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21年11月10日发布了2021年10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数据。CPI同比上涨1.5%，PPI同比上涨13.5%，“剪刀差”（PPI与CPI同比涨幅差距）达到12%，再创历史新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何理解这么高的剪刀差？如何看剪刀差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企业经营者和政策制定者又应该如何应对？
一、剪刀差的经济学逻辑
CPI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衡量了居民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终端产品（含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衡量了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指数。需要注意的是，在 CPI和PPI的统计中都剔除了各种中间商品的价格，以避免重复计算。
从宏观角度看，如果把整个国家的生产经营活动看成一个大工厂，那么CPI就是这个大工厂生产的社会商品和劳务的终端价格，而PPI就是这个大工厂的生产成本，于是CPI与PPI之间的差额就是这个大工厂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利润空间。
粗略地来看，当CPI高于PPI时，说明全社会商品劳务制造企业平均来看是赚钱的；当PPI高于CPI，说明全社会商品劳务制造企业平均来看是不赚钱的，而实体企业不赚钱的时期就是经济的低谷期。
二、2008年以来的剪刀差动态
2008年1月-2021年10月CPI与PPI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和作者计算
从2008年1月至今的CPI与PPI同比增长率来看，中国出现过四次剪刀差如下：
1、2008年5月-2008年10月：2008年出现了CPI和PPI增速双双大幅度跳水，同时CPI增速的下降幅度大于PPI增速；而2009年2月-2009年10月间，CPI和PPI增速同时为负，表现出金融危机中的通缩特征（物价指数降低）。
2、2010年1月-2011年9月：“剪刀差”持续时间将近两年CPI和PPI共同上涨，这源于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于2008年实行的4万亿刺激计划的后续影响之一。此后中国采取通过各种调控措施，使得PPI持续低于CPI。从2011年9月-2016年9月长达6年的时间，CPI高于PPI，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实体企业都有钱赚。
3、2016年11月-2018年11月：“剪刀差”持续两年之久
这段时间就是所谓的“三期叠加”的典型表现期，即宏观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措施消化期。
4、2021年1月至今：“剪刀差”不断创历史新高
从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中国出现了CPI增加但PPI降低的情况， 2020年2月因新冠疫情隔离措施的持续影响，CPI和PPI增速开始双双下降；到了2020年6月，因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国际航运价格以及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PPI开始大幅度上涨，而这时中国CPI增速依旧处于下跌状态。2021年1月开始，CPI增速一度为负，并保持低于1%的水平徘徊，但是PPI大幅上涨，反超CPI形成剪刀差，到2021年10月PPI增速达到历史最高位13.5%，而CPI依旧在低位徘徊。
目前，此轮剪刀差已经持续一年，而且从2021年6月开始逐月攀升，持续超过历史最高记录（2017年2月的7%），屡创新高，在2021年10月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无论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疫情中缓慢恢复的全球供应链来看，尚未见到剪刀差的反转趋势，因此本次剪刀差的持续时间很有可能创记录地超过历史上最长的两年。
三、“剪刀差”说明了什么
首先由于生产成本增速远远高于最终产品价格的增速，很容易推出，整体而言，生产社会商品和服务的实体企业不赚钱，日子不好过；
其次，剪刀差持续以及持续了将近一年，并且2021年下半年以来剪刀差在持续扩大，而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此次剪刀差很可能还要持续；
再者，由于CPI衡量了社会商品和劳务的总体价格，而PPI衡量的是生产社会商品和劳务的成本，这两个价格指标没有反映大量介于初始原材料与终端产品之间的中间产品价格，然而中国国民经济中大量企业就是做中间产品的。
因此，CPI和PPI剪刀差的影响必然在中间产品生产商逐层传导中影响递减，越靠近CPI的行业日子越不好过，因为价格不涨，而越靠近PPI的行业日子会越好过，因为价格上涨。
也就是说，涉及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商品和劳务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例如，旅游、餐饮、超市、航空、非耐用消费品等；而偏向原材料或社会初始成本的生产企业日子会不错，例如，石油、煤炭、航运等。
最后，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趋于停滞的状态下，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好通货膨胀率，避免出现滞胀的情况。剪刀差的幅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出现滞胀的风险就越大，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可能面临两难处境。
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的成因有二。
一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PPI的价格上涨迟早会引起CPI的价格上涨，引起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例如石油价格上涨，引起化肥价格上涨，导致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饲料价格上涨，肉食价格上涨，导致CPI上涨，这只是最长的风险传递线路，可能需要一个生猪饲养周期。由此可见，大幅剪刀差确实具有形成滞胀的风险。
