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UBI）是指长期为全体国民无条件发放一定数额资金。为了解中国民众对UBI领取意愿和使用方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联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展了入户调查来观察自然状态下人们对该政策的态度和反应。
我们的调查主旨为：中国居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领取意愿；各类群体（尤其是不同收入阶层）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反应和看法；各类群体（老年、劳动力、儿童）领取全民基本收入后的行为反应。
因为无法给调查对象真的定期发放UBI，我们的问卷是一种假定情境下的调查。该调查在天津市中心城区，选取了800户人家进行入户调查。要求被调查户在收入层面具有代表性，覆盖天津城区各类收入群体，并采取多阶段抽样。
尽管从调查设计和实验操作方式上，该调查与真正的UBI有一定差距，但它依然是在中国最早开展的UBI调查。这些一手数据资料的价值，是其他研究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的第一类发现是，绝大多数受访者对UBI表现出明显的领取偏好。当被问及“如果政府有一笔钱转移给人民，你希望转给低收入群体还是全部民众？”调研发现几乎不可能获得低保的群体很大概率希望这笔钱用于全民基本收入。
当进一步询问“您是否愿意领取全民基本收入”，96% 的受访者回答了“愿意”，只有4%的受访者回答了“不愿领取”。当追问“你认为每个月发放多少钱比较合适”，88%的受访者希望每人每月领取额2500元以上。
相对于UBI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我们更好奇那4%不愿意领取UBI的群体。细化其特征，发现其主要是高学历群体以及抚养负担小的家庭。可能是因为这部分群体生活富足，不需要额外的小笔资金的补充；同时也来自少部分“精英”群体对发放UBI所带来财政负担的担忧。
用最简单的乘除法计算，假定对天津市城镇居民按照2400元/人/月发放UBI，资金总额达到 2017 年天津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7.8%，这是一笔巨大支出负担。
参考2016年瑞士对UBI方案的全民公投结果，近八成人反对该项目，担心此举会助长懒人，甩给财政巨大包袱。瑞士的担忧来自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经历——高福利国家通过征收高比例税收已然令高福利陷阱初见端倪，并且令很多中等收入群体遭遇高税收下的税收“剥夺”——也就是说，福利的获得对福利国家民众而言，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天上掉馅饼”。
但中国民众对上述税收-转移支付过程的理解并不强烈。换言之，UBI一类的福利金发放与中国劳动群体的劳动行为激励关系不大，这或许可以成为解释我们在城镇调查到96%高比例UBI发放支持者的另一层故事。在真实世界中，高福利往往与高税收联系在一起，践行UBI必然要有稳定的高额税收来源。例如，新税改之前中国个税税率在3%左右，欧洲多数国家同期平均个税税率在16%及以上。若对居民征收更高比例的个税来实现UBI的转移支付，会发现民众对“是否赞成发放UBI”的心态将发生大幅变化，尤其是在各个收入阶层之间产生较大分化。
第二类发现是，实践中并没有发现负向的劳动激励。高福利制度往往还与高福利陷阱相联系，那么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UBI的实行，会不会引起强烈的劳动负激励，是否会产生养懒汉、回归“大锅饭”时代以及产生民粹主义呢？我们将通过接下来的问题设计和调查反馈来讨论这些问题。
芬兰实验发现UBI前后，实验对象工作调整程度很低。我们做了类似行为意愿的主观调查，得到了与芬兰实验类似的结果，发现多数群体提出领取了额外的钱也不会改变工作节奏，且发现越是高收入和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就越不倾向于改变当前工作节奏。
大家所担心的高福利陷阱会不会出现？民众担心的“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时代会不会重返？
仅从我们的调查上看，上述问题不足为惧。因为人们对UBI的劳动行为反应是非常小的。从外在原因上看，受访者提出，这主要是源于“发放金额低”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劳动行为。从UBI福利项目本质上，UBI的发放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但也仅仅是一个最低限的生活标准（否则国家无力承担），进而达到的目的是期望促进和激发人们获取更好物质文化生活的状态，也不阻止人们继续参与市场竞争性的生产行为，与“大锅饭”下的平均主义有本质差别。
而从传统文化视角，中国崇尚劳动的价值观也一定程度弱化了UBI推行可能带来的劳动负激励，从而令中国民众领取UBI行为模式上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个结论是分人群的，对高学历、高收入群体，他们在领取UBI后倾向于保持劳动供给；而对那些家庭负担较重的受访者而言，他们则有意愿通过增加UBI，减少劳动时间以便更多陪伴家人和照顾孩子。
实验参与者的行为结果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在实验后调查中，汇报年收入低于12000元的参与者在收到UBI后，其加班的意愿下降了56%，兼职意愿降低了52%。
第三个引起我们好奇的发现是，领取到UBI之后人们希望用这笔钱做些什么呢？
“如果给您家孩子发放UBI，您会增加哪类教育投资”，家长对加大子女培养兴趣爱好的投资意愿最为强烈。“领取UBI后,您的赡养行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与父母分居的受访者八成会选择“考虑让父母搬过来同住”或“提高父母赡养费”。
参与者的实验显示，绝大部分UBI被参与者会将收到的资金储蓄起来，未能有效提高消费导向型个人福利。
整体上，我们可以推测，UBI政策的推行将最先改善子女教育条件和父母赡养条件，这有利于增进社会脆弱群体的整体福利。同时，较强的储蓄理念也会抑制UBI的实际福利改善效应。因此短期内可能较难观测到UBI的福利改善效应。
第四个发现是，UBI使得家庭与社会和谐程度明显上升。“领取了UBI后民众对时间分配偏好行为变化”。结果显示，人们在减少工作时间之后，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领取了UBI的个体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上升53%，和家人一块出游的时间上升了29%，但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变动并不明显，这显示了人们和家人一起度过自由时间的强烈倾向。
进一步观察实验个体对社会态度的变化，发现对邻里关系和社会信任程度也明显提高，个体也更愿意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
整体上，透过UBI的调查，发现在中华文化及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畅想从未停止，如果有机会改善自身及其家人福祉，多数人希望能够抓住机会，纵然可能通过征税的方法会带来人群间的再分配调整，他们仍然认为值得一试。
当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笔者可能会位列于对UBI持审慎乐观态度。可以说，在财政约束方面，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当前几乎所有UBI试点项目面临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UBI推行后将更为棘手。
一则，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UBI的全民性特征等同于巨大财政负担。项目组做了个简单的估算（按照2018年数据），如果按“低保”标准为每个中国公民发放UBI，其财政资金至少是现阶段低保投入的25倍；按2300元（2010年不变价）扶贫标准发放UBI，所需资金将是脱贫攻坚期精准扶贫财政投入成本的4.5倍以上。
二则，国家发放型UBI会以增税的方式，作为可靠资金来源难以避免，那么劳动激励是绕不开的问题。因为无论采取累进税还是比例收入税，中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都将进一步加重，这有可能显著降低中高收入者的劳动激励，损失经济效率。
对此，为解决劳动激励矛盾，皮凯蒂提出“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即通过对富人的收入和遗产激进征税，以此来承担全民基本收入，同时在企业内部促使资方同劳方分享权力。尽管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但中国刚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目标仍有差距，在这个奋斗期也要慎重对待UB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