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主体是人，让占我国人口1/3以上的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以实现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有之义。从逻辑上讲，农民全面发展应具备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素质与生活方式维度充分且均衡发展的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民文化、健康及信息素养均有不同程度提高，经济维度现代化进展明显，政治参与情况趋于改善，社会参与呈现个体差异，人居环境改善明显，现代生活方式意识不断提升。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既有来自体制机制的阻碍，又有来自乡村建设和农民自身层面的阻碍。建议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着眼点，以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抓手，着重从破除体制机制瓶颈、推进村庄建设与强化农民主观意识三个方面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发展的中心是人民，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发展阶段，人的全面发展重点和难点在于农民群体，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让农民群体融入现代化进程，实现其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色和水平。
1 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标志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从逻辑上讲，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质上是农业与农村立足现代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由此农民全面发展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而农民唯有实现全面发展，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的任务之所在，也是充分且必要的基础之所在，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顺利推进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应该看到，随着“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一方面，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已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资源条件和必要的体制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各个方面发展差距扩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在“三农”领域尤为突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生活等方面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由是，加快推进农民全面发展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点任务。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有推动全体人民全方位地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并最终实现现代化之义。狭义的现代化指的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广义的现代化则表现为社会与人发生根本性转变。目前，各国对于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标准并无统一界定，基于不同初始条件与社会性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亦不尽相同。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素质等多个层面，既应有物质领域的富足，又应实现精神层面的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应达到如下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迈新台阶”；“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换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农民全面发展的标志是，农民作为现代人，具备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综合素质，自愿并自主地融入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生活方式及个人素质的全方位发展，共享创新引领下社会发展取得的各项成果。具体而言：第一，农民应具备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健康及信息素养，缩小与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差距，凭借个人知识与能力全面地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第二，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人，应全面参与现代社会化大分工，完成由传统农业生产者向现代职业劳动者身份的转型，拥有稳定且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第三，农民作为社会人，应融入现代社会关系，完成由血缘、亲缘和地缘作为联结点的传统社会交往模式向以业缘为主要联结点的现代社会交往模式转变，更多地融入正式的社会组织关系。第四，农民作为现代公民，应自主地参与包括村委会选举、村庄公共事务讨论和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在内的村庄共治中来。第五，农民全面发展离不开人居环境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包括拥有健康卫生的人居环境、便捷环保的生活设施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我国农民融入现代化发展的状况考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农民的全面发展即拥有文化、健康、信息等各项素质，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拆除了“短板”中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为农民融入现代化、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个体素质与能力逐步提升，政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现代化稳步推进，但也存在不少短板亟待补齐。
（一）农民个体素质有不同程度改善
1.农民文化素质有所提升，但在城乡与性别方面差异明显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基础。接受义务教育，是个体素质的基本保障。根据201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我国农村居民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比最高，达41.5%，有小学、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分别占34.6%、11.3%和4.7%，还有7.9%的农民未上过学。对比同期，城市居民高中文化程度者占比最高（达24.2%），比同学历的农村居民高近12.9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为27.0%，比同学历的农村居民高22.3个百分点；此外，城市未上过学的居民占2.3%，比农村居民低5.6个百分点。整体而言，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是一个短板。
