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当地时间8月29日，在喀布尔机场爆炸袭击发生后三天，美国军方在对一辆汽车进行了数小时监控后派遣了“收割者”无人机对其发射导弹。军方表示车辆内载有ISIS炸弹，将对喀布尔机场的部队构成威胁，并称此次袭击是一次“正义的打击”。然而，《纽约时报》在对视频证据进行调查以及对司机在喀布尔的十多名同事和家庭成员的采访后发现，美国军方的说法存在诸多疑点，包括车辆中是否有爆炸物，司机是否与ISIS有联系，以及导弹击中汽车后是否发生了第二次爆炸等等。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遇害的司机名为泽马里·艾哈迈迪（Zemari Ahmadi），是一个美国援助团体的长期工作人员，他当天的行程实际上是运送同事上下班，而军方看到的画面可能是艾哈迈迪和一名同事将罐装水放进车辆的后备箱，准备回家带给家人。军方官员对此回应，他们不知道无人机发射时汽车司机的身份，但认为他很可疑。他们对他当天的活动进行了解读，认为司机可能去过ISIS的一个安全屋，并一度将可能是爆炸物的东西装进汽车。美国军方表示，无人机袭击可能导致了3名平民死亡，但《纽约时报》报道称，无人机袭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
针对无人机这一新型的战争机器，纳赛尔·侯赛因2013年的文章《恐怖之声》分析了无人机提供的感官体验。对于无人机操作员而言，无人机能提供的仅仅是无声的画面，其提供的超然和脱离感使得操作员不再抗拒杀戮。然而，在遭受袭击的当地人经验中，无人机的盘旋伴随着恐怖的嗡嗡声，预示着不知何时会爆发的袭击。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让操作员不必担心遭到反击，同时心安理得地将目标“罪犯化”，进而为实施暴力打击提供了理由。
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下，伤亡数字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无人机带来的持续的、分散的恐惧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家长不再敢让学生上学、议会不敢召开会议、商店被迫关门，这些情况导致了当地人出现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预期焦虑。另一方面，无人机袭击需要大量相关人员的参与以及简易军事基地的设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设立无人机配套基地，让其建立了“基地帝国”，甚至可能让全球范围的目标和平民陷入恐惧。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作者纳赛尔·侯赛因是阿默斯特学院法律、法理学和社会思想系副教授。
“无人机太可怕了。从地面上看，当它们在头顶上盘旋时，不可能确定它们在追踪谁或什么东西。远处传来的螺旋桨的嗡嗡声不断提醒着人们死亡即将到来。”记者戴维·罗德（David Rohde）在2008年被塔利班绑架并关押了7个月，他描述了在地面上听见无人机的感觉和声音。然而，在美国关于使用无人机的辩论中，这种报告很少被提及。相反，这些辩论似乎已经陷入了僵局。反对者说，无人机袭击违反了国际法，造成了不为人知的平民死亡。支持者坚持认为，由于无人机的勘察和打击能力比战斗人员更精确，它们实际上拯救了美国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部署到危险的地面行动中。如果使用无人机的替代方案是漫长而混乱的地面行动，那么无人机袭击在伤亡方面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我无意在此提出异议。
但是，这场辩论对于“无人机背后巨大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成本”，以及“对社区造成的虽不那么致命，却是长期和强烈伤害的持续打击”等问题，都仅仅给出了片面的看法。这种短视限制了我们对无人机的全面了解；为了拓宽我们的视野，我提供了关于无人机袭击的现象学，研究了无人机摄像机的镜头下的世界，以及地面上的人们的体验。观看无人机的镜头，或者在下面等待它的袭击，是什么感觉？无人机的镜头捕捉到了什么，又掩盖了什么？
当代无人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观察和侦察能力。无人机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越南战争，而导弹在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针对个人或离散地点。无人机最初是一种基本的侦察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首次被使用；但到2001年初，无人机已经配备了火力。自911事件后的头两年首次在反恐战争中亮相以来，无人机一直被视为一种明显的全球资源，是反恐战争“走向全球”的手段。第一代“捕食者”是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投入使用的，配备了两枚“地狱火”导弹，其有限射程为400海里。2007年，第二代“收割者”无人机改变了这一切：它配备了四枚“地狱火”导弹和两枚500磅激光制导炸弹，能够全副武装飞行超过16个小时，飞行距离达3200海里。这种新的无人机是“第一种专门制造的猎杀型无人机”。 “收割者”还配备了全天候的昼夜雷达，与传感器球相连，传感器球上装有图像增强和红外摄像机。然而，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监视能力与新一代无人机“戈尔贡凝视”（Gorgon Stare）相比相形见绌，后者将把“收割者”的单个视频传输增加到12个，最终达到65个视频信号。因此，“现在盯着一所房子或一辆汽车的无人机，可以持续监视1.5平方英里范围内移动的几乎所有东西。再过一年，这一能力将增加一倍，达到3平方英里。”
除了军事能力外，能够从数千英里外的控制中心被远程操作的特点，为无人机平添了传奇色彩，进而成为科幻小说的素材。指挥无人机和发射导弹的飞行员是根据实时视频资料进行操作的，因此，无论无人机的视野多么广阔，或者它传来的图像看起来多么自然，所有无人机看到的和杀害的对象，都是通过摄像机捕捉到的。无人机袭击的录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电影，但它仍然是视频录像，由摄像机拍摄，在屏幕上可见，其电影性质值得被关注。
