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已经步入老龄化时代
自人类产生至1800年，全球人口数量缓慢增加到10亿人左右。然而，最近200多年，人口爆炸式净增加68亿人，2020年达到78亿。这不单纯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人口全要素整体变化。其中，最伟大的变化当属人类寿命的快速提升。1900年之前，人类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一直低迷徘徊在35岁以下；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物质、服务、科技、文化产品等集大成，死亡率率先大幅下降，开启了人类的长寿化历程，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倍增至2020年73岁，预期2050年将达77岁。
与此同时，生育率开始下降，1950年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为5，其中139个国家和地区高于全球平均值，2020年降至2.4，其中12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开启了少子化的历程。预计世界生育率水平将在2064年降至更低水平2.1，人类从此步入低生育率时代（UN,2019）。
长寿化、少子化的规律性结果就是老龄化。2001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标志着人类社会步入老龄化时代，老龄社会成为人类的共同未来、共同关切、共同挑战和共同应对。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口老龄化道路上并非齐头并进，发达国家领跑全球老龄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将决定未来全球老龄化的方向和程度。
发达国家促进老年参与和延迟退休的经验
发达国家最先感受老龄化对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也创造了全面应对老龄社会的丰富经验，其中延迟退休和鼓励老年参与发展是缓解老龄化进程和减轻老龄社会压力的积极做法。
第一，转变观念，从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到鼓励经济社会参与。198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提出：制定及执行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政策时，要充实老年人的生活，让他们在和平、健康和有保障的情况下身心都充分、自由地安享晚年。基调是被动养老的消极观念。1991年《联合国老年人原则》表示：赞赏老年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提出独立、照顾、自我实现、尊严四项原则，让老年人体现人生价值，有尊严生活。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使老年人能够通过赚取收入的工作和志愿工作，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通过诸如终生学习的机会和参与社区生活，为一生和晚年的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幸福提供各种机会。2010年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后续行动：全面综述》进一步明确：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和发展的前提是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老年人的贡献不仅局限于经济活动，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也发挥着作用；要端正对老年人的看法，加强代际关怀和互助。显然，国际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从消极的养老和赡养转向了积极的经济社会正式参与和社区与家庭活动非正式参与，充分体现了老年人是社会财富的积极老龄化思想。事实上，长寿化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老年人的参与，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是老年人参与发展的根本需求，也是寿命延长和健康改善的客观需要。
第二，退休改革，延长全生命周期的生产性年龄时长。延迟退休并不影响人口变动趋势，只是人为的提高老年人的年龄定义，本质上是把部分低龄老年人转变为大龄劳动力，延长个体生命周期中生产性时间段，缩短消费性时间段，体现“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理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延迟退休的方式推行退休制度改革。
一是男女同龄退休的国家，循序渐进同步提高男女退休年龄。据统计，发达国家把法定退休年龄目标设定为65岁的占67%，67岁及以上的占17%，如丹麦、冰岛、澳大利亚、挪威、美国、英国等；65以下的占18%，如比利时、法国、希腊、卢森堡和斯洛伐克等。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再提升退休年龄，1998年实施退休年龄60岁；2006年实行企业三选一方案——或65岁退休或引入65岁继续雇佣制度或废除退休年龄；2021年对三选一退休方案再做调整——或70岁退休或引入70岁继续雇佣制度或废除退休年龄，并增加鼓励老年人再就业、资助个人职业和NPO活动等条款（李毅、杨秀让，2021），基本实现了无龄退休社会。
二是男女差龄退休的国家，多数把延迟退休的目标定为男女同龄。如OECD国家中，2010年男女差龄退休国家有9个，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瑞典、土耳其、英国，占成员国总数30%；2020年，匈牙利、斯洛伐克和英国已经实现男女同龄退休；预计2030年，澳大利亚也将实现男女同龄退休；这意味着男女差龄退休的国家越来越少。
总体上，延迟退休年龄和促进男女同龄退休已成为发达国家退休制度改革的通行做法，既能释放长寿红利，又能绽放性别红利。但是，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只具有指导性，并不具有强制性，一般会根据养老金收益及缴费年限进行弹性调整，通过减少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收益和增加延后退休的养老金收益，让个人退休年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开发长寿红利的中国思考
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2.64亿人和1.91亿人，老龄化水平分别达到18.7%和13.5%。遵循人口发展惯性规律，我国将在2021—2022年步入中度老龄社会，到本世纪中叶以前，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番，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加入世界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方阵。认识和开发老龄社会的长寿红利是顺应人口转型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一，廓清概念，明晰长寿时代开发人口红利的理论基础。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和人口机会（demographic window）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口机会是人口学概念，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是一个复合变量。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是人口机会被有效利用所创造的经济增长部分。人口机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变为经济红利，适宜的经济社会政策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伴随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均在动态转型，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转型已经完成，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三化并存”是未来人口形势的基本面，人口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转变为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长寿红利就是老龄社会对长寿化时代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机会的认识和开发，关键是创新思维，认识新机会，发掘新机遇。