从性别角度来看，2019年未上过学的农村女性所占比重比男性高43.4个百分点，而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的男性占调查人口的比重分别比女性高10.4个百分点和18.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不同性别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并不均等，农村女性的文化素质短板更为突出。
2.农民健康素质整体改善，但健康意识普遍不强
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是衡量人口健康状态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居民预期寿命数据并未区分城市与农村。从死亡率来看，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我国农村死亡人口共计3808人，死亡率为8.9‰，同期城市居民的死亡率为3.9‰。其中，农村男性与女性死亡率分别为10.3‰和7.4‰，是对应城市男、女性死亡率的2.3倍和2.2倍。从不同年龄段来看，农村居民死亡情况基本上符合生命正常规律，但各年龄段死亡人口均比城市高出两位数，50岁以后城乡死亡人口绝对差达到三位数。
婴幼儿及孕产妇死亡率是国际上衡量一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2000—2019年我国农村婴儿死亡率从37.0‰降至6.6‰，与城市婴儿死亡率的差距显著缩小。同期，我国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亦不断下降，每十万农村孕产妇中死亡人数从69.6人下降至18.6人，与城市孕产妇死亡率的差距明显缩小。
从患病情况来看，2008—2018年我国居民两周患病率从18.9‰提高至32.2‰，对应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从17.7‰提高至32.2‰。分性别来看，无论全国还是分城乡，女性居民两周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居民，且农村男、女性两周患病率一直在增加。此外，35岁以后我国农民两周患病率明显增加，虽然这符合生命规律，但这个转折点出现在35—44岁的中青年段，说明农民健康状态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3.农民信息化程度提升，但信息素养总体偏低
现代社会信息高速发展，作为现代人除了要具备现代化的文化素质与健康素质外，还应具备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网络是当今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2020年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9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以下简称“乡村振兴调查”），我国63.7%的农民家庭主要利用智能手机上网，利用笔记本电脑、平板和台式电脑上网的农民分别占21.2%、7.8%和0.6%，无上网设备的农民家庭约占6.7%。因此，目前智能手机是我国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从信息获取能力来看，52.8%的农民获取信息并无阻碍，35.2%的农民有些困难，还有12.1%的农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从信息的可及性来看，50.1%的农民可自行通过网络随时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分别有24.8%和25.1%的农民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或比较困难。可见，现阶段我国农民的信息素养短板突出，亟待提升。
（二）农民经济维度现代化进展明显
1.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差距较大
收入低、不富裕绝不是现代化应有之义。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33.6元，2020年增长至17131元，年平均增长10%。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2008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超过10000元，2016年差距突破20000元，到2020年达到26703元。从收入比来看，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2.6。按收入五等分分组，2019年城乡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以及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别为3.6、2.7、2.7、2.7和2.5，低收入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
从收入结构来看，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趋于增加，2019年达到41.1%。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比较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相较之下，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低于3%，2020年只有419元，不及同期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零头，反映出农民拥有的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滞后，这成为农民分享经济现代化成果的最大短板。
2.农民就业呈现非农化势头，但群体差异明显
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分工中，实现向职业者的转型。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非农化势头不可逆转。2019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达3322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3%，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76%相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他们依靠劳动技能从事非农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初步实现了职业化。从农民工的构成来看，男性占65.2%，女性占34.8%；未上过学者占1%，小学文化程度者占14.7%，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84.3%；年龄方面，16—50岁的农民工占74.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26.4%。由此可以判断，农村完成义务教育学习的“70后”男性劳动力现代化速度最快；相较之下，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群体、妇女群体、文化素质低的群体现代化进展较慢。
3.农民就业结构有所改善，但抵御风险能力弱
