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大西洋军事组织，北约一直专注大西洋安全事务，将维护欧洲—大西洋区域和平、保卫成员国安全设定为核心目标。北约在历史上与中国并无交集，首次进入中国视野始于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在对南联盟的轰炸中炸毁中国驻南大使馆，该事件最终以美国和北约道歉而结束。从2002年起，北约与中国正式接触，但中国不支持北约参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双方保留了官方与民间交往渠道。
从特朗普执政开始，北约对中国进行指责，而且调门不断升高，直至最近公开声称中国对北约构成“威胁”。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业中心，北约是全球最大的安全组织，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势必会颠覆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走势，进而改变双方的发展方向。国外学界对中国与北约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成果大都囿于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局限，缺乏对中国崛起的客观分析。国内学界对北约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也有限，对北约对华政策的起源、发展、规律和特点等还有较大解释空间。本文拟以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为题，深入探究其政策变化的起因、表现、影响、得失，以及未来走势。
一、北约对华政策的历史与变化
2002年，中国与北约开始官方接触，双方在2003年10月正式建立半官方半民间关系。从2010年开始，北约与中国每年举行一次正式官方会议，双方就朝核问题、南海岛屿主权、确保海上安全、联合打击海盗、阿富汗局势、中国军事改革，以及欧洲安全等展开对话。同时，双方军事人员还参加彼此军事学院开设的相关课程培训，展开技术通用合作等。不仅如此，中国还参加“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香格里拉对话”等跨区域安全对话机制，与北约许多成员国建立了安全协商机制。尽管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等战略，将美国军事力量大规模调转亚太地区，美中关系趋向紧张，但北约与中国的联络与沟通机制并未中断。
北约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比较温和且务实，双方尽力回避体制、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积极寻找共同利益所在。然而，由于北约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分属不同板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北约与中国的合作具有选择性，只局限于某些领域，并未触及各自核心利益。北约对华政策虽持续但不稳定，极易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和影响。
2016年，特朗普（Donald J. Trump）出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华政策立场发生变化。美国公开对中国的贸易、科技及关税领域施加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美国更是变本加厉打压中国。“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秩序捍卫者，因为其长期享有领导国的所有特权，并不希望看到现有秩序有任何变化……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逐渐开始改变对中国的制度制衡战略，从包容性制度制衡转为排他性制度制衡……”受其直接影响，北约对华政策亦发生变化，对华批评与指责明显增加，而且程度不断加深。
拜登（Joseph R. Biden, Jr）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华遏制和打压政策，但改变了美国不断指责盟国、独自压制中国的做法，联合北约盟国共同对华施压，全面推动北约调整对华政策。而美国学者吉尔福德·艾肯伯里（Gilford John Ikenberry）错误地认定，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力量转换，导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两国竞争被迅速放大，被美国扩展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竞争与较量。在美国的影响下，北约调整了过去以合作、协商及对话为主的对华方针，在对华政策中增加了质疑和批评等内容。由于北约对华持续施压，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突显分歧，在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双方关系不断趋于紧张。总之，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主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北约提倡预防性对策，影响或牵制中国发展。北约认定，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影响了国际力量平衡与稳定，对北约安全构成潜在影响，包括中国经济展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长盛而不衰；中国在东亚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理念及其实践获得越来越多认可。为此，北约连续召开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与首脑峰会，集中讨论中国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军力等问题，商讨应对之策。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国防预算和海军规模、军事能力等方面表示担忧。这一观点集中反映了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对华立场，虽然各成员国对华声音不一致，但多数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忌惮，既不愿中国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也不愿中国触动国际秩序与规则。如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部负责人扬卡·欧特尔（Janka Oertel）等人，很牵强地将中国经济发展与北约安全诉求相联系，臆想中俄关系，妄断中国经济与国防政策的所谓负面影响。
