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雷默（正方）：
400年来，国家一直是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但随着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开始变化。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和推特等少数几个跨国科技巨头已经在社会、经济和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也是如此。越来越多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地缘政治，而科技公司处于主导地位。欧洲也希望参与其中，但欧洲科技公司的规模或地缘政治影响力都不足以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抗衡。
此前，大部分对美中技术竞争的分析都停留在国家主义范式，将科技公司比作步兵，游走于国家间冲突。事实上，科技公司不仅仅是政府的工具。国会叛乱案中，这些科技公司并没有受托于政府或执法部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
这些营利性公司控制内部代码、服务器和规则，重构原本由政府主导的世界格局。他们掌握的技术和服务器具有巨大影响力，足以推动下一次工业革命、决定各国如何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创造未来工作，甚至重新定义社会契约。
如今，那些世界大型的科技公司们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在政府监管部门乏力的数字空间领域，这些科技公司能迅速扩张，并获得某种形式的主权。他们有更多资源参与地缘竞争，却受到诸多限制。
科技公司正在重塑过去由政府运作的全球环境。政治学家结合二者元素，用“民主”“专制”和“混合政体”等术语将不同政府区别开。然而并非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科技公司们的地缘政治态度和世界观受到三大力量推动：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
这些类别阐明了大科技公司们在努力塑造全球事务时所面临的选择。我们是继续生活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互联网世界，科技公司始终服务于其所在国家？还是大型科技公司果断从政府手中夺取数字空间控制权，摆脱国界限制，成为真正的全球力量？抑或是，技术精英将取代国家政权，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这些新地缘政治参与者相互竞争，将决定21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科技巨头虎视眈眈
科技公司的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们将与政府展开地缘政治角逐。它们使用的技术工具在全球事务中是独一无二的，政府很难控制科技公司。过去私营企业也曾在地缘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东印度公司和石油公司。
但就其世界影响力，早期的巨头公司永远无法与当今技术公司相提并论。如今，科技公司不仅可以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充当政治掮客，还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水平、国际关系。
首先，他们并不只在物理空间中运作或行使权力。他们将地缘政治范围扩展至数字空间，并施加影响。这几乎影响了公共、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在今天的许多民主国家，政客在脸书和推特上吸粉能力，直接等同于其吸纳政治捐款和获取政治支持的能力。这也解释了科技公司将特朗普社交账号封锁的影响如此之大。新一代企业家要想开展新业务，绝对少不了亚马逊、虚拟主机、苹果应用商店、脸书广告和谷歌搜索等工具。
科技公司不仅主导人们在数字平台的行为，他们也在重塑互动方式。脸书app的消息通知会向用户大脑传递多巴胺；谷歌的人工智能算法会在您输入时算出整句话；亚马逊搜索弹出的产品会影响您是否购买。
科技公司指导人们如何度过时间、追求什么样的职业和社交机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相继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这种力量将会增强。
第二，相较于过去的巨头产业公司，科技公司不断提供现代社会所需的全系列虚拟和现实世界产品。过去，私营企业只是在医药、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但当今高度数字化的经济依赖于更复杂的商品、服务和信息流。
目前，只有阿里巴巴、亚马逊、谷歌和微软这四家公司满足了全球对云服务的巨大需求。疫情期间，云服务能让人们继续工作，孩子们继续学习，成为一项重要数字基础设施。
5G网络、人工智能和大规模物联网部署将创造新机遇，传统行业能否有效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了它们的未来竞争力。目前，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服务提供商严重依赖云服务基础设施。不久后，汽车、流水线和城市也将如此。
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不仅拥有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和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还涉足医疗保健、药物开发和自动驾驶领域；亚马逊庞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网络满足了数百万人的基本消费；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主导着支付系统、社交媒体、视频、电子商务和物流。
他们还投资重要政府项目，旨在带来新兴市场所需的海底电缆、电信网络、云存储和应用程序。