我国农民的就业结构趋于优化。1978年我国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92.4%，2019年下降到58.5%，但这也说明第一产业目前仍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而全国劳动力构成中，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于1994年和2011年赶超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成为我国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行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亦于2014年超过第一产业。从理论上讲，实现农民现代化意味着农民能够融入现代社会大分工，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应该有能力与机会并且最终实现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由此，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就业结构还不符合现代化特征，有待进一步优化。
“稳定”是就业的关键词之一，由此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后如何稳得住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现代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诉求达成一致后方可实现稳定就业。一方面，政策引导、社会力量介入只能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外部条件，能否接住机会实现稳定就业则与农民的个人能力有很大关系。前文分析表明，目前我国部分农民尚不具备现代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我国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难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及时、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上述两方面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抵御就业市场风险能力弱、就业状态不稳定的客观现实。根据乡村振兴调查，2020年从外出就业地返乡的农民中，17.1%是因为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或不好找工作，3.9%是因为企业关停或裁员而失业。在曾外出就业但今后不再打算继续从业的农民中，9.1%是因为找不到工作，10.5%是因为收入不稳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的背后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抵御就业市场风险能力弱是核心问题。
（三）农民社会参与呈现个体差异
1.农民社会交往参与率不高，且个体特征明显
个体除了是独立的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因此，增加社会参与、融入现代社会组织关系是农民在社会维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交往参与率为18%，这在所调查各项居民日常活动中属于中间水平。自由支配时间内，看电视的农民占71%，其次是休闲娱乐和健身锻炼，农民的参与率分别为36%和19%。可见，农民自由支配时间更愿意从事看电视等以个体为单位的活动，社会交往参与率相对较低。分工作日与休息日来看，农民休息日社会交往参与率为20%，比工作日社会交往参与率高2个百分点。从性别角度来看，农村男性居民社会交往参与率（19%）高于女性居民（17%），反映出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半径略低于男性。从花费在社会交往活动上的时间看，我国农民社会交往参与者平均时间为136分钟，占其自由活动时间的57.6%。可见，虽然从参与率上看，社会交往并非农民主要日常活动，但从时间角度看，农民花费了50%以上的自由时间在社会交往上。换言之，社会交往是一项具有个体特征的活动，有的农民参与较少，有的农民则花费大量时间在这项活动上。
2.农民社会参与呈现非正式特点，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传统社会参与多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作为集结点，具有非正式、零散等特点；而现代化的社会参与则更多的是指参与各类正式的社会组织，形成以业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关系。目前，我国农村正式性质的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在很多村庄中，合作社是唯一的正式类型的社会组织。根据乡村振兴调查，2019年我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占调查样本的比重为76.0%。从合作社类型来看，农民参与的主要是非自我选择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比达60.4%；而参与生产服务类合作社、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和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农民，占比分别为10.5%、9.8%、1.0%、1.0%、0.4%和0.2%，即农民参加产业和就业相关类型合作社的比重合计不到23%。从农民与邻居的社会关系来看，邻里间互动49.5%由红白事而起，4.4%和3.5%分别由盖房和借款引起，三者合计占比57.4%；而相比之下，农民之间基于生产形成的社会关系占比仅为21.5%。上述两个方面均说明，目前我国农民的社会关系仍以非正式、随机为特点，缺乏现代社会关系的特征，离实现现代化尚有差距。
（四）农民政治参与情况有所改善
1.农民政治参与率提高，参与程度提升
农民作为现代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包括村委会选举、村庄公共事务讨论等在内的村庄自治中来，这是农民在政治维度实现现代化应具备的特征。
村庄公共事务讨论方面，根据乡村振兴调查，74.6%的样本村于调查年度召开过村民大会，平均召开次数为4次，受访农民参与村民大会的平均次数为3次。村委会选举方面，2019年我国有村民委员会533073个。在当年完成选举的71672个村委会中，登记选民人数占村委会选民登记总数的比重为67.3%，参加投票人数占比为88.6%。根据乡村振兴调研，2020年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农民96.5%会亲自填写选票，2.2%委托亲属填写，还有0.6%和0.5%的农民委托邻居或村干部填写。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民福利研究”课题组2012年的一项调查，参加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农民占比仅为62.1%，在选举中参与投票的农民占比为62.5%。可见，农民政治参与的情况在改善。
2.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不强，现代政治观念有待提升
现阶段，我国村庄治理仍然主要依赖于村庄里的“能人”，普通村民参与度普遍不高，被问及村级事务中哪些人更重要时，42.5%的受访农民认为是村支书，34.3%认为是村委会主任，7.9%认为是村里平时仗义执言的人，还有4.7%和4.2%的农民认为是村里的大户和有钱人。可见，多数农民并没有意识到村庄公共事务讨论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重要政治参与机会，而只把它当成别人的事。进一步地，根据乡村振兴调查，一方面43.2%的农民倾向于通过微信网络方式与村委会传递重要信息，这一比重远高于广播、公告或电话等方式；另一方面，42.6%的农民从未用微信就村庄公共事务与村“两委”展开过交流，33.0%的农民偶尔或有时会用微信与村里交流村务，只有24.3%的农民才经常使用微信与村里商议村务。可见，农民整体上政治参与意识不足。
（五）农民生活环境及方式改善明显
