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坚持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2021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合理安排专项债的同时，强调风险防控，包括隐性债务、基层财政运行及金融风险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则表述为“保持适当支出强度”，并提出“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表示，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包括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到2022年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等，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
客观来看，财政政策的上述多个目标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减税降费直接导致财政减收，与保持支出强度、扩大专项债相矛盾；既要增加支出强度、保证基层财政运行，同时又要加强风险防控，这两个目标之间也存在矛盾。要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实现上述多个目标，对明年的财政政策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财政政策执行的关键核心，是收入与支出这一对矛盾。说白了，关键要看财政有没有钱。财政有钱，保持支出强度的压力就小；财政没钱，保持支出强度面临的压力就大。当然，如何让财政“有钱”有多种方式，最根本、最保守也是最健康的方式，当然是依靠稳健的税收增长来支撑财政，国库充盈。负债也是政府变得“有钱”的一种重要方式，尤其是在信用经济时代，政府发行各种债券是在税费之外变得“有钱”的常见方式。
近年来，国内财政收支缺口不断加大。2019年累计财政收入190382亿元，累计财政支出238874亿元，财政赤字48492亿元，财政收支缺口占GDP比例为4.89%。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内无条件加大了财政支出强度，几乎相当于“战时财政”。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亿元，同比增长2.8%；财政收支缺口62693亿元，占GDP比例为6.2%，创2004年以来的新高。
有分析注意到，近两年国内预算执行中出现了“超收短支”现象。比如，2021年1-11月累计，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8%，远超年初预算安排的8.1%目标；支出同比仅增长2.9%，虽然高于1.8%的预算目标，但显著低于收入增速，支出进度慢于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值。2021年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也偏慢，且包含部分2020年结转额度。鉴于此，有观点认为，对2022年赤字率、新增专项债限额的安排，应考虑上年结余结转财政资金及债券资金的规模。
如果从面上来看“超收短支”，很容易得出财政状况在逐渐改善的结论。然而，这种结论与现实显然不符，是一种错误的结论，至少是一种假象。基于在田野调查中对国内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了解，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超收短支”现象的出现与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在普遍的财政吃紧之下，各级政府普遍加大了税费征收力度。不少地方出现收过头税、提前征税、减税降费明减暗增的现象。近日曝光的河北霸州政府霸气地大规模罚款补充地方财政，结果引发极大的民愤，就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之下疯狂“敛财”的极端例子。此外，当前国内征税环境普遍比过去严格。多种因素促成了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现象。
二是国内部分地区财政状况恶化，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财政无法实现最基础的“三保”，引发不小的社会担忧。如前述霸州的案例，要指出的是，霸州紧邻雄安新区，北距大兴国际机场不到40公里。在离北京如此之近的地方出现这种恶性执政事件，可见河北省普通地区的经济有多差，经济环境有多差，地方财政有多差！据安邦的了解，财政困难的基层政府普遍存在。
三是支出乏力的原因并非财政的钱多的花不出去，而是因为市场低迷、实体经济乏力。如果财政资金带有一定的使用标准，很多地方往往达不到这些标准。以地方专项债发放为例，以我们在国内不少县域了解的情况来看，专项债资金发放进度较慢，并不是地方不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则是当地实在难以找到符合专项债条件的项目。
从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困境来看，很难想象2022年中国将如何实施“稳中求进”的积极财政政策。更要指出的是，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加大力度，客观上对地方财政造成了不少的冲击。预计2021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达1万亿元，2022年国内还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帮扶。这种政策思路固然有其道理，但大规模减税降费对财政的“伤害”，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境。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央多次强调，明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强调，政府要过紧日子。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的背景下，如果中央政府不加大债务扩张，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保持更加积极，这是一个颇为艰巨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