尽管北约在冷战后一直将维护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视为核心任务，但频繁涉足亚太地区，实施跨区域牵制。虽然其对华目标并未完全定型，但北约将自身打造为亚太区域秩序维护者，以此彰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与影响，向中国展示其实力、决心及行动，向北约成员国、伙伴国及东南亚国家等昭示其强势立场。很明显，北约在亚太区域的所作所为，正在成为北约所谓全球安全使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北约对华预防性对策主要包括两个步骤：其一，正面施压。虽然美国等一贯推行利己主义外交，但北约还是要求中国担负起所谓“国际责任”。可见，以所谓自由和民主之名、借助所谓国际规则与道德对华施压，正在被北约频繁运用于对华交往。其二，迂回牵制。在反华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北约及其成员国制造了大量涉华话题，利用新闻传媒不断使之发酵，不仅在国际舆论上形成制约中国的氛围，亦在公众心理上形成排华等社会认知，以此羁绊中国。
第二，北约要求中国加入美俄中导谈判。虽然美俄两国是导致《中导条约》失效的当事国，但北约无端指责中国核政策不透明，包括核武器数量、战略武器技术及战略武装规模。北约坚持中国应参加美俄谈判，并且签署相关条约，否则国际战略武器控制体系会出现漏洞。为此，美欧等国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制定特殊法律与规则。尽管中国核武器数量有限，俄罗斯亦明确表示中国可不参加谈判，但北约仍坚持其立场。
同时，北约还以《中导条约》被废止为由，对中国提出指责。2019年8月7日，斯图尔滕贝格在澳大利亚公开批评中国战略防御政策。虽然这种批评可谓穿凿附会，但限制中国战略武器，不仅成为北约历次峰会的重要议题，而且在北约防长会议与其他场合亦被不断提及。北约此举就是逼迫中国参加美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以此束缚中国发展中远程导弹，包括导弹射程、分导技术、弹头数量等，最终将中国中远程导弹纳入全球战略武器监管系统，使中国其他战略武器接受美俄主导的战略武器体系的控制，将中国战略力量限定在“合理范围”。
第三，北约竭力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对中俄实施分而治之策略。北约担心中俄两国彼此接近，因为两国既是“上合组织”核心成员，具有密切合作关系，又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认知相同，在许多国际纷争中彼此呼应，双方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战略合作迹象。北约认定中俄合作使北约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不利于北约推进其全球安全使命。为了应对中俄合作，北约将其首要目标对准“危险性更大、更直接的”俄罗斯。北约不仅在叙利亚冲突中绝不撤退，而且在乌克兰冲突中始终强硬，在黑海与波罗的海等地区持续举行军演，在东欧各国部署重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派出军队等。斯图尔滕贝格公开表达了对俄战略威慑的意图。为了压垮俄罗斯，北约持续实施经济制裁，从根本上削弱其国力；保持军事高压态势，使其得不到喘息。
与此同时，北约坚持对中国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阻止中俄不断接近。鉴于中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主张得到俄罗斯支持、中俄多次举行联合海上军演、双方就空间站技术合作密切，北约不愿中俄合作持续升级，也不愿听任中国持续发展壮大，为此竭力避免中俄在国际事务中合作。2021年6月7日，斯图尔滕贝格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Ioyd J. Austin Ⅲ）举行会晤。斯图尔滕贝格提出，“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看到俄罗斯继续在网络空间通过混合手段对北约盟国、邻国实施侵略行动，也看到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这一地区其他国家使用武力。”为了应对中俄合作，北约将中俄两国并列为“重大安全挑战”，但这种做法在北约内部存在争议，许多成员国认为此举会使两国不断接近。北约将“中国威胁”与“俄罗斯威胁”分置于不同战略方向予以应对，实际上显示了北约试图分化中俄关系、以此打压中国的战略安排。
第四，北约指责中国的发展模式，突出西方文化、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普世性。北约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虽不似“俄罗斯威胁”那样直接，但却更深程度削弱了北约存在的基础，弱化了其国际地位与影响。而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北约对中国崛起形成错误认知，得到了艾肯伯里的呼应，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外交能力存在深刻担忧。北约不愿正视中国经济发展付出的努力，而是偏执地认定中国利用了国际规则和法律漏洞，运用经济力量扭曲和破坏国际体系，重塑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此外，北约在2020年11月25日发布《北约2030：为新时代而联合》。这份研究报告集合了北约成员国各方专家的思想，就未来北约应对各种挑战提出138条建议，明确提出北约必须对中国保持技术优势，包括计算机网络技术、太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涉及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科技进步、价值观等方面，以及必须重新夺回西方在世界经济、技术、贸易、商业等领域的话语权，恢复并扩大西方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示范作用，恢复北约及其成员国的传统优势地位等。