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其中，形成“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科技创新是重要的源动力。
随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各国的内循环和外循环问题共同组成了全球经贸格局，并塑造了国家间的竞争博弈关系。“双循环”表面上看是经济体内部和外部的货物产品的循环，背后则需要知识和能力作为实现循环的支撑。在推动中国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进程中，加快创新发展和提振新经济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
其一，国际环境挑战对加快形成“双循环”科技创新驱动力提出要求。当前世界普遍存在国际循环和国际产业链的变化发展和循环受阻问题。在循环受阻的背后，贸易争端和制裁是常见的阻碍大循环的断点与堵点。以中国为例，全球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立案的数量近年来不断增长，而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持续在负区域，下降迅猛。一般而言，一国形成全球经济大循环背后有着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实际支撑。经济循环受阻的背后体现为知识与能力循环的受阻。若想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则需要从知识与能力提升方面入手，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力的形成。
其二，抗疫过程中新技术应用场景的迅猛增加创造了新经济发展契机。新兴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广泛应用在中国成功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人车、无人机做物资配送；区块链技术为物资跟踪，捐款信息保驾护航；远程医疗缓解了疫情期间看病难题。疫情得到大规模控制之后个别地区的反弹防控也部分归功于新技术的赋能（“大数据+网格化”提高了感染源寻找和人员摸排效率，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传染）。同时，部分新技术应用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逆的深远影响，很多新兴技术应用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泛和持续。斯坦福大学对美国劳动力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半数员工远程工作效率达到80%以上，未来即使无需再社交隔离，公司在市中心租赁昂贵办公楼的意愿也会有所下降。疫情过后，可观察到数字化发展推动多个IT巨头兴起，金融市场中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全球电信塔等专业基金表现都优于其它行业等。因此，疫情期间不幸中的万幸是为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方面，新经济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泛的应用场景，为经济向好发展增添了积极因素。新经济发展不仅刺激消费升级，赋能传统产业，还进一步培育了新业态孵化的土壤，创造新的内生增长点，这对于撬动国内大循环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市场上，部分关键技术中国已占据前沿优势，新经济的发展也将成为嫁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一环。新经济业态不仅可作为走出去的核心引擎，在开拓海外市场中发挥作用，还可以新兴技术为切入口，让中国新经济产业以更高层次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稳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新兴科技革命在重塑着全球竞争格局，中国在竞争中占据了政策红利、市场需求和科技创新三大利好要素，尤其是政策环境。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中国领导人最为重视科技创新。从1996年开始，中国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R&D）一直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近年来，中国在推动新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诸多的新行动。不仅十八大以来的集体学习中多次提及关新经济，释放了中共中央对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关切，而且疫情过后提出的“新基建”和“数据为关键要素”也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此外，通过《数据安全法（草案）》、《民法典》等立法实践和包容审慎、触发式监管等理念树立，也都为新业态问题提供快速回应，同时也孕育了新经济发展的温室。
有效治理是新经济大潮背景下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新经济创新的方向选择与政府规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才能实现创新发展与产业治理的同步前行。
随着新经济发展的下沉空间开始细分，靠不断扩大的参与规模与流量发展的新经济产业将逐步趋于饱和。未来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如何挖掘则值得深入思考。与此同时，现阶段大量的新经济模式创新和技术应用已逐渐触发各类社会风险，频频面临管制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发展的动力和重塑了技术创新的方向。进一步挖掘新经济发展的潜力，需要与政府规制有所互动，否则极有可能出现诸多的应用研发无法落地，抑或是商业模式定位不准的情形。
现实中，新经济治理面临四类极具挑战的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决定了新经济治理的成败，具体有：新兴应用的“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全球市场的“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传统经济的“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经典理论的“实践突破”与“理论适用”。
