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济内循环解释为以后只要自力更生，是有明显偏差的极端化认识。更为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处理好内外双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深化改革。
2008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曾提出要扩大内需，由此形成的供给侧的响应就是供需的循环。在本质上，扩大内需和强调内循环为主体是一个逻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决策高层首次提注重内循环的概念。
但是与2008年相比，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外部环境变化大，面临着外部更加明显的不确定性和美国意图全面遏制中国的压力。现在美国的打压已经由贸易战逐步上升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有人已在议论局部热战。另外还有全球疫情演变与疫情输入的压力，这些因素对外需影响很大。
外需方面目前面临的困难，主要影响的是贸易领域，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要适当考虑出口转内销；而服务贸易和劳务输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技术输出、资本输出和一带一路等，这些方面需要具体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显然是有必要的。宏观调控有个概念叫“相机抉择”。在“应变”意义上讲，更为注重内循环是现阶段必然要采取的办法。
但从一开始领导人提“内循环”时就强调，注重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完整的说法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双循环相得益彰。同时，我们的应变主动性也会增强。我们要处理好、平衡好内外双循环，前提条件一定是继续坚持全面开放，包括继续努力争取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外需——只不过现在后者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一些。
所以简单一句话，现在更倚重于内循环，是形势使然，是很有必要的。
促进内循环的举措主要包括：
第一，抓好“两新一重”为重点的有效投融资。
在今年两会上，已作出了关于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交通、能源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通盘指导。抓好这些有效投资项目，既是基于我国的投资可用空间扩大内需，又是优化结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促进就业与人民群众收入提高和市场预期向好，是更加注重内循环的必然选择。
第二，优化收入再分配。
要做好内循环，亟需促进国内消费主体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是部分低中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足，大的背景则是收入分配存在结构性问题。
这些年大家都关注收入差距过大，发展中还未能形成足够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所谓中等收入阶层是个模糊概念，但一般来说，有稳定的收入，有不动产，有车有房，有闲暇时间去娱乐、享受的支付能力，这样才叫中等收入阶层，也就是国际上说的中产阶级或阶层，这个阶层的培育和壮大可以使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财产配置趋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也形成一个橄榄形的消费结构——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成员成为中产阶层，便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因为中产阶层有恒产、有恒心，有消费稳定性，也天然地趋向于社会稳定。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讲，现在6亿左右的人口月均可支配收入在大概1000元以下；实际上按照社科院数据严格讲，是月均1089元这个收入水平以下的人，有6亿左右。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社会成员消费支出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目前，在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大概有4亿人左右，但是即使很多已经步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也仍很焦虑，他们感觉自己很难算作中等收入阶层，虽然看起来有房子、有车，但房子和车是要交月供的，收支很紧张，对于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未来预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正面讲，要考虑实施一系列政策，比如政府更多地鼓励创业创新，以及在培育中等收入阶层过程中引导和支持社会成员增加财产性收入，当然这个培育过程，是相对缓慢的。
还有一个相对快的方式，就是通过政府优化收入再分配，实施一些具体政策。以直接税为例，中央说要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这可以给政府筹集更多的资金去扶助弱势群体，优化社会保障，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这是以相对快的方式形成一部分低中端人群的消费能力。
比如，今年高层强调的六保政策，就包含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六保首先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稳定，要落实到非常具体的短期把经济托起来的工作部署。具体措施有很多，对小微企业有财政贴息优惠贷款支持，各个地方政府有各地设计的消费券，能够给市场增温，给企业形成的交易以一些补贴，这些事情在各个地方也都需注重定制化。全国有一些共性的手段，但是各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还要有定制化的通盘设计。不同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优化方案组合。
简言之，14亿人口的消费主体怎么能更好培育起来？中国不能光讲看数字指标上居民人均收入节节上升，还一定要看收入分配结构如何优化。
第三，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市民。
人口向城市聚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所谓工业化推进必然带来城镇化水平提高，现在中国还处于这个过程的较快发展阶段中间，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从农村到城市，要成为常驻人口和市民。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应该努力越来越便捷地让这些农村人口成为市民，而不要形成农民工群体在城里生活很多年、早已经是常驻人口但就是拿不到户籍、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的不良情况。这个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也是矛盾交织、非常有挑战性的，如果处理不好，会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
前些年，已经有这方面的端倪。比如说变相的贫民窟（“棚户区”），赶跑“低端人群”造成的全社会的不安和焦虑。实际生活中可能数字指标上看到老百姓收入提高，但是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不能同步提高。工业化、城镇化怎样成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把握好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发展，一定要结合经济社会转轨，深化户籍改革，支撑公共服务进步，把活力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不重复其他经济体曾经走过的成片贫民窟、一大堆城市病、各种各样社会矛盾纠结的过程。
第四，支持企业做好外贸与必要的“出口转内销”。
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做外贸出口的企业都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时就需要发挥政府为企业服务的作用。政府要想方设法提供信息服务，在尊重市场前提下以合理政策手段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主要还是应侧重一些经济手段，比如说出口再保险——这是财政为后盾的，由此增加一些流动性方面的匹配。关键还是能够使这些政策落实兑现，并帮助企业在公平竞争中面对国际市场风云学习随机应变，必须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市场波动的消化能力，也包括“出口转内销”的必要调整。
第五，继续深化全面配套改革。
解决好上述问题，制度层面的全面配套改革是非常关键的龙头因素。中央高层强调我们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针，在学理上也是非常严谨的。因为供给侧结构改革，首先是制度结构改革，就意味着必须在改革深水期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以制度变革为龙头，打开制度创新带来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潜力释放的空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从制度层面来说，首先需要处理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何让企业这个市场主体真正活起来，如何让政府这个在中国一直占强势的主体，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强调保护各类产权，强调上海自贸区开始就说到的“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这是非常好的概念。
我们看到，中央最近下发文件强调要在要素流动领域、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层面动真格，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把这些举措合为一个配套改革和全面改革的深化，才能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还有更复杂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制度结构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的优化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所谓内循环和外循环就能够更好地相互促进，内循环潜力的释放就能处理得更好，本土成长中的服务业就能跟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信息化，更加有声有色地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