总之，北约对华政策的变化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也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前者集中对北约安全战略产生整体影响，后者主要对北约及其成员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形成冲击。然而，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具有主观和客观双重属性，这既离不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急遽变化，亦离不开北约秉持的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性思维、排他性文化等。归根到底，北约对华政策变化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因此，其应对举措注定很难奏效。
二、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分析
探究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首先，离不开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或者区域力量结构、国际秩序与规则、区域或国家治理等变化。其次，离不开北约的决策机制、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以及北约各成员国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态与诉求。总体而言，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大致可概括如下：
第一，伴随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及社会生态发生巨变，国际政治—经济结构随之改变。欧美各国普遍发展乏力，经济与社会衰退，虽然欧洲和北美实力强大、科技发达、社会福利完善，但深受金融危机、赤字财政、经济滞涨、福利陷阱、政治右翼化及社会民粹化等问题困扰。“2008年财政危机不仅直接影响巴黎和伦敦维持福利国家所提供的防护等级的能力，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两国解决其无法持续的预算赤字水平的能力。”欧美各国乱象使其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与自由价值观严重受挫，削弱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行动力，导致各国在国际或区域事务中立场不断变化，连带北约与欧盟连续出现许多战略判断失误。“无疑，财政、经济与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影响到欧盟内部中心—边缘关系，而且使欧盟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付出代价。”不仅欧盟如此，北约实际上亦如此。
与欧美各国乱象频发相比，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强劲，在国际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权重不断增加，这成为北约推动自身战略转向亚太区域的一个重要理由。“亚洲崛起特别是东南亚崛起，关系到国际安全。对亚洲发展保持检视，符合北约成员国的利益，因为亚洲对于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体系都非常重要，北约成员国与亚洲的稳定和安全有利害关系。”北约不希望中国崛起会改变亚太区域旧的力量结构，尤其不希望中国会利用当前欧美国家的困境，影响并控制亚太地区及各国发展，最终导致北约与欧盟在亚太事务中被边缘化。因此，有效牵制中国发展、确保欧美各国对亚太事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最大程度维护北约的国际影响，尤其是在亚太区域的影响，遂成为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
第二，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致力于推进战略转型与东扩，着力从区域军事组织向全球安全组织过渡，不断扩大防御安全范围，将触角伸向全世界。“北约一直致力于从冷战以及20世纪90年代区域组织化身中转型，成为一个身负全球使命、（实现）全球力量传送、（拥有）全球伙伴的跨大西洋机构……不存在‘域内’和‘域外’，所有一切都可能处于北约势力范围内，这并不意味着北约是一个全球组织，它仍是一个跨大西洋机构，但第五条款具有全球性涵义。北约正在发展旨在处置全球性问题以及可能发生事件的力量与政治视野，这是一个巨大变化。”在不断强化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的同时，北约实际上从未放弃关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不愿放弃经济活力四射的亚太区域。因此，维持亚太区域稳定、确保其在亚太区域的影响，遂成为北约承担其全球使命的一个重点，而遏制中国被北约理所当然地视为保持亚太区域力量平衡、维护亚太区域稳定的关键。
为实现这一目标，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蒙古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定期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展开高层互访。美国更是组织各种政治合作组织或者经济合作组织，以此阻遏中国发展。从奥巴马时代起，美国逐渐将其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将遏制中国发展作为亚太战略核心，将其众多高新武器装备移至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在亚太区域的武装力量规模。美国不仅在中国周边地区大规模部署“爱国者”导弹系统、“萨德”导弹系统等先进武器装备，持续加固美日、美韩军事合作关系；还积极组织其盟国举行联合军演。作为北约核心国家，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其全球战略重心由西转东，这对北约无疑具有重大指向作用，直接影响北约对华政策，促使北约持续关注亚太事务及中国发展。