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仅向政府和其授信的国防承包商开放，如今，私营技术公司也开始涉足国家安全。去年，微软抢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发现并拦截了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当然，私营企业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
冷战期间，美国国防公司洛克希德公司被认为“过于庞大而不能倒”，但它也仅仅为美国政府制造战斗机和导弹，并没有操作空军或监管天空的能力。如今，大型的科技公司正主导构建数字世界并同时监管这个世界。
科技巨头对民族国家的侵蚀并非不可避免。各国政府正采取措施驯服不守规矩的数字领域巨头，科技行业正面临多方面的政治和监管反弹：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处以天价罚款；欧盟强化监管大型科技公司；美国众议院提出众多反垄断法案；印度对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持续施压。
此外，科技公司无法脱钩于物理空间，仍受到国家支配。科技公司构建的虚拟世界，需要依靠代码，而这些代码又坐落在政府治下的数据中心。它们受国家法律约束，如果违反规定，可能招致罚款或其他制裁，网站会被封锁，它们的高管也会被逮捕。
技术变得复杂，数字空间不断扩展，过时的法律越来越影响国家和监管机构的约束能力。脸书每月有近30亿活跃用户，谷歌的视频流媒体平台YouTube每天播放的视频超过 10亿小时。截至2020年，YouTube创造并存储了超过640亿TB的数字信息，足以填满约5000亿部智能手机。
下一阶段，汽车、工厂将能和整个城市连接互联网传感器，进行数据交易。数字领域的发展，国家无法进一步控制它。同时，如果政府严厉打压，可能导致科技公司停止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国家就有可能自食其果。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在部署能监控数字空间的复杂系统：美国的间谍机构建立梯队监控系统来监控全球通信。但是这样的系统无法监控所有事情。政府对未删除非法内容的企业提出罚款，这只能触及表面而不能伤其根本。政府如果做得太过分，自身的合法性可能受到质疑。
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受到广泛喜欢。2021年2月的盖洛普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赞成严格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公共关系咨询公司Edelman发布的年度信任晴雨表显示，疫情期间，全球逐渐对包括社交媒体公司在内的科技公司丧失信任。
但是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难以统一支持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态度。国会行使职权受阻，硅谷具有强大的游说力量，制约数字巨头的新法规可能无法提上日程。欧洲则不同，缺乏本土的云计算、搜索和社交媒体集团，他们可以轻易制定强有力的法律。
政界人士都在试图瓦解科技公司的权力，令其服务于国家事项。然而，国家本身也需要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改善人民福祉。政客们能否成功还远未确定。
国家的反击
当今地缘政治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瓦解或打压大型科技公司的同时，能否抓住下一阶段数字革命的机遇，还是会适得其反？相比美国和中国，欧盟有更大的主权发展数字空间。
2018年，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限制个人传输数据到欧盟成员国以外地区，对未能保护欧盟公民敏感信息的公司处以巨额罚款。
欧盟有影响力的成员国，如法国，也呼吁制定技术集中的产业政策，投入数十亿欧元的政府资金，鼓励采用新方法来汇集数据和计算资源。欧盟希望基于“欧洲价值观”，创立新的云平台开发替代方案。
这是一场豪赌。欧洲希望以此遏制科技巨头并掀起欧洲创新浪潮。但如果事实证明，只有最大的技术平台才能集结资本、人才和基础设施，开发并运行科技公司，那么欧洲只会加速其地缘政治衰落。
这场赌局的结果在于：欧盟所扶持的大型云平台是否可以推动创新；或者在更严格的政府监管下的公司，是否仍然可以生产出全球领先的尖端数字基础设施。
大规模创建和维护数字空间成本非常高。Alphabet、亚马逊、苹果、脸书和微软在2019年共投入1090亿美元用于研发。这大致相当于德国同期的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总额，也是英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当年支出总额的两倍以上。
欧洲国家想要更好控制技术部门，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然而，资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难以聚集多领域人才，包括设计、维护、运营和发展复杂的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程序。
要想在云计算或半导体等领域取得并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不仅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财务和人力资本，还需要与全球供应链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
今天的现代半导体工厂每家的成本超过150亿美元，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来建立和运行它们。世界领先的云服务提供商每年在研发上投入数十亿，将利润重新投入研发，希望不断改进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未来十年我们将见证，政治融合了虚拟和现实会发生什么变化。政府和科技公司将在虚拟和现实领域争夺主权。
科技巨头的模式分歧
