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俄乌冲突无疑举世瞩目的焦点。
我用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的副标题作为该文的题目，是因为它特别符合当下俄乌冲突的时代逻辑。
佩雷菲特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勋爵借前来给乾隆皇帝祝寿之际，希图同大清建立外交和互利通商关系，却因所谓“礼仪之争”（在是否向皇帝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问题上发生分歧）而最终失败的过程。这次和平交往的失败，不仅让英人洞悉了大清的腐朽没落，更为其四十几年后发动鸦片战争——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博弈，奠定了智识基础，增添了战略胆识。
历史的舞台像一片诡异的森林，人们以为自己在其中不断前进，却不经意转了个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主角不同，你方唱罢我登场。
透过俄乌冲突的表像，依稀可