不仅如此，北约还影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步调。北约与日、澳、印等国合作，试图在印太区域对中国海上交通线产生影响，牵制“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ECP）等。美国更是放任日本与中国展开竞争，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形成牵制。另外，美国还利用亚太区域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借助亲美力量掣肘中国。可见，北约尤其美国不愿放弃在亚太区域的现实利益和影响，更不愿看到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影响不断扩大，这是北约加速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
第三，作为跨大西洋组织，北约在冷战时期一直是美欧双方展开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合作的重要平台，北约也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决策机制及行为范式。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确立自身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包括对北约军费开支、战略决策及军事行动的支配地位。而欧洲盟国则只能发挥辅助或次要作用，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北约在冷战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美强欧弱的格局，这使美国能够将其国家意志、利益诉求和行事风格等带入北约，以此影响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对外决策。“纵观其存在，大西洋联盟反映了一个复杂而且动态的过程，即‘跨大西洋交易’……每年北约防御力量的混合，以及联盟政治合作的变化，不仅要适应正在变化的战争技术，而且要适应15个成员国每一国的国内政治潮流。”
冷战结束后，北约这一决策与行为模式得以延续，美国继续充当北约的领导者与决策者。为防范中国挑战其全球霸权，美国故意散布各种对中国不利或者有害的言论，将中国塑造为北约的对手。在美国坚持下，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从2017年底起，开始向南海派出军舰。2018年2月，美国制定“印太战略框架文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 for the Indo-Pacific），会同北约“单一伙伴关系行动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Action Plan），以建立“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印度洋”安全秩序为名，建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联合日、澳、印等国向南海持续派出军舰和飞机，在印太区域举行各种军演或海上操练。为了加速推动“印太战略”，美、英、法、德、加拿大、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均向南海派出军舰，在印太区域举行一系列海上军演。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三国组成“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国公开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强化印太区域安全联合。很明显，美国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成员国、伙伴国附和并支持其战略转移，共同掣肘中国发展。
第四，北约的冷战属性是美欧双方联合推进对华抵近对峙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动因。在冷战时期，“北约一直被定义为‘价值观共同体’，即‘多个社会的价值观’。联盟被赋予的凝聚力表现在：遏制苏联、保卫欧洲与北美、保护多边贸易与支付系统、关注北大西洋区域以外的稳定。”冷战结束后，北约延续了旧的冷战思维，不仅致力于扩大北约联盟模式，还将自身的安全观与世界观向全世界推广，对竞争性国家或组织实施同化、削弱、对抗等。以俄罗斯为例，虽然俄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国家制度转轨，推行亲西方政策，但始终被北约视为“对手”和“威胁”。在美国主导下，北约通过东扩持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克里米亚事件后，北约在黑海、北欧和东欧等地不断举行军演，直至俄还之以核武器威慑，双方军事对峙持续升级。
无独有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有别于西方，中国同样被北约视为竞争者。虽然中国并不热衷武力扩张与对抗，而是致力于发展并繁荣经济，但仍如此。伴随中国崛起，北约对华负面态度升级，中国被视为重量级竞争对手。北约不仅诋毁并排斥中国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而且无视或忽略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及国家有序治理等。由此可见，北约的冷战思维与逻辑，为北约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欧美各国政治与经济形态进一步变化，疫情加剧了北约及其成员国的不自信及对华疑虑。新冠肺炎疫情抑制了世界经济发展，但中国率先走出疫情，恢复了经济发展。欧美各国则由于疫情防控失利而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经济重启困难。目前，美国仍是全世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每日新增感染病例、死亡病例居世界之冠。而欧洲作为新冠病毒影响至深的另一地区，民众生活与国民经济深受影响。可见，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了欧美各国社会生态，加剧了其发展困难，使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信心与形象严重受挫，这成为欧美各国乃至北约对华外交不断出现反常操作的直接诱因。
北约将新冠疫情与欧美各国或中国外交相联系。欧盟安全事务研究所副主任弗洛伦斯·柯波（Florence Caub）等人将中国外交、地缘政治以及疫情连在一起分析，其错误的结论在欧盟与北约内部颇具代表性。无疑，新冠疫情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加速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
