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
1949年至今，总的来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世界银行关于各国人均GDP数据始于1960年，中国当年人均GDP按当时美元汇率计算只有约89美元。2020年，该数据已经增至约10435美元。即便考虑汇率和美元价格因素，中国人均GDP也实现了巨大的增长。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阶段，大体上是前30年和后40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增速较低。按照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中国该时期的增速不到日本、韩国的三分之一，甚至仅为巴西的二分之一，是低增长的30年。从1979年开始，中国跨入了40年的高增长。中国该时期的增速不仅数倍于日本和巴西，甚至超过了东亚增长明星韩国，是高增长的40年。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增长，不少经济学家和媒体最近几年都在讨论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议题。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跟高收入国家尚有很大差距。双方的分歧其实主要是关于高收入的标准。按世界银行最新的标准，低、中、高收入的两条界线分别是1046和12695美元，所以，目前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2695美元。根据这一标准，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增长，就即将迈过高收入的门槛。
但实际上，人均GDP12695美元的高收入标准，在全球各国的发展排序中，就好比是在百分制中把67分定义为“高分”。从数量上看，在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约70个国家就达到了这一“高分”标准。如果“高分”的标准提高，比如把百分制中的90分定义为“高分”，那么关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标准就要高得多。
世界银行202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经合组织（OECD）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均值是43950美元。就这一标准来说，只有达到人均GDP40000多美元，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收入国家。如果取整40000美元、把40000美元定义为高收入，那么中国离这个高收入标准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时间上又可以区分为前30年低增长和后40年高增长两个阶段，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的国家。
如何理解中国下一步的挑战？
如果要迈向高收入国家、要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中国就要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但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持久增长与繁荣从来就不是常态，而是特例。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1800年以来的事情，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各地的经济增速都是非常低的。从空间上看，即便是工业革命之后，全球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更多国家要么只能实现较低的经济增速，要么就在增长与停滞之间徘徊。
过去几年，国内学界曾热议“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实，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不少国家与中亚地区的不少国家，像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金）、津巴布韦、阿富汗等，它们最近60年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还面临着衰退。这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就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案例则来自拉丁美洲地区。拉丁美洲曾在从1850年到1950年一个世纪中实现了高增长。像当时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韩国，是后发展世界的明星国家。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曾位列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10个国家行列。但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拉丁美洲总体上就陷入了慢增长的经济周期。从数据上看，1950年至今，阿根廷只增长了120%左右，委内瑞拉则几乎没有增长——原因在于该国2010年代以来出现的严重衰退。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以《阿根廷的悲剧——一个世纪的衰落》为题，刊发专文探讨这种现象。
此外，其实还有一个陷阱是高收入陷阱。1990年代以后的日本就陷入了高收入陷阱。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惊人，大体上增长了8倍左右，而美国同期只翻了一番多。因此，日本的人均GDP到1991年已经很接近美国的水平。当时，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超过美国。但从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速就下来了，甚至仅为美国经济增速的一半左右。当然，这里的估算是基于美元价格的人均GDP，日元与美元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这种估算。但无论怎样，美国经济最近30年的表现要优于日本，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样，日本将很难实现对美国人均GDP的超越。
上述讨论所揭示的是，一个国家在任何经济增长阶段上都有可能陷入停滞，过去的经济增长并不代表未来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需要警惕自满心理，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等收入陷阱。这是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
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意味着什么？
既然真正的高收入意味着人均GDP40000美元，假如中国以人均GDP40000美元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怎样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呢？我对此进行了粗略的估算，有如下简单发现：
第一，如果以2020年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作为起点，中国维持人均GDP7.2%的年均增速，相当于每10年翻一番，大约需要20年时间，就是从2021年到2040年；
第二，如果降至人均GDP4%左右的年均增速，相当于每18年翻一番，大约需要36年时间，就是从2021年到2056年；
第三，如果降至人均GDP3%的年均增速，相当每24年翻一番，大约需要48年时间，就是从2021年到2068年。
中国的人均GDP增速越低，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就会越长。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今天高收入国家组大概率上仍然会维持它们的经济增长。若这些国家能维持人均GDP2%左右的年均增速——即便这个增速不是很快，一个2020年人均GDP40000美元的国家20年、36年和48年后的人均GDP将会达到59600美元、81600美元和103600美元。所以，即便中国能实现人均GDP40000美元，但到那个时候，中国跟这些国家还会有相当的差距。只是说，越快实现人均GDP40000美元的目标，中国跟最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就会越小。
问题是，中国能否在人均GDP10000美元的基础上再维持高增长或适度增长呢？或者说，中国应该如何继续维持高增长或适度增长呢？这既是一个逻辑问题，又是一个经验问题。这里首先要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做简单的考察，然后看看我们从中能否得到某些关键启示。
就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来说，过去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如今成为了一个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究竟经验为何？一篇短文难以展开系统论述，但择要而言，大体上是四条主要经验。
一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突破当时已有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特别是，像“两个凡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如果不突破这些束缚，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
二是中心转移。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党。
三是市场改革。具体而言，中国这一时期大力推动了产权改革与资源配置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