镜头之内
空中力量和视野之间有着长期的紧密关系。从飞行员驾驶双翼飞机飞越沙漠和山脉的原始状态，到无人机眼中的红外摄像机镜头，航空视觉都属于马丁·杰伊（Martin Jay）所说的“现代性的视角体制”。保罗·维里利奥的经典著作《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写于无人机出现之前，但其总体论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用。从步枪上的望远镜到复杂的控制论相机，光学设备调节并产生了瞄准的行为，将眼睛和物体之间的假想轴对齐。正如维里利奥解释的那样，“瞄准的行为是一种观察的几何化，是一种在技术上将视觉感知沿着一个假想轴对齐的方法，这个假想轴在法语中被称为‘信仰线’(ligne de foi)……从眼睛开始，经过窥视孔和瞄准器，最后到达目标物体。”空中视觉在维里利奥的叙述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世纪之交，电影和航空似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刻。到1914年，航空不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飞行和打破记录的手段；它正在成为一种观察方式，甚至可能是终极的观察方式。”
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从空中观察，这违反了我们世俗的、接地气的视觉中所有熟悉的几何和视角。在早期的飞行描述中，鸟瞰或上帝视角让人感到兴奋，这种愉悦感源于超越人类极限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航空与现代的视觉模式紧密相连，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与摄影和电影表现联系在一起。拍摄电影或聚焦于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廉价的双关语，而是提醒我们一个共同的谱系起源。事实上，这种观察方式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通过一个光圈观察会产生一个特定且局部的视觉结构。
空中视野可以立即扩大视野范围，并将聚焦在一个被感知的目标上。但这种向内的聚焦，对精确目标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其他观察方式中的一种。相反，无人机眼睛的准确性不仅仅关于视觉，它塑造了我们思考、谈论和评估轰炸的方式。我们专注于目标和冲击的时刻。我们争论的是损失有多大，有多少目标外的平民死去。这些问题开始盖过所有其他问题，比如这一全球军事设备使袭击成为可能，以及无人机对平民造成的除死伤外的其他伤害。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看看无人机的视觉状态。让我们看看无人机能看到什么（和不能看到什么）。一段随机选取的视频展示出了无人机展示的画面，许多评论员担心这样的镜头是“电子游戏式的战争”，但这种比较既夸张又不恰当。与无人机镜头相反，电子游戏提供了一种深度沉浸式的环境，至少玩家的虚拟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也许，将无人机镜头与电子游戏相比较的原因是它们所共有的脱离现实的超然感。令人担忧的是，疏离感淡化了驾驶员杀人的能力。
军队中的上校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在他的研究报告《论杀戮（On Killing）》中，有力地论证了距离和杀戮的容易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一方面，无人机的视频录像传输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正好符合格罗斯曼的“最大范围类别”：“如果不使用某种形式的机械辅助——望远镜、雷达、潜望镜、远程电视摄像机等，杀手就无法察觉其个人受害者的距离。”格罗斯曼在报告中写道。在这种距离下，“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会拒绝杀死敌人，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这种类型的杀戮有关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无人机能够将视野放大到离地面几百英尺的地方，拍摄出的画面清晰得令人吃惊。最后，我们不应该过于在意无人机摄像头的调节如何增加或减少飞行员的射击意愿，因为这个决定是分散在一个复杂的指挥链上的，这在军事界被称为“杀戮链”；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单纯的视觉质量如何加强了关于控制和不对称暴力的特定条件。
仔细观察驾驶员所接收到的信息，其中显然缺少了一个元素：声音。虽然飞行员可以听到地面命令，但却没有与无人机摄像机的微观注视相对应的麦克风。这个由在屏幕上移动的哑巴人物组成的无声世界对我们的图像体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正如米歇尔·希翁在《电影中的声音》中指出的那样，尽管声音或语音很容易被影像吞噬，但它还是构造影像的重要部分。“只有电影声音的创造者——录音师、音效师、混音师、导演知道，如果你改变或删除这些声音，画面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无人机空袭的镜头中，缺少同步的声音使得画面呈现出一个幽灵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是在被杀之前，人们似乎也没有生命。凝视的目光在寂静的上空中盘旋着。无人机行动的批评者所担心的超然感，部分来自于镜头的沉默。
无人机摄像机的角度总是相同的：俯视镜头。根据定义，俯视镜头排除了正反打镜头，即一系列构成面对面对话的正面角度和剪辑。使用了俯视镜头，就杜绝了回视的可能。俯视镜头既不邀请也不允许对象参与其视觉对象。它是“不对称战争”的在电影层面上的同义词。