三、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影响与分析
虽然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时间短暂，许多内容已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只表现在文字和言谈中，并未完全定型，但政策变化趋势大体抵定，北约对华敌视和对抗倾向正在不断加强，并向更宽泛领域扩散，所涉及话题不断增多，负面或消极影响日渐扩大。就像法国“巴黎战略研究基金会”分析员弗朗西斯·海斯伯格（Franois Heisbourg）所总结的，中国的崛起具有多个维度，相比冷战时期的苏联，影响更宽更广。这不可避免引发了北约及其成员国普遍担忧，既担心中国的发展，也担心北约的未来。
第一，北约调整对华政策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建构，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作为冷战后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安全组织，北约虽然自封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自视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保护者，但其冷战思维及其实践实际上无法满足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需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更需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更需要摒弃竞争、冲突及战争。但是在美国的持续作用下，北约理所当然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塑造者。这就导致北约的思维方式、决策机制、联盟架构和组织特性等将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与规则，影响并制约国际社会发展方向，使世界秩序变得更脆弱。前英国驻芬兰大使艾莉森·拜勒斯（Alyson Bailes）曾提出，“迄今为止，北约在历史上唯一不变的特点始终是不可预测，北约的政治特点、政府间组织的特点及非法律性特点，使其最终相较欧盟更脆弱，但也更有弹性”。
其一，北约调整对华政策会冲击国际体系。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既是全球化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四十多年矢志不移、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当前，中国不仅深度嵌入全球产业、贸易、金融和科技等链条中，而且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实体之一。经过与各国际组织或国家几十年良性互动，中国已成为国际多边主义、自由贸易规则、国际合作准则的积极捍卫者，中国在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获得越来越多国家或组织认可。与此同时，北约及其成员国需要看到中国为维护世界多极化、加强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参与全球治理等做出的贡献，不应进行负面解读。显而易见，北约的消极做法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完全背离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最后只会损害国际体系、秩序及规则。
然而，北约也意识到，推动国际经济发展与繁荣，确保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维持国际秩序安全与稳定，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配合，北约希望就全球气候变化、战后阿富汗重建、国际军备控制、全球网络安全、联合打击海盗及公共危机处置等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展开合作。北约为此强调，“我们不会进入一个新冷战，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需要以联盟身份应对中国崛起对我们安全构成的威胁”。可见，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将现有的国际体系与规则置于尴尬境地，也将自身置于进退两难境地，即北约既无法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新国际体系，又不愿在旧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友好相处。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国际社会滋生更多矛盾与纷争，导致国际体系走向分化，甚至有可能断裂为两个或多个部分。
其二，北约调整对华政策会危害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规则。中国崛起得益于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是国际规则的受益者。但欧美各国同样也是国际规则的受益者，而且一直居于国际贸易、技术及金融链条顶端，规划甚至制定各种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规则，因而较中国更多享受现有国际规则带来的红利。另外，针对各成员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乱象纷呈，北约既未做深入反思，也拿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试图通过牵制中国、压制俄罗斯来掩盖自身问题。为了牵制中国，北约内部许多人热衷于修改国际规则，进而将中国的发展限定在部分欧美国家所希望的范围内。可见，北约上述设想意味着改造或否定现有国际规则，但是这种想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极有可能导致新国际规则无法成立，旧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完整性遭到破坏，进而造成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形态无序化。