1.农民生活环境趋于优化，污水处理成为短板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根据乡村振兴调查，农民对当前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认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农户分别占27.7%和57.2%，认为一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农户合计占15.2%。饮水方面，2019年饮用自来水的农户占86.8%，实现用水方便与水质安全的农户分别占98.4%和93.3%，日常供水量能够满足家庭饮水需求的农户占96.5%。从对当前饮用水的满意程度来看，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农户分别占28.0%和52.5%，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农户分别占6.1%和6.7%，还有6.6%的农户认为一般。生活垃圾方面，45.3%的农民家庭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分类处理。生活污水方面，57.4%的农户选择随意排放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排放的农户仅占27.9%，通过其他方式处理的占14.6%。可见，目前农民生活污水处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程度普遍偏低。入户道路方面，硬化路基本普及，农户普遍对当前的路面条件比较满意，认为一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农户合计占21.1%，认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农户分别占30.1%和48.8%。卫生厕所使用方面，2000年我国累计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仅为572万户，2017年增加至21701万户，对应的卫生厕所普及率从44.8%提高至81.7%，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达到62.5%。
2.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程度提升，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现代化生活方式方面，2013—2019年农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从9.9辆增加至24.7辆，洗衣机从71.2台增加至91.6台，电冰箱从72.9台增加至98.6台，计算机从20.0台增加至27.5台，热水器从43.6台增加至71.7台，平均每户拥有的彩电数量达1台以上，移动电话达2部以上。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精神生活层面体现得尤为突出。2018年我国农民自由支配时间参与了丰富的活动，包括休闲娱乐、健身锻炼、听广播或音乐、看电视、读书看报等，参与率分别达到36%、19%、6%、71%和5%。农民平均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8小时，在此时间内他们广泛利用微信、微博、QQ等平台参与社交聊天，浏览社会新闻和进行游戏、直播、视频、音乐等娱乐活动。同时，农民参与公共文化的意识趋于增强。2019年乡镇文化站组织文艺活动参加人次约达60136.8万，参加培训人次达5404.0万，举办个展参观人次约达710.4万，公益性讲座参与人次达710.4万。
3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全面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突破60%，农民依然是一个基数庞大的人口群体。如何让农民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以实现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现阶段，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既有来自体制机制的阻碍，又有乡村建设层面和农民自身层面的阻碍。
（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存在，构成农民全面发展的制度阻碍
1.城乡二元结构难破，制约了农民就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现阶段，我国“三农”各方面均有所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依然存在，导致相较于城镇，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这是农民融入现代化的首要阻碍。
从内涵上讲，现代化既应实现充分发展，又应切实保障发展的公平性与均衡性。工业化初期，农业充当“辅助”角色，体制机制引导要素向城市与工业部门集中，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变为以城乡统筹与一体化为特征，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进一步向着城乡融合、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模式转变，但传统二元结构阻碍并不容易就此打破。一方面，“三农”长期服务于城市与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农民现代化的基础浅、起点低、短板多；另一方面，农业让步于工业、城市优先于农村已成为固化发展思路，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难以轻易扭转。城乡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政策主导下城乡发展体制与机制的二元安排，由此造成农民发展的外部条件不足，阻碍了全面发展。这一点突出反映为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不完善，客观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造成城乡农民工“两栖人”及职业化转型缓慢。同时，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完善，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明显偏低，而要素市场改革滞后又阻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民收入结构欠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特征，这不利于农民增收，引致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
2.城乡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程度低，制约农民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培育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土地、劳动力逐利流动，农村教育和医疗缺乏对要素的吸引力，在“拉力”不足的情况下，现有体制机制又没能形成外部“推力”，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均等化程度低，成为农民提升文化和健康素质以实现全面发展的短板。教育方面，农村各教育阶段师资水平均低于城市，城乡教育供给质量差距明显，进而直接体现为城乡居民的文化素质差异。目前，我国乡村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与专科学历占比最高，分别为49.3%和45.1%；而城市小学教师73.6%为本科毕业，3.0%拥有研究生学历。乡村初中教师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占比分别为80.3%和1.3%，对应城市的比例分别为86.0%和7.1%。乡村高中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占9.8%，而城市这一指标则达到13.9%。不仅如此，农村公共文化培育机制整体缺位。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主要依靠县文化馆与乡镇文化站。2019年县文化馆共提供培训422.6万人次，而县市级和地市级文化馆提供的培训则分别达到1441.1万人次和540.1万人次。乡村公共文化机构不仅服务能力低，而且缺乏长效运营机制，多数处于亏损且严重依赖财政的状态。农民文化素养得不到有效培育，精神生活匮乏，偏离现代化的文化素质要求。医疗方面，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缺乏对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引导机制，在硬件设施建设、人才配给和服务水平上均与现代化要求相去甚远，成为农民健康素质达标现代化的主要阻碍。2019年我国农村平均每千人配有医生和卫生员0.91人，平均每个行政村有医生和卫生员1.58人，政府办的乡镇卫生院承载了99.1%的诊疗服务量。农村现有医疗供给严重不足，且对财政依赖性较强，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二）村庄建设短板多，构成农民全面发展的外部阻碍