不对称战争通常指正规军和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但也可以描述任何一方无法进行报复的冲突。施密特在《地球的诺莫斯》（The Nomos of Earth，1950）中对空中力量评估的持久见解是，空中力量使用中固有的技术不平衡，通过增加警务元素改变了冲突。空中力量的引入，将全球诺莫斯中特定空间的转变与武器技术的变化结合起来。施密特有预见性地看到，空战不仅会造成“破坏的技术手段的强化”和“空间的迷失”，而且会加剧不平等的问题，并允许主导方将敌人重新标记为罪犯。施密特明白，空中力量将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那些掌握天空的人可以监督和惩罚那些尚未掌握天空的人。在施密特看来，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既是战争法治化的原因，也是战争法治化的结果。法治化将战争概念化，并成为针对罪犯的警务活动：
双方与武器类型之间都有特定的关系。如果武器明显是不平等的，那么从平等的角度构想的相互战争概念就无法成立了。如果“战争双方都有一定的胜利机会”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对手就会沦为实施暴力手段的对象，而交战双方的对立就会成倍增加。从权力和法律之间的区别来看，被征服者将被归类到到正义战争的大类中（bellum intestinum）。胜利者认为他们在武器上的优势是其正义的标志，并宣布敌人是罪犯，因为“正当的敌人”（justus hostis）这一概念也一并消失了。
对那些没有机会报复的人进行空中轰炸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其在本质上加速了战争成为警务行动、对手成为罪犯或仅仅是暴力报复对象的进程。警务行动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将敌人罪犯化。与空中力量本身共生的高空射击，既产生又巩固了不对称性和犯罪化，这反过来又为暴力提供了道德和法律层面的理由。
无人机镜头的公开与它的影像世界一样值得关注。被认为是机密的袭击视频为什么会出现在YouTube上？是谁发布了这一视频？这些视频片段由国防部通过其国防视频和图像分发系统（vids）网站发布。这些视频在网上的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从评论资料来看，大部分是男性），他们对所描绘的内容进行评论，并相互通报新的发布内容。鉴于这些视频中的鲜明动作和人们对它们的痴迷，一些评论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无人机色情片”。这个令人反感的名称并没有把此类视频等同于色情电影，而是为视频的结构提供了线索。正如色情片迎合了男性的欲望，而所谓的昂贵镜头（money shot）或男性高潮是电影的结构，并将导致它的行动追溯到观众的预期，所以观看无人机袭击录像的特点是对即将到来的爆炸，即袭击时刻的预期。但是，虽然美国对无人机打击的讨论集中在打击的精确度上，但从地面上看，无人机打击的经验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时刻，而是一个结构化的现实。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个现实。
镜头之外
无人机操作员能看到但听不到下面的世界，而地面上的人就恰恰相反。因为无人机可以在3万英尺或以上的高空盘旋，所以下面的人基本上看不到它们。但无人机的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许多来自巴基斯坦部落地区（FATA）的人将这种声音描述为一种低低的、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这是随时可能发生袭击的信号。当地人称无人机为蚊子。由于无人机可以一次监视该地区数小时，而且每一轮监视都可能导致或不导致袭击，因此平民的恐惧和焦虑是分散且长期的。
当无人机袭击的画面作为幻想进入我们的文化时，无人机则作为心理创伤进入了这些地区。在采访中，人道主义工作者、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证明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预期焦虑的发生。最近的研究超越了对伤亡人数的争论，而更彻底地审视了在持续的无人机袭击威胁下的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人们受到了严重创伤，生活在对下一次袭击的持续恐惧之中。“无人机下的生活”是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关于无人机袭击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影响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对许多袭击目击者和幸存者的第一手采访。一位受访者的话几乎揭示了预期创伤的教科书式定义：“天知道他们是否会再次袭击。但他们总是在监视我们，他们总是在我们头上，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袭击。”虽然在法律上，“迫在眉睫（imminent）”一词经常被用于辩护，但在这里，“迫在眉睫”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可怕的含义，并由声音来区分。一名男子将对无人机声音的反应描述为“一股向社区袭来的恐怖浪潮”。在另一份证词中，希沙姆·阿巴拉（Hisham Abrar）说，“当孩子们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时，他们真的很害怕，而且他们一直都能听到它。”
其他遭受多次袭击的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家长拒绝冒险送孩子去上学，部落议会对开会持谨慎态度，商店关门破产。011年4月，一名曾在美国做交换学生的年轻也门作家在参议院作证时，描述了他对无人机袭击的亲身经历：“他们（当地人）不规则地移动着，疯狂地指向天空。根据他们过去遭受无人机袭击的经验，他们告诉我们，在我们上方盘旋的东西，那些看不见并发出奇怪的嗡嗡声的东西，是一架美国无人机。我的心一沉。我非常无助。”
