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四个发展阶段：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横跨了整个16、17和18世纪，这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也是资本原始积累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重商主义建立在由君主、贵族和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发展联盟的基础之上。商业资产阶级最初从奢侈品的远距离贸易中获得财富，但随着制造业的兴起，他们很快就对建立一个安全而庞大的国内市场更感兴趣，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廉价工业品成为可能，从而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最终，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形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
1834年，当英国最终降低其高额进口关税时，世界迈入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工业资本主义是由熊彼特式的创新企业家来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非常有限，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工业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带来了大规模的城市贫困和社会混乱，这引起了社会大众要求参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呼声，并在20世纪之交赢得了民主之战。
自19世纪末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大公司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出现分离，这一变化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三个社会阶层——技术官僚阶级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在20世纪初，许多人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种终局性的社会形态，但惨烈的一战及随后发生的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正如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言，经济自由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时刻，但不是一个光明永恒的时刻。
1929年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或称为福特主义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建立累进税制为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等广泛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工人在资本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权利。这时，一个由商业企业家、新技术官僚阶级和工人组成的广泛的发展阶级联盟形成了，他们的共同政治目标是创造进步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金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相对减少的时期。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工会的力量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富裕国家滞胀的出现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开始崛起，这些历史事实最终结束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
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就是对这些事实的一种回应。自上世纪 80年代起，英美推行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并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推行企业私有化，拉美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构性改革，苏东地区实行“休克疗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反思裙带资本主义体制，鼓吹经济进一步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时代逐渐席卷全球。
新自由主义时期是过度金融化和金融主导资本主义的时期，在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助推下，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制造转向金融，金融财富与实际财富、商品生产、服务不断脱节，资产价格的上涨成为社会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的关键驱动力，随之带来了有效需求不足等长期结构性问题。
新自由主义也造就了一种更为贪婪的资本主义。资本家、管理财富的金融家、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建立了一个新的、狭隘的自由阶级联盟，他们排斥政府干预、劳工协调、边界管控等一切可能束缚资本的力量，使资本在与国家、社会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中获得不受制衡的“议价能力”。 其后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元危机，经济面临长期停滞，并在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面临政治危机，这些事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的瓦解。
二、发展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轮回
经济理论必然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中。历史上的经济学流派总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映和对相互竞争的理论的批判。经济学家们构建理论或模型来解释实体经济系统如何运作，并提供应对问题和实现经济目标的政策。
重商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5世纪末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期，认为只有以知识和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活动才能够使国家繁荣富强。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曾评价道，“重商主义国内政策的纲领，在工业化前的社会里，构成了相当典型的一整套现代化的活动，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著《国富论》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古典经济学派反映了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经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历程。古典经济学对重商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并非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糟糕，事实上英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为本国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争取了时间，这是英国崛起并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但当古典经济学兴起后，这一历史事实却被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替换了。
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随着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陷入一场重大危机，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革命和40年代开始的古典发展主义开辟了空间。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建了以需求管理为中心思想的政府刺激经济、干预收入分配、分析宏观经济的一次经济学领域的变革，成为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指导文本。20世纪60年代起，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发展了一个完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学派——发展经济学，开创了对国家发展与不发达的系统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为了解决西方滞涨难题、摆脱福利包袱、满足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要求，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登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