科技公司的发展方向有很大分歧。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常常在同一家公司中共存。哪种观点占主导地位都将对全球政治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坚持全球主义的公司通过国际运营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这些公司包括苹果、脸书和谷歌，它们创建并填补了数字空间，其业务存在和收入流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腾讯等公司在将目光投向全球增长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中脱颖而出。随后，它们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开设公司，与当地公司激烈的竞争。
第二，坚持民族企业方向的科技公司明确地与本国政府的重要项目保持一致。这些公司在各个重要领域与政府合作，包括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它们向政府出售产品来获得巨额收入。今天，即使是奉行全球主义的美国公司也感受到了“国家冠军”模式的吸引力。微软是代表之一，该公司在维护数字空间、打击国家行为体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亚马逊和微软也在竞相向美国政府提供云计算基础设施。
第三，技术乌托邦主义公司，主要是那些由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所领导的公司，他们认为科技不仅是全球的商业机会，而且是人类潜在的革命性力量。这些公司CEO的个性和抱负比公司本身的运营，更值得关注。全球主义者希望政府不要干涉他们，并为全球贸易保持有利的条件，而国家的“冠军企业”看到了从国家身上赚钱的机会，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展望的未来是，自17世纪以来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已被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
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是最知名的例子，他雄心勃勃地想彻底改造交通工具，把电脑和人脑连接起来，并通过殖民火星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他也在为美国政府提供太空运载能力，但他主要专注于主宰近太空轨道，并创造未来，让科技公司帮助社会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
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有类似的倾向。如果维塔利克·布特林和建立在他的以太坊生态系统之上的企业家们如愿以偿，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以太坊是继比特币之后世界上第二大受欢迎的区块链，正迅速崛起成为新一代去中心化互联网应用的底层基础设施。
以太坊的设计包括智能合约，它使交易各方能够将经营条款嵌入到难以更改的计算机代码中。企业家们利用这项技术打造新业务，包括博彩市场、金融衍生品和支付系统。
尽管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创新都在金融领域，但一些支持者认为，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将成为开启下一个大飞跃的关键：元宇宙，一个增强和虚拟现实的地方，下一个数据网络以及去中心化的融资和支付系统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真实和身临其境的数字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社交、工作和交易数字商品。
我们的数字未来
随着科技公司和政府就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进行谈判，美中两国的科技巨头将在三种地缘政治环境可能性中运作：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至高无上，奖励国家冠军；一种可能性是企业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赋予全球主义者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
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的“冠军企业”获胜，国家仍然是安全、监管和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新冠大流行等系统性冲击和气候变化等长期威胁，加上公众对科技公司力量的强烈反对，巩固了政府权威，使其成为解决全球挑战的唯一力量。
美国奖励那些部署资源支持国家目标的“爱国”公司。政府希望为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契约的其他组成部分提供新一代技术支持服务，将提高其在中产阶级选民眼中的合法性。
威权政府加倍培育“国家冠军”，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同时在巴西、印度和东南亚等重要的全球波动市场争夺影响力。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发现，平衡好自己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要困难得多。欧洲是最大的输家，因为它缺乏有财力或技术手段的科技公司来对抗这两个大国。
随着欧盟推动数字主权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美中冷战使科技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首要任务，欧洲科技行业别无选择，只能遵循华盛顿的议程。
与此同时，互联网日益碎片化的特性使得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运营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数据、软件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因法律和政策障碍而无法跨境移动时，或者当美国和中国公司制造的电脑或手机无法相互通信时，就会增加公司的成本和监管风险。