一是农村信息化硬件设施体量不足，且缺少对“质”的把关。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网络服务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终端数上均与城市存在明显差距。不仅如此，农村居民家庭的网络状况也不能令人满意。根据乡村振兴调研，2019年38.8%的农民家庭偶尔断网，12.1%的农民家庭经常断网。二是农民信息能力培训机制缺位。农民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销售的意识并不低，39.2%的农民有意愿在网上销售产品，而实际拥有网络销售行为的农民仅占6.3%，经营网店的仅占1.7%。引致这种意愿与实际操作产生较大落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农民信息能力培训相关机制。根据乡村振兴调研，接受过电脑或上网培训的农民占比仅为9.4%，而接受过电商培训与指导服务的农民占比更低，仅为6.4%。
2.农村生活设施建设进展不一，缺乏配套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设施建设欠账多，导致农民生活品质提升短板多。农村地区污水管网铺设比例整体较低，生活污水多以直接排放为主，与城市污水管网联网的只占27.9%。由于投入不足，有的村庄“等”“看”现象比较严重，工作不积极，污水管网建设规划尚未提上议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硬件设施条件虽明显改善，但缺乏整体布局，重复建设现象时有发生。在饮水安全和道路建设两项民生工程上，各地建设进展不一。在村庄道路养护和安全饮水巩固提升两个重点方面欠缺技术支持与足够重视，导致建设成果呈现一定的脆弱性。此外，农村各项生活设施建设由于缺乏标准及配套的监督机制，经常出现质量堪忧、流于形式的问题，不仅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而且造成了资源浪费。例如，农村“厕所革命”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后，推进迅猛，一些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基本完成了农户厕所无害化改造。但根据乡村振兴调查，各区域改厕进展不一致。东部地区改厕比例最高，达93.6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改厕比例最低，仅为34.32%。一些地区“运动式”推进改厕，大搞形式工程，造成改造后厕所有效利用率低。
3.基层自治机制不健全，农民政治参与面临现实困境
农村基层自治是我国由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一步。目前，我国基层自治机制不健全，表现为自治德治法治协调性差，致使基层治理更多依靠乡贤和权威，出现所谓“精英俘获”现象，未能形成理性的公序良俗。此外，推进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现代化还面临两重现实制约：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常住人口锐减，出现“空心屋”“空心村”现象；另一方面，农村常住人口构成以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怎样调动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循序推进政治维度的现代化？推进进城农民工政治参与现代化的落脚点到底应该放在农村还是城市？主要依托到底是长期居住的就业地还是户籍地？这些既是村庄自治的难点，又是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现实阻碍。
4.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正式的社会组织发育缓慢
传统社会参与显现了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集结点、非正式、零散的特点，而现代化的社会融入则更注重对正式社会组织的参与。目前，农村正式的社会组织主要集中于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又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成立的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和社区经济合作社为主。这类合作组织主要是政府推动，农民全员化被动参与。相比之下，农民对与自身就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产品加工类、销售类、生产服务类以及生活服务类合作社参与较少。农村其他满足农民社会文化诉求的社会组织建设也相对滞后，农民的社会参与方式主要依靠亲朋好友和邻里乡亲关系，缺乏现代社会下利益相关群体自发组织、自主参与的特征。目前，我国农村正式的社会组织发展欠缺引导机制，在一些地区甚至是空白。换言之，农民在社会维度实现现代化缺少制度条件与基础。
（三）农民融入现代化的主观意识不强，构成其全面发展的内部阻碍
农民融入现代化进程不应是被动的过程，它的实现固然需要完备的体制与机制作为外部基础，但核心是要依靠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与自我现代意识。
1.农民现代化观念没有形成，文化素质低成为主要制约
新时代农民的全面发展，也是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全面转化的过程，但目前小农思想仍占据着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意识，崇尚并依附权威，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重道远，农民向职业化社会人转型任务艰巨。随着我国农村教育改革推进，农民文化素质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特别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自我学习能力弱且学习意识不强，严重阻碍了农民思想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2.农民健康意识没有真正树立，健康行为有待改善
乡村振兴调查数据显示，农民普遍缺乏营养膳食意识，饮食习惯停留于吃得饱、吃得“好”，而不是吃得健康，表现为40%左右的农民没有控制饮食中盐、糖、食用油比例的意识，半数以上的农民对怎样保持健康并不在意，有主动体检意识的农民占调查样本的比重仅为23.6%。日常生活中，农民普遍缺乏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关注。2018年我国农民健身锻炼活动参与率为19%，城市居民则达到39%；农民平均参与健身锻炼的时间为86分钟，城市居民则为106分钟。此外，在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民生病依赖封建迷信的做法仍时有发生。
3.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参与主动性不强
现阶段，多数农民对村级公共事务不够关心，政治参与现代化程度低，突出表现在农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大多只局限于单向地从村委会获取相关信息，没有形成现代化村庄治理模式下的双向互动格局。乡村振兴调查显示，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达到85.51%。从治理角度讲，达成这样的信任是好事，但如果农民由于信任而缺失本体政治参与意识与积极性，则并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公民权行使形态。此外，前文分析表明，农民很少主动参加民间社会组织，社会交往仍囿于家庭和家族小圈子，并且农民日常生活互动主要因红白事而起，社会交往明显欠缺现代社会的特征与意识。
4.农民信息需求不合理，运用信息化工具能力低