其三，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谋求走向世界，承担全球使命。“作为全球守护者，北约在‘9·11事件’后在地中海实施海上巡逻；作为全球推动者，北约在达尔富尔以及索马里等行动中为非盟提供后勤支持；作为全球稳定者，最突出的是北约在阿富汗发挥作用；作为全球训练者，北约为打造阿富汗与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力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全球信仰提供者，北约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巴基斯坦与美国提供援助。”但是北约的全球安全理念非常笼统，具有较大可变性，并且颇具争议。对于是否应在北大西洋区域外执行安全任务，北约内部一直没有停止争论。“大多数北约新成员国均为极简主义者，它们坚信北约应聚焦于集体自我防御的核心任务，即公约第五条款使命。对它们来说，俄国是真正且日益增长的安全忧患，北约新成员国都不支持北约在遥远的地方实施安全使命，例如阿富汗。”可见，对于北约是否在亚太或其他区域发挥功用，北约各成员国由于利益不一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作为全球安全使命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其亚太政策的一部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实际上并不稳定，政策调整的内涵或外延都很模糊，在逻辑上亦存在诸多矛盾。北约有时聚焦于某些具体问题，用极端化言辞指责中国；有时全面否定中国崛起，用笼统言辞将中国斥为“战略威胁”；有时在发出指责的同时又呼吁合作，甚至直言中国既非敌人亦非对手。可见，北约迄今为止并未形成一种稳定、成熟及完整的对华政策。事实上，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不可能做到双方完全“脱钩”。因为北约政策调整所涉领域与目标极为繁杂，已超出北约掌控范围，不仅执行难度大，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奏效。
第二，北约调整对华政策不利于亚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作为跨大西洋安全组织，北约在冷战后一直致力于转型和东扩，其战略设计、联盟机制、力量结构均服务于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北约调整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亚太区域的认知发生变化，尤其源于对美国外交与战略认知的变化。“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以及控制全球经济与安全能力下降，美国统治的时代即将结束。”北约关注并涉足亚太区域，将意味着它必然要调整既定战略方向，调动其武装力量部署，进一步提升亚太区域伙伴国在全球使命行动中的政治与安全地位，这对北约无异于提出新挑战，对亚太区域安全更是风险重重。
其一，北约调整对华政策将恶化亚太区域的安全环境。北约将中国视为亚太区域安全的“不守规矩者”，认定中国要为亚太区域出现的所有安全问题负责，但亚太区域安全现状并非如此。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有效管控区域危机，长期保持和平与稳定，这是亚太区域一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前提。北约竭力渲染的钓鱼岛、南海岛屿、台湾地区等问题均属历史遗留问题，并非源于中国崛起。亚太国家在近四十多年里也从未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亚太区域出现动荡的主因是美国等域外力量强势介入。“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长期利益，亚太区域吸引了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关注。为此，美国订立了一系列区域安全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可回溯至二战，其后由冷战的‘中心辐射型’防御联盟结构、由建立在双边安全保证基础上的伙伴关系而得到加强。”从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区域构建围堵中国的贸易合作组织与安全合作组织，到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利用台湾问题、南海岛屿问题牵制中国，美国一直胁迫北约盟国搅动印太区域安全秩序，要求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是当前亚太区域安全形势频现危机的主因。
毋庸置疑，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只会不断增加北约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对华疑虑，只会鼓励更多北约成员国或伙伴国打着各种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美国重返亚洲已经推动了其他跨大西洋盟国进一步加速它们自身再平衡的进程，而且更多地关注亚洲。”由于北约与中国在文化与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北约成员国或伙伴国极有可能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干涉中国内政。
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与美国鼓吹的“印太战略”在本质上可谓异曲同工，前者旨在让更多欧洲盟国参与对华牵制，后者旨在让印太区域国家参与对华羁绊，两者实际上都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制约中国，最终在国际或区域舞台形成孤立中国的局面。因此，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必然会与美国“印太战略”合流，最终汇聚为美国领导的“孤立”中国行动。各种域外力量介入亚太事务，势必会打破原有的亚太区域力量平衡，破坏亚太区域安全规则，这显然不利于建构稳定、良性的亚太区域安全秩序。