亚马逊和微软或许更容易适应这种新秩序，因为它们已经在应对越来越大的国家安全压力。这两家公司已经在为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云服务方面展开竞争。但苹果和谷歌可能会发现，与美国政府合作更令人不安：前者拒绝了政府破解加密智能手机的要求，后者退出了与五角大楼的图像识别项目。
如果Facebook被视为为外国虚假信息提供了平台，而又没有为政府提供有用的资产，那么它可能会经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将是一个地缘政治上更加动荡的世界，战略和技术分歧的风险更大。台湾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美国和中国公司继续依赖台积电作为尖端芯片的主要供应商。
在第二种情况下，国家坚持了下来，但处于一种削弱的状态——这为全球主义者铺平了道路。由于无法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监管机构接受了政府将与科技公司分享数字空间主权的观点。
大型科技公司打破了削弱其海外业务的限制，称市场机会的丧失将损害创新，并最终损害政府创造就业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公司不接受技术冷战，而是向政府施压，要求它们就一套共同规则达成一致，以保护硬件、软件和数据的全球市场。
苹果和谷歌可能会从这个结果中获益最多。苹果可以继续为旧金山和上海的精英提供自己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主导的互联网之间做出选择。谷歌的广告收入模式将会兴旺发达，因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都在消费那些将个人数据商品化的产品和服务。
全球主义的胜利也将有助于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阿里巴巴。TIKTOK将可以免费向全球观众提供“病毒视频”（像病毒蔓延一样分享传播而爆红的视频），增强其人工智能算法和全球收入。全球主义者需要稳定才能在未来十年取得成功。
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将继续脱钩，迫使他们在一场经济战争中选择立场，这将给他们的业务全球化努力增加障碍。如果美国和中国认定，过度监管有可能削弱创新，它们的命运才会得到改善。
一个全球主义主宰一切的世界，将使欧洲有机会重申自己精明官僚的角色，能够设计出允许科技公司和政府在数字空间共享主权的规则。
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人们经常预测的对国家的侵蚀最终应验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利用了人们对政府未能创造繁荣和稳定的失望，将公民吸引到数字经济中，使国家不再处于中间地位。
人们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心正在减弱——甚至崩溃。监管机构无法控制加密货币，它们获得广泛接受，削弱了政府对金融世界的影响力。中央集权的瓦解使世界大大降低了应对跨国挑战的能力。
对于拥有远大抱负和相应资源的技术梦想家来说，爱国主义变得毫无意义。Facebook取代了公共广场、公民社会和社会安全网，创造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货币，并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一个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发号施令的世界，其含义是最难厘清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太习惯于认为国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行动者。政府的阻碍越少，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就越有能力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政府不会不战而败。
崭新的数字世界
上一代人的互联网，基本前提是它将加速全球化，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改变了经济和政治。许多人希望，数字时代可以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
今天情况不同了——权力集中在少数大科技公司手中，以美国、中国和欧盟为中心的权力集团相互竞争的干预，导致了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数字图景。
这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影响也将同样深远。目前，大的科技公司们正在评估如何最好地定位自己，以应对美国和中国旷日持久的竞争。美国认为，其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自己被其技术专制的对手取代。大型科技公司将谨慎行事，以确保不会进一步加剧政府失去权威的不安全感。
但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这些公司将更加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如果它们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不可或缺的公司”，这些国家的“冠军企业”将争取比竞争对手更多的政府补贴和优惠待遇。
全球主义者会辩称，如果各国政府闭关自守，采取“地堡心态”，它们将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美国的全球主义者会注意到，亚洲和欧洲的大公司，远没有离开中国，正在加强他们在那里的存在——华盛顿将美国公司赶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只会伤害自己。