一边是视力，一边是声音。一边是聚焦，一边是扩散。正是这种感官上的分布产生了对精确性的断言和对广泛伤害的否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无人机摄像头的视觉效果远远超出了它制作的视频，构建了更大范围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讨论。例如，在《纽约时报》报道的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退役上校玛莎·麦克萨利（Martha McSully）坚持认为“无人机提供了更多的监督和精确性，因为它们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直到最后一秒才放弃攻击，而且还有指挥系统和律师的监督。”在这里，长时间的盘旋产生了可怕的嗡嗡声，同时也增加了对视觉的监督，将监视与法律审查结合起来。但监督的层次，有效地疏散了声音的世界和声音产生的人际现实；争论这种打击是多么精确或不精确，集中或不集中，仍然是停留在视觉层面。这些专注于伤亡数字的争论，往往在西方的批评评论中占主导地位。虽然行政当局声称2010年8月至2011年7月在巴基斯坦没有“一个附带死亡”的离奇说法已被各组织否认，但关于平民死亡的确切数字仍存在争议。相反，强调分散却长期恶化的生活为平民伤害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定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拆除了无人机的视觉系统，（其意愿做到全知和精确）。它也开始消除对空中力量的一般幻想。
但总的来说，空中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种力量为混乱的地面部队提供了一个整齐的替代方案。飞机可以在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可能派兵的地区开展行动；空中力量为“那些由于财政和战略原因，美国希望缩减其地面部队的地区”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例如，在2010年夏天关于阿富汗增兵的辩论中，拜登计划要求在整个国家进行战略空袭，而不是增加军队）。在这一设想中，正如以前对空中力量的期望一样，有选择的无人机袭击被视为从非洲之角到中亚山区的地面部队的替代。
在现实中，无人机袭击往往需要增加地面支援的基础设施，包括人员、对起降跑道和基地的需求，以及定位目标的情报网络。事实上，无人机是无人驾驶的这一事实具有误导性。无人机本身没有飞行员（它们被正式称为无人驾驶飞行器），但它需要180到200名人员来支持一次战斗空中巡逻。此外，即使无人机可能从数千英里外的基地进行操作，它仍然需要在现行冲突地区附近起飞和降落。从坎大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无人机由内华达州南部的克里奇空军基地操作，中情局的无人机由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操作，但只有在无人机升空后，控制权才移交给克里奇或兰利的操作员。这反过来又要求在全世界建立新的基地和简易机场。
想想2002年在也门对哈雷蒂的打击。在那次事件中，无人机从位于非洲之角的吉布提起飞。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那里的存在急剧增加。到2002年，有一千名士兵驻扎在曾经由法国外籍军团占领的莱蒙尼尔营地，在2002年12月的一次访问中，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预测，这些设施在未来几年内仍将继续运行。自2002年以来，该营地不断扩大，续签了租约，并规划了更多的永久性住房和设施。并非巧合的是，在增加军事存在的同时，非洲之角附近海域也“需要加强警力，打击海盗”。除了在吉布提的基地外，在巴林也有一个反海盗基地，在塞舌尔共和国也有监视无人机驻扎。与哈雷蒂的定点清除事件一样，所有这些地方的人员都被怀疑参与了2009年9月在摩加迪沙南部对萨利·阿里·萨利·纳布汉（Saleh Ali Saleh Nabhan）的定点清除。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个庞大的 "秘密无人机基地群落 "正在迅速发展。关于政府在2011年决定杀死一名美国公民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辩论中，没有人注意到这次打击涉及一个位于中东的未公开地点的新无人机基地，旨在使也门的无人机打击更容易实施。
所有这一切都要以财政和政治作为代价。2004年，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谈到了关于美国全球军国主义的意外后果：“美国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陆上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网络，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形式——基地帝国，它有自己的地理位置，但其地理位置不太可能在任何一所高中的地理课上被教授。”正如伊恩·肖（Ian Shaw）所说，“无人机世界是基地世界的进化。”现在不再有大型驻军基地，而是有更多的小型设施来容纳无人机和它们在本地的操作员。对政治学家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等人来说，无人机并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巴塞维奇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需要更小的全球军事足迹。就像许多早期关于空中力量的梦想一样，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但对于被声音所伤害的平民来说，它们是恐怖分子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