现阶段，我国农民信息需求结构不合理，不利于信息素养的养成。根据乡村振兴调研，我国农民上网所做各项事宜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社交聊天、新闻浏览和娱乐，而农民日常关注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实时新闻、村庄事务和娱乐新闻。相比之下，农民对生产、销售、就业等与其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关注较少，没有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去改善家庭的生产状况。
4 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全面发展的推进
路径针对上述阻碍，现代化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民全面发展应着重从破除体制机制瓶颈、加强村庄建设、强化农民主观意识三方面着手。
（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民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
第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城乡融合。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深化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重点是教育与医疗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同时推进城乡均等与性别均等。具体包括：推动城乡教育制度、标准、质量一体化，打破城市与农村的体制分割，全面落实县域教师工资水平和收入增长高于本辖区公务员标准的政策，引导更多高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创新体制机制，应用“互联网+”，引导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加速县域内城乡医疗共同体机制建设，合理分配利用医疗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加速提升农民健康素养。
第二，构建农村继续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农民综合素养。健全农村文化培训机制，充分利用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乡村文化站、农民夜校等正规机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探索构建农村文化培训长效机制。加速农民思想观念转变，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全面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快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管理机构建设，强化农民网络信息技术培训责任，加强对农民信息技术应用的指导与培训，强化信息技术培训与农户生产发展、生活质量改善、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健全农村网络信息技术培训监督机制，推进净网行动，减少低俗、不健康信息侵扰农民日常生活的几率。
第三，推进农村要素市场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进一步优化农民就业与收入结构，推进农村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加速城乡医保及养老的实质性并轨。全面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弱化“农民工”概念，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就业管理制度，彻底取消按户籍或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推动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增加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进一步优化农民收入结构。
（二）提升村庄建设水平，夯实农民发展的外部基础
第一，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有针对性地培育正式社会组织。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德治法治自治相互协调的有效治理机制，在健全现代公序良俗秩序的基础上完善乡村治理监督机制。特别地，要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加速建设村级公共事务信息公开透明机制，推进农民通过微信群等新媒介实现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此外，应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外出务工农民、留守妇女及空巢老人政治参与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及有效机制。加速培育正式的社会组织，促进农民的社会关系转向有序且有组织的形态，以契合现代社会农民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重点培育与农民发展和就业息息相关的生产类、销售类及服务类社会组织。
第二，针对农村生活环境短板，从硬件与标准两个角度打破约束。以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生活垃圾处理硬件设施合理布局、村庄道路养护和安全饮水巩固提升为重点，打破农村生活环境短板对农民全面发展的约束。在加快整体布局与规划的前提下，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加强资金、技术与人才支持。此外，尽快出台城乡一体化的生活环境建设标准与规范，构建并完善监督与考核机制，从制度安排上杜绝形式主义与政绩工程，切实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助其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迈进。
（三）强化农民现代化意识，激发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推进农村社会文明事业。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服务部门、学校教育、社会组织、村组织及农民自组织等多元供给主体的作用，加强对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生活和健康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教育，倡导农民养成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让农民从日常生活中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和体魄。推进农村社会文明事业，提升农民自我学习与进步意识，强化农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夯实我国农民现代化的素质基础。
第二，强化主体意识与观念，塑造信息能力过硬的现代农民。推进社会法制文明建设，强化农民政治参与主体意识与地位。依托政府、司法部门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加强对农民的普法教育及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宣讲力度，强化农民作为现代公民所具有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担当，加速形成现代化的政治参与观念和行为模式。通过拓展信息渠道与强化信息培训，引导农民合理化的信息需求，加强其对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销售、就业类信息的关注。在加强信息能力培育的基础上，培养农民自主、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助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