为了防止人们指责他们把自己的底线置于国家安全之上，他们会辩称更深层次的脱钩将阻碍美中在跨国挑战上的合作，比如流行病和气候变化。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很乐意静静等待时机。当“国家冠军”和全球主义者为“谁将塑造政府政策”而争斗时，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将利用传统公司和去中心化项目，如以太坊，来探索数字空间的新前沿，如元宇宙。
当美国政府时不时地把他们拉到国会面前谴责他们时，他们会采取最小的措施来安抚政策制定者，但会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破坏华盛顿的任何努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灭亡、政府终结和边界瓦解的未来。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预测在今天比在90年代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把大型科技公司说成是政府可以在地缘政治棋盘上随意摆布的棋子，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它们本身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只有更新我们对他们地缘政治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崭新的数字世界。
斯蒂芬·沃尔特：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原文刊登于11月8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斯蒂芬·沃尔特（反方）：
物理空间是必需的，数字空间是可选的
原因要从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根本区别说起。物理空间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形的：是空气、水、食物、耕地、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建筑环境。
物理空间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没有它，人类将无法进食、呼吸、生育、穿衣和居住等等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地方坐下来插入设备，人们就无法上网或玩虚拟现实游戏。
我们不可避免地依赖自然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争夺领土、控制航道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设立边界并设计如主权之类的制度，来规范我们所处的可居住区域的政治权力。更明显的是，物理空间的不可或缺性是当今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如此突出的原因。
相比之下，数字空间中没有东西对人类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数字空间是有用的、无处不在的、有吸引力的、方便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改善生活，但这不是必要的。
人类繁衍到近80亿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人现在享受着足以让他们祖先震惊的物质水平。人们在没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Facebook和任何其他数字空间元素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
此外，正如布雷默所说，“科技公司无法将自己与物理空间脱钩”，科技公司的设备总是需要建立在主权领土上。服务器必须位于某地并连接到现有的电网。编写算法、接听求助热线或填写订单的员工必须在受政权约束的特定地点生活和工作、吃饭和睡觉。
亚马逊可能在云端运作，但它也依赖运输车队运输商品。即使是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也必须在真实存在的国家边界内，根据当地法律建造他们的容身之处。
我的观点是，不难想象没有数字空间的人类生活，回想我们几十年前的生活就可以。但是难以想象如何生活在没有物理空间的环境中，这像是将我们带入科幻小说。
如果马斯克对火星殖民地的幻想能够实现，火星将成为一个遥远而微小的出路，依赖于来自地球的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且很可能住的是机器人，而不是人。
这并不是否认数字领域的重要性。如果明天数字空间崩溃，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传统邮件、模拟设备和其他数字化前的经商方式，但文明不会崩溃，人类可能会迅速适应。
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我们政治话语的文明程度——甚至可能会提高。相比之下，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物理空间的生物圈或其他基本特征，我们就完了。
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政府决定做什么，如今的数字空间都不会崩溃，没有人真的想要粉碎服务器并将我们带回模拟世界。真正的问题是数字空间将受到多少监管以及受到监管的方式。
尽管对谷歌、苹果和Facebook施加限制可能会使它们的利润略有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创新进度，但不会让它们破产。监管人工智能或其他数字工具可能会阻碍一些技术自主带来的好处，但它不会让所有发展停摆。
当安全、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之间需要权衡时，这一权衡显然存在，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技术创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权。
为什么国家会赢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政治形式。自1945年以来，独立国家的数量稳步增长，不同族裔或民族渴望只有自治才能带来的安全和自主。有些国家没有很好地保护自己的人民，但大多数国家在保证基本安全方面做得很好。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灾难性天气事件——人们不会打电话给蒂姆·库克或谢尔盖·布林（Google公司创始人之一）来解决问题，而是会向政府寻求帮助。