二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目前因经常项目顺差较多，且国外宽松货币，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一旦人民币升值，将降低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影响中国出口。如果中国也采取宽松货币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而社会生产尚未真正恢复，就会引发CPI价格上涨，形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从而引起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滞胀风险。
综上所述，在目前剪刀差超高的环境下，防止滞胀将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然而，单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么针对通胀问题，要么针对经济增长停滞的问题，单一简单的措施都可能顾此失彼，需要考验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整体判断和“组合拳”的智慧。
四、面对剪刀差的对策要点
首先，目前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还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继续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防疫措施需要更加精细化，减少疫情对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持续损害。
从统计数据来看，每次疫情的局部反弹都引起了中国GDP增速的明显下降，可见疫情局部反弹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损害是非常明显的。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仍是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随着疫苗的普及和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研发成功，在保证疫情防控的情形下，需要动态调整防疫措施，因时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式的防控措施，降低防疫措施对生产消费造成的杀伤。
这是对各个地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如何将疫情防控工作做到更加精细化、人性化？如何降低疫情防控的社会成本？我们已经看到，当局部地区出现疫情反弹时，不同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是有较大差异的，有的地方政府后知后觉，一旦发现则简单粗暴地扩大化，对本地和周边地区损害明显；有的地方政府则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现苗头则及时处置，做到精细化、人性化，尽量减少疫情防控的社会成本。
由于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步调不一致，疫情必将是长期性的，我们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适应长期疫情威胁。中国互联网技术、移动支付和快递服务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能够更好地适应疫情长期存在的“新常态”。
同时，在疫情期间，很多政府公共服务都迅速转向网上办理，政府跨部门信息互通的转变速度远高于以前若干年的总和。但从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角度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对于生产生活的非接触便利化的各类改进措施，有必要在政府引导下加快改进。
其次，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期，2019年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指明了800多个鼓励性行业，400多个淘汰类行业，200多个限制类行业，这是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变化较大的一次。因此，如何通过合理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如何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风险特性建立融资平台，设立合理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功能，让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退出，让真正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拓展技术前沿的科技创新企业获得融资，这是制定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再者，如果从CPI与PPI角度来看调控措施，那么着力点在于提高原材料、能源生产行业和粮食生产的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例如，通过提升国内石油开采能力和国内煤炭开采运输能力，提升国内能源矿产开采量和生产效率；通过发展新能源汽车、以煤炭发电替代进口石油；减小或停止低利润的国产钢铁出口，来减小中国能源矿产消费量；推进国内农业生产转型，基于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以及农业机械化的趋势，通过推动土地集中的“大农业”模式，提升国内粮食产量和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在面对全球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确定性，创历史新高的“剪刀差”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托马斯·萨金特和拉尔斯·彼得·汉森近三十年关于经济决策稳健性（Robustness）的研究表明，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还是微观生产经营决策者，在充分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经济环境的前提下，基于可能出现的最差的情形做出最好的决策，这样才能避免出现灾难性的结果，使得经济更具韧性，抗风险能力更强。一般而言，不考虑不确定性的决策往往更加激进和极端，其负面影响程度也会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因此，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现阶段，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宜稳健不宜激进，宜精细不宜粗放，宜“摸着石头过河”不宜“迈大步急转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