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已经耳熟能详。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主导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解释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于战争起因的解释，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解释，艾利森认为，这与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动机无关，而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崛起国出现利益冲突和战略竞争并不少见，但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是“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真的是由于某个“陷阱”吗？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非源于“陷阱”
如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一个“陷阱”，那么谁是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如果是雅典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说，雅典希望挑起一场战争，摧毁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地位。如果是斯巴达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测说，斯巴达希望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在雅典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就打垮对方。理论上这两种假设都是可能成立的。
雅典是相对力量不断上升的一方，其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时机是站在雅典人这一边的，它为何不继续等待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生变化？从当时形势来看，雅典与斯巴达双方总体上处于基本均势的状态，都没有战胜对方的绝对把握。而且，通过考察战争爆发前雅典的对外政策可以看出，其带有很强的防御性色彩，包括修筑城墙、要求与科林斯（雅典的敌人）过从甚密的波提狄亚（Potidaea）驱逐科林斯官员、颁布墨伽拉（Megara）禁运法令等。简单地说，面对着盟邦不满情绪的日益扩大，当时雅典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它们倒向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不是对外扩张。
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拥有强大的陆军力量，有可能想要先发制人以打击雅典。不过，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导致战争爆发的各种具体争端可以发现，斯巴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盟邦拖下水的。斯巴达一开始并未介入科西拉和科林斯两个城邦的争端，也没有参与雅典和波提狄亚之间的争端，其中的主角是雅典和科林斯。盟邦给斯巴达描绘了一幅雅典欺压弱小、不断扩张的画面，影响了斯巴达人的具体行动。从这个角度说，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可能给斯巴达带来的挑战，确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这些争端并不是斯巴达设计的“陷阱”，同样也不是科林斯设计的。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都同时存在主战派和主和派。斯巴达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提出只要雅典取消对墨伽拉的禁运，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然而，在伯里克利的煽动下，战争还是爆发了。
尽管艾利森和许多学者在讨论修昔底德的论述时，都用的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修昔底德并不一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例如，在何元国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没有使用“不可避免”的说法，只有“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的论述。从修昔底德对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来看，他强调的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对于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从而区别于其他人讨论的原因。这并不能得出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结论。
综上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不是由谁设计的“陷阱”导致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直接原因是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利益冲突。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研究较为粗糙
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会围绕着领导地位产生冲突，从而使得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紧张和困难阶段，这是国际关系的常识。因此，崛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可以说面临某种“风险”，需要小心谨慎地应对，但这种“风险”并不是人为设计并加以掩盖的“陷阱”。雅典和斯巴达在开战之时，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雅典在第一阶段总体上居于明显的优势，只是出于偶然原因对西西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耗尽了国力，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斯巴达的获胜，是由于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不是因为某种精巧设计的“陷阱”。国际关系中的“陷阱”，我们可以理解为故意诱导对方并因此让对方陷入困境，例如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鼓励法国人对外殖民扩张，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陷阱”。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那么它可能成立的逻辑只在于，第三方故意诱导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冲突，导致两败俱伤，进而从中渔利。例如，一战之前，法国肯定希望挑起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果英德友好关系一直延续的话，法俄联盟未必能形成对于德国的压倒性优势。但是，英德关系的恶化本质上还是德国自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即挑战了英国的海军优势，而不是法国设计的“陷阱”成功了。当然，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可以提醒主导国和崛起国不要被第三方所算计，陷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两败俱伤的冲突中去。
艾利森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粗糙的。如上所述，一方面，他对“陷阱”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准确——既不符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也不符合自己的逻辑。艾利森简单认为，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围绕领导地位之间的争夺就是一个“陷阱”。事实上，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风险”而不是“陷阱”。另一方面，对于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略竞争的风险，艾利森的研究远逊于已经基本成熟的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和位置现实主义。
实力转变理论对于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要更合理、深入。实力转变理论首先说明了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实力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和技术扩散），并且表明这种实力的转变可能导致双方的冲突，但前提在于崛起国是否不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由于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商业和农业，因此雅典由于控制海上贸易以及接受盟邦的贡赋，变得日益富裕起来。雅典控制更多的城邦，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自然与斯巴达的国际秩序利益形成根本冲突。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在一种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下，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国际秩序竞争已大大减弱，例如，英国和美国都能够在自由贸易中受益。因此，实力转变理论并不认为相对实力的变化就一定会导致冲突，关键还在于双方是否围绕现存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矛盾。而且，考虑到核武器因素的存在，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消失。
除了实力转变理论以外，位置现实主义也对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大国首先应该准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追求合理的位置。与国际秩序相关的位置性利益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规则利益和权力利益。规则利益指的是国际资源的分配规则，而权力利益指的是发言权和决策权。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崛起国都是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因此自由贸易的规则对它们来说是基本有利的，与主导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权力利益相对于规则利益来说是次要的。考虑到主导国的实力基础、盟友支持以及双方实力转变的发展趋势，崛起国没有必要成为争霸国。
总的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概念。如果它对于学界有什么启发性的话，那就是强调了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位置性冲突，以及需要警惕第三方制造“陷阱”、激化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位置性冲突以从中牟利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