其二，北约调整对华政策将给亚太区域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北约介入亚太区域事务，并非为了解决亚太区域现存问题，而是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建立有利于北约成员国及伙伴国的亚太区域安全秩序与规则。北约频繁且深度插手亚太区域事务，必将分散其用于维护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的资源，这已成为美欧双方频繁争吵的一个关键。“在北约内部，关于中国构成危险的看法亦不相同。欧盟—中国关系专家梅-布里特·斯图姆鲍姆（May-Britt Stumbaum）提出，鉴于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全球观，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除美欧双方对北约涉足亚太区域存在分歧外，北约成员国、伙伴国在亚太区域的利益诉求亦不尽相同，其对华政策无法保持步调一致。“北约一直在对抗威胁，但是中国的崛起和此前的挑战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北约成员国看待北京所构成的危险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由此可见，对华政策调整只会使北约将其机制矛盾、决策短板和成员国利益争端等带入亚太区域，使亚太区域事务变得更复杂，这就注定北约非但不能解决亚太区域的历史矛盾，还会增加新的现实纷争。北约此举还会打乱亚太安全秩序与规则，使亚太政治、经济及安全形态有发生分裂的危险，最终导致北约与中国的碰撞不断增多，这种结果只会加大亚太区域的安全风险。
四、结论
当前，中国与北约在国际体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双方有少量合作，不排除双方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存在某些利益交叉，但双方结构性竞争关系日益凸显，双方从隐性竞争状态逐渐转向公开竞争与对抗。面对北约对华重重打压，中国必须制定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展开有利有节的斗争，既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又要积极维护国际公理与正义，坚定不移捍卫国际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规则。
第一，客观且理性看待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既要看到美欧双方对华政策存在利益差别，又要看到北约及其主要成员国就反华制华的指导方针已达成共识。虽然欧美双方对北约介入亚太区域事务的程度存在争议，欧洲国家不愿对中国采取过激政策，但就抑制中国崛起、维护西方霸权始终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面对北约的挑衅，中国虽有必要在应对方式、路径及手段上对美欧各国有所区分，但在基本的指导方针、战略方向及重大决策上应同样对待。中国应对北约的战略及其实践保持高度警惕，对欧美双方以文化与价值观为基础的制华政策保持清醒认识。
第二，辩证且积极看待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既要看到其功利性与实用主义动机，又要认识北约对华遏制政策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北约有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牵制中国军力增长，羁绊中国经济发展，限制中国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事实上，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属于逆潮流而行，而孤立或制约经济体量庞大、决策和行动效率高超、国家体制独特且有效的中国绝非易事，亦非北约独力所能胜任。因此，中国要坚定信心，从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从长远处打破北约对华牵制，在军事和非军事领域做好全面准备，以自强推动合作，以斗争谋取和平，正面应对北约的牵制行动。
第三，实事求是看待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既要看到北约对中国有合作要求，又要看到其对华疑惧的政策本质。中国作为有担当、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公共危机处置、国际安全维护等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北约及其成员国在许多领域实际上很难绕开中国单独行事，这是北约不断寻求呼吁对华合作的前提。但我们也要看到，北约与中国存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差异，很难通过某种合作抵消这种差异。为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让更多国家或地区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不仅如此，中国还要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维护国际体系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或组织，最大限度克制北约牵制中国政策的消极影响，最终打破北约对华孤立。
第四，全面且系统看待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既要看到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对亚太区域乃至世界的全局性影响，又要看到该政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局部的和具体的。中国既是世界大国，更是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的亚太国家，中国与亚太区域所有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牢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北约对华政策调整固然会给亚太区域安全环境与未来发展走势带来消极影响，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亚太区域既定的政治、经济、安全架构。中国只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坚持和平发展、全面开放、合作共赢的既定方针，不为北约对华政策调整所左右，北约就无法真正影响或阻碍中国发展，亦不会真正成为主导亚太区域事务的决定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