第二，人口机会，充分认识长寿时代开发人口红利的基础条件。科学认识长寿时代的人口机会，一是长寿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奠定基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平均预出生期寿命衡量长寿和健康。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35岁，在摆脱贫穷落后、全面解决温饱、实现基本小康社会、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一次次跨越发展中；20世纪50年代超过50岁，70年代越过60岁，90年代跨过70岁，2019年达到77.3岁，预计2050年将升至81.5岁。二是老年生命周期占全生命周期的比重不断增加。1950—1955年我国60岁平均余寿为11.0岁，占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25.1%；2025—2020年增至20.2岁，占比升至26.1%；2050年将升至23.8岁，占比为29.2%。老年人余寿增长，占生命周期的比重增加，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的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保障金年龄，宏观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将不堪重负；微观个体生命周期中生产性年限相对缩短，消费年限延长，既是寿命延长的巨大浪费，又加重养老负担。三是老年人口中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大。202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其中，60—69岁低龄老人1.47亿人，占55.8%；2050年，低龄老人规模为2.09亿人，占比为43.0%（UN,2019）。低龄老人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只有3—5%生活不能自理。所有这些都为延迟退休、激励老年人经济社会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和机会。
第三，延迟退休，开发长寿时代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在长寿化时代，法定退休年龄随寿命延长而提高的本质就是扩大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增加人力资源数量、延伸数量型人口机会。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产生于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和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并于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进一步确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男60周岁，女50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应该退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男60周岁，女55周岁，参加工作年满10年，可以退休；同时，对危险工种、因病或因公致残等特殊情况作出了提前退休的相应规定。从宏观人口与经济社会基础分析，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45岁上下，受教育人口比例极低，城镇化水平低于15%，以重体力劳动为主，总和生育率6以上；当下，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达到77.3岁，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9.9年，新增劳动力一半以上接受过高等教育，城镇化水平升至64%，生育率降至1.3，工业化、机械化和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种翻天覆地的经济社会进步中，依然使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定退休年龄的确不合时宜。从微观个体分析，当前，55岁女性的平均余寿为26.4年，60岁男性的平均余寿为18.6年，分别占到女性和男性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教育改善推迟了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不变，造成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实际工作年限越短的情形，既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又是人力资本的损失。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落实延迟退休已经在路上。按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推算，2020年，现行劳动年龄规定的16—54岁女性和16—64岁男性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8.7亿人，2050年将缩减至6.6亿人。如果在未来三十年内把男女性的退休年龄渐进式延迟至同龄65岁退休，就可以把55—64岁女性和60—64岁男性低龄老年人口转变为大龄劳动力，合计1.3—1.8亿人（UN, 2019），既有效弥补未来劳动力数量减少，还适当减轻养老基金压力。
第四，素质提升，发掘长寿时代的质量型人口红利。素质型劳动力的塑造有利于促进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推动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经济增长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综合素质改善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健康状况进步显著，2020年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5.4‰、7.5‰和16.9/10万，平均出生健康预期寿命达68.7岁，占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88.9%，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5.2%、91.2%，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自2018年开始，普通高等教育年度招生千万人以上，预示着十四五期间年均毕业千万人以上，与届时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相当。综合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幅改善，不仅是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动力，更是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第五，流动迁徙，盘活长寿时代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动态地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推动人口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流动，引发人口的地区和产业转移，持续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了69.7%，占全国人口的26.6%，四分之一国人正在流动迁徙，继续向城镇集聚，人口流动的经济社会参与度不断深化。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人口空间布局，加速人口城镇化过程，发挥人口大国的基数优势和腾挪空间优势，提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推动传统乡村中国向现代城镇中国的转型，更深刻地影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三类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发力点的变迁，三者均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框架体系，相互交织叠加，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分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趋势特征，以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为依托，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为培育和赓续三类人口红利营造最佳的政策环境体系。■
参考文献：1.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9).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Online Edition. Rev. 1
2.OECD (2013),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3: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3.李毅,杨秀让.日本延迟退休政策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当代经济,2021(6): 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