即使在今天，公司、银行、非政府组织和大型科技公司最终都会受到政府的制约。如果公司享有某些特权（例如有限责任、法人身份或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的保护），那也是因为政府已授予他们这些特权。华为无法获得所需的芯片是因为政府决定禁止芯片卖给华为。
国家还控制着终极武器：武力的合法使用。
没有任何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像国家一样的权力和忠诚度。如果Alphabet的领导人试图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会被捕。Facebook 的大部分用户不会拿起武器来保护扎克伯格免受政府监管。
简而言之，大型科技公司并没有像国家所拥有主权一样的权力，我指的这种权力是保护自己做任何需要的事的权威和能力。在国际政治的自助型世界（self help world）中，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违法并做着可怕的事情。没有大型科技公司有这样的能力。
科技巨头真的不同吗
如今的科技巨头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僵化、腐败和无知的政府将无法或不愿迫使大型科技公司循规蹈矩。但历史表明，一定程度的怀疑是合理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雷蒙德·弗农、理查德·巴纳特和罗纳德·穆勒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对民族国家施加很大的限制，弗农最著名的书是Sovereignty at Bay，这一论点小瞧了美国权力及其所鼓励的自由秩序在促进跨国公司业务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即使是现在，各国仍在打击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用来增加利润的避税地点和会计伎俩。
再往回看一点，20世纪初期，美国钢铁公司和今天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占1901年美国钢铁产量的三分之二。建造铁路、制造汽车、建高楼，都难免要和美国钢铁公司做生意。
尽管美国钢铁公司多年来游说以避免政府监管，并获得大量政府补贴，但如今该公司在国内钢铁消费份额仅为8%。一些现在在数字领域的科技巨头是否会有类似的命运？
我们回顾一下当今数字媒体巨头的前身：广播电视。1950年，几乎没有美国人拥有电视机；到1960年，80%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除了仅有的几个公共电视台，你可以在电视机里观看的内容仅来自三个大型公司：NBC、CBS和ABC。如果你想从电视机里看新闻，你只能从这三个主流来源中看到。
今天，大型科技公司对美国人的知识和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真的不同吗？
布鲁克·马斯特斯在《金融时报》上提供了另一个警示性的故事。19世纪，美国的营利性铁路公司在他们所服务的地区掌握垄断权：新火车站可以创造城镇，关闭火车站可能摧毁这些城镇。运费的变化决定了企业是否盈利。
这些强大的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与国家监管作斗争”，但国会最终采取了行动，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Commission），并使铁路公司遵守法律。
布雷默认为，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将更加困难，技术上也更具挑战性，我同意这一观点，这也意味着监管不当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中国已经对巨型科技公司进行了严厉打击，普京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美国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一样如此严厉打击，但在政界，人们很明显想让这些科技公司服从监管。就在上周，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密切，拜登政府仍将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NSO Group列入黑名单。
科技公司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因为各国都在建立他们在数字空间中的权威。请记住：对数字空间进行监管并不意味着将其完全消灭，不意味着使大公司无利可图或结束该领域内的所有创新。
得当的、更严格的监管可以通过打破限制性垄断来促进创新，同时使整个社会免受大型科技公司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种负面影响的严重性。
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如此。供电、内燃机、航空旅行、免疫、原子的利用和人类基因组奥秘的揭示也是如此。
这些科学或技术革命都没有改变地缘政治，或者使边界变得无关紧要，也没有将数十亿人从某一国家的公民转变为世界公民。也许我缺乏想象力，无法看到布雷默认为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转变，但我赌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
很少有公司能存活一个世纪，但事实证明，国家和民族能存在很久。我无法亲眼所见，但我敢打赌，2100年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将仍与今天非常相似。具体而言，所有类型的非国家行为者——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
（伊恩·布雷默一文译者：田雪琪、陈灼莹；斯蒂芬·沃尔特一文译者：朱博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