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与复兴形式，新自由主义建立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政策框架，迅速在西方世界中占据了主流话语权。哈耶克、波普尔、弗里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等主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将主要大学的经济系转变为抽象、假设演绎的新古典主义模式方面，发挥了战略性的意识形态作用。20 世纪90年代，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华盛顿共识”成为经济发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和政策制定依据，然而，华盛顿共识推荐的改革措施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发展中国家坠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频发的陷阱之中。
回望历史，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背后，有各自的经济学流派，它们使各自的所有权和权力制度合法化。今天，我们可以将经济思想分为两大经济传统：发展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前者包括重商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熊彼特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后者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等。
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区别是什么？经济学家马克·拉沃伊提出了区分发展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键要素，即国家和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运转中发挥的相对作用。据此，可以将重商主义和黄金岁月归为发展主义阶段，而将工业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归为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四个历史阶段对应着发展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轮回。
发展主义捍卫国家对经济的适度但战略性干预，强调市场在协调经济中的竞争部门方面具有关键作用，而国家需要干预非竞争部门，保持经济体系稳定，限制经济不平等，保护环境等。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将自身局限于保障产权和合同，平衡财政账户，而市场则负责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等其他方面。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对基于竞争的市场力量过分着迷，他们将市场变成了一种神话，并赋予它一个远远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角色。伯索尔和福山曾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以小政府、放松规制、私有产权和低税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内在缺陷。
在历史上，发展主义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和国家中：
首先，在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框架下最初实现工业化的中心国家，如英国和法国；
第二，在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在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
第四，在拉美周边的民族依附国家；
第五，在罗斯福新政加上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时期。
显然，经济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正常”或“默认”形式。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个激进时刻。在这一时期，一个狭隘的阶级联盟集中了权力、收入和特权，比如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既非有效率也不公平，并不是通往幸福社会的必由之路。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是回归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尝试，在19世纪初至1929年间，自由资本主义同样也造成了增长缓慢、金融高度不稳定，以及严重的不平等。
三、新发展主义时代的来临
如今，在经历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和低增长后，西方过去40年的经济正统观念已经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动摇，不确定性和悲观主义四处弥漫，世界需要为未来打开空间的新思想。随着国家干预和监管的增强，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尽管依然存在，但逐渐式微，这为新发展主义打开了空间。
近年来，新一代发展主义思潮已初露端倪，融合了演化发展经济学、熊彼特重商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流派的观点，并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探索，这些探索伴随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而变得日益迫切。
资本主义社会在任何历史时刻所呈现的形式都将取决于国家还是市场占上风。经济自由主义给予市场充分的优先地位，而新发展主义则主张以更平衡的方式将国家和市场结合起来。新发展主义认为，现代经济分为竞争性部门和非竞争性部门：对于竞争性部门的协调而言，市场是更好的选择，也是不可替代的；国家应该协调非竞争性部门、五大宏观经济价格（利润率、利率、工资率、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收入分配，环境保护，这四个领域缺乏真正的竞争，因此市场不是可行的替代方案，必须依赖国家进行适度但有效的干预和协调。
新发展主义不是一种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是一种由国家和市场共同主导的资本主义形式，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引入社会民主因素。新发展主义认为，垄断不仅损害了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而且对民主治理的基础构成威胁。因此，新发展主义者并不反对资本家用他们的钱购买奢侈品和服务，但试图削弱他们购买声望、政治权力和特权的能力，也就是所谓跨越“司法领域”的能力。
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1985）曾指出，社会民主本质上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妥协。同样，新发展主义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妥协，也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妥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发展主义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观，它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增长的相互包容。包容性增长的关注点在于促进“生产性就业”，同时政府应当努力控制不平等现象和环境问题。
从西方社会的情况来看，拜登的美国救援计划（ARP）、美国家庭计划（AFP）和美国就业计划（AJP）代表了经济政策向新发展主义的渐进转变，其主要支柱是：
一是通过税收和转移制度更积极地进行收入再分配；
二是增加政府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三是加强货币和财政政策行动，抗击就业不足和“低通胀”；
四是考虑促进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实施，希望改变过去四十年就业灵活化和劳资关系天平向资方倾斜的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包容性发展的背后是财政权力的声张，更加强调利用财政政策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并致力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与新自由主义仅仅关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新发展主义更加注重驱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社会需求，试图重建凯恩斯主义的良性增长模式，即：生产力的增长推动工资的增长，工资增长成为需求增长的引擎，带来充分就业，并为投资提供动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
新发展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用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取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形象地说，新发展主义开出的“药方”是把工人阶层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把大公司和金融市场关进“监管的笼子”里。具体包括：以有管理的全球化取代无约束的全球化；恢复对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承诺，改变货币政策目标，使充分就业相对于通货膨胀成为更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强化公共服务、金融监管和反垄断监管；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推进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工会参与率、提高就业保障等。
世界向多级化转变的趋势已开始多年，曾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尽管难以再现过去的辉煌，但鉴于它在西方社会还是有着较大的政治需求、心理眷恋和舆论市场，因此并没有被彻底埋葬，新发展主义还在继续争取社会共识的道路上。在这种社会政治思潮的交织共振下，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重大调整，给世界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