第一，新技术应用于社会场景存在“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迅猛发展的新兴技术便捷了生活，依赖在线点餐、教育、会议、医疗等居民可以不出门，即便出行也有一键轿车、自动驾驶、移动支付、智能安防等全方位保障。新兴技术也开始覆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如为残障人士提供语音点餐服务，金融科技帮助识别各类金融欺诈，甚至在流行病防控和智慧城市方面优化政府效率。然而，这些新技术应用并不能遮蔽其带来潜在风险的可能性。居民对有部分新兴技术引发的风险非常在意，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值得讨论。譬如在新冠疫情特定情况下，通过新技术追踪详细行程可被居民接受；倘若疫情后还是有无形的眼睛盯着，居民则会难以接受。因此，技术应用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若新技术应用对人们的隐私和社会生活负面影响大于正面的，那这一技术应用的落地则会道阻且长。
第二，新经济扩展到全球市场涉及“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新经济领域中全球市场的竞争与包容很大程度是在规则上的体现。如何建立技术创新和关键要素应用方面新的竞争规则，则涉及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模型治理等系列新兴的问题。原先以WTO等组织为代表的规则是基于货物贸易的规则，而TRIPS则关乎知识产权。但对于以数据为代表的新要素流动下的新经济产业，企业间、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指引，才能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新经济的技术封锁和规则壁垒已成为大国间博弈的焦灼点，也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竞争的关键所在。在全球大市场中，若想新经济创造出更丰富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则需要全球数据、场景来为技术创新提供要素，只有包容合作才能充分发挥创新的魅力与新经济的产业优势。
第三，新经济延伸至传统经济出现“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很多新经济业态的浮现和发展是横向的，可直接切换到原先类似的传统领域。在新旧产业的碰撞中，新经济模式寻找到了产业的细分市场，释放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例如，网约车的出现一开始是对出租车的威胁，而现在网约车和出租车互相融合已成常态。当然，新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需要与传统行业“磨合”的情况。例如，工业互联网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新技术与商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融合如火如荼，但是新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还不足，如何将新兴技术嫁接于更深层的组织管理、运行流程等问题中，实现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的优化有待发展。
第四，新经济碰触到经典理论会有“实践突破”和“理论适用”。很多新经济的实践突破所呈现的情景导致传统经典理论难以适用。例如，很多大的平台企业已经在扮演基础设施供给者的角色，甚至有学界将之认定为准公共基础设施。目前，新经济的良好运转主要依靠建设准公共基础设施的企业以发挥社会责任的方式予以保障，但却不可避免带来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对这样的平台是鼓励其发展（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还是规制其扩张（作为自然垄断的企业）？在数据作为资产和技术算法黑箱的情况下，政府对平台资源垄断问题的监管是突破了原有反垄断理论还是适用于原有理论？数据隐私保护随着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具体的隐私信息界定和保护程度设置需要不断思考。例如iOS系统增加用户分享IDFA提示，在保护隐私方面有正向效果，但或给相关企业盈利造成很大影响，用户也无法从诸多免费服务中获益，这类问题都将逐步显性化，为理论研究提出新命题。
破解新经济治理难题，形成新格局发展的推动力
有效权衡新经济发展“多变”的方向和新经济治理“规则”的约束是形成新经济善治的核心。类似于创新，新经济的发展核心是“跨界”，产业发展既有可能在多个业态领域间随时“破窗而入、破窗而逃”，也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和违规之间“左右徘徊，一步之遥”。与之相对，政府规制的核心则是对产业发展“画框”，界定出有所能有所不能的领域，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约束性。让具有规则的框随时去约束和框定不断变化的创新是极具难度和富有挑战的，却也是实现新经济善治的必由之路。
关注新兴技术促进新经济产业端发展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引导新兴技术在治理端发挥作用。在新兴技术赋能金融领域时，形成了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双向赋能，意味着新兴技术可以在产业端和监管端都发挥作用。随着以平台为载体的新经济业态汇集的数据和产业信息越多，各新经济业态领域的企业在承受监管之重时可考虑重点发展监管能力。通过结合新技术和大数据来创新监管模式，以主动积极的方式打破政策对新经济业态发展的制约，最终实现治理的双赢。
新经济发展意味着新行动，新格局的形成不能缺席新治理。中国新经济治理在探索中前行，正在培育监管政策快速迭代和反馈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从释放市场需求到技术创新引领：利用海量市场优势，扩大内循环，凭借技术创新积淀，嫁接国内国外双循环，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发展；还需要从技术输出走向制度参与：以新经济的治理机制创新为契机，参与并贡献全球新经济治理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