四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跟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总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不仅意味着国际贸易和来自境外的投资，不仅意味着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大规模输入，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对国际规则的接纳，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跟国际接轨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许多本土企业——包括今天非常成功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起初都是借助这个全球共享的市场和知识网络发展起来的。像华为、腾讯、阿里、百度、比亚迪这样的中国产业巨头，起初都是对国外产品与技术的模仿。实际上，中国越是全面地融入全球共享的市场与知识网络，就越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些来自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经验，对中国迈向高收入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除了考察自身的历史，这里还可以放眼全球，比较和借鉴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陷入各种经济发展陷阱国家的教训。当然，本文只能对此做简短的讨论。陷入低收入陷阱的国家，较多地集中在从中亚到西非再到东非马达加斯加构成的“脆弱国家三角”地区。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苏丹、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都位于该三角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是时常面临冲突与内乱的威胁，政治整合和国家构建程度都比较低，无法形成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市场型社会。其中的许多国家，要么常常为暴力和内战所撕裂，要么容易沦为“盗匪统治的国家”。
以阿根廷、委内瑞拉为代表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主要教训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们无法超越资源型增长模式。这些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相对高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资源型产业带动的。在这种模式下，富人阶层满足于基于控制资源的营利模式，不能实现向高质量制造业和科技型产业的跨越。而这正是后来东亚模式的优势所在。二是它们后来常常受制于激烈再分配斗争的困局。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历史上都深受民粹主义和激进再分配政治的困扰，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就是这种政治的标签。这一政治格局消耗了两国的增长动力。当然，今天的阿根廷总体上已经是一个步入正轨的国家，而委内瑞拉则依然深陷泥潭、苦难深重。
陷入高收入陷阱的日本面临的主要是创新难题，或者说，日本难以率先突破人类已有知识与技术的边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主要都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日本人非常擅长把西方首创的产品和技术做得成本更低、质量更好，进而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但当日本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跟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之后，日本还能否继续超越，就取决于日本的创新能力——而这种创新需要实现对人类已有知识与技术边疆的突破。因为对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已经无法通过模仿别国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创新、通过突破人类已有的知识与技术边疆来实现。
跟日本相比，美国这方面仍然是更具优势与潜力的国家。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从事基础研究，拥有一大批一流高科技公司的前沿实验室与研发中心，同时还拥有一整套支持创新型、创业型小公司成长的基础设施，包括注重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教育系统、严格的专利保护、管制较少的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以风险投资、纳斯达克为代表的创业投资支持系统——而正是这些基础设施支持着一批批包括伊隆·马斯克在内的企业家的诞生。相比而言，日本在这些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这也是日本难以超越美国的真正原因。
总之，从低收入陷阱，到中等收入陷阱，再到高收入陷阱，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各不相同,但这些经验与教训都可以给中国提供某些启示。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可能的正确做法，又如何避免这些国家可能的问题，这是已经超越低收入陷阱的中国需要思考的问题。
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是，经济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现象。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曾经说：“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所以，讨论经济发展，实际上离不开国家治理。
世界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进行系统评估。这一国家治理指数评估包括六项指标，分别是：公民表达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治、控制腐败。通过比较中国跟高收入的OECD国家组别以及在全球表现尚好的亚太地区国家组别（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和澳洲国家等）2000与2020年这两组横跨20年的数据，就会发现中国在六项国家治理指数上跟其他国家的差异和差距。总体上，中国在政府效能指标上表现较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管制质量、法治、控制腐败四个指标上表现尚可，但在公民表达与问责制这项指标上表现差强人意。
世界银行的国家治理指数评级并非没有争议，但倘若这一评级值得参考，它至少指出了中国跟高收入OECD国家在六项国家治理指数上的差距，以及如果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国家治理标准，中国应该在哪些指标上付出更大的努力。
迈向高收入的国家治理：可能的原则
中国要想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再翻两番的目标。而这必然需要更依赖于创新，也就需要中国在国家治理上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推动创新的正确做法。基于上述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全球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比较分析，这里可以总结几条有利于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的国家治理原则：
第一、中国应该继续实行市场友好型的体制与政策，包括有效的产权保护、市场配置资源以及政策法律环境的可预期性。无论对民企来说，还是对外企来说，政策法律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稳定性、确定性与可预期性是非常重要的。从全球经验来看，无论其他条件怎样，市场友好型的体制与政策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第二、中国需要塑造正确而有效的激励结构，鼓励最优秀的阶层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去，而不是非生产性活动中去。这里的所指不仅包括企业家、工商管理者和技术精英，而且还包括政府部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后者应该为生产性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支持非生产性活动。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从来都是有赖于生产性活动。
第三、中国应该创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与氛围，特别是给大型企业、创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在未知领域进行投入和创造。众所周知，创新的基本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因此，自由宽松的环境才是创新的沃土。自由宽松的环境不仅有利于大学从事更具价值的基础性研究，而且有助于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高科技民营企业——成为创新的领头羊，同样有助于小型企业在未知领域探索新的产业与技术方向。
第四、中国应该与全球主要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既能降低国际安保成本，又能实现互利互惠、互通有无，以及充分借助全球共享的市场与知识网络带来的优势。中国过去40年经济奇迹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来自于充分借助了全球共享的市场与知识网络。即便一个国家市场再大、人口再多、技术再强，其自身市场与知识网络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提高中国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技术能力固然重要，但假如中国不能充分借助这一全球共享的市场与知识网络，那么我们就会处于相对劣势，就会落后于那些更能充分借助这一全球网络的国家。
第五、行政力量要以较为审慎的方式处理经济事务，要防止行政力量的运作破坏生产性激励、扭曲价格信号以及鼓励逆向选择。对于一个行政主导性很强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在这一方面要尤为审慎。
从几十年前的一个贫穷国，到人均GDP10000美元，再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的发展目标，中国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许多失败的教训需要避免，还有很多未来的挑战需要去克服。在迈向人均GDP40000美元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经常反思的是：中国过去做对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未来还要做什么？这里既有关乎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问题，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问题。
（作者包刚升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文章整理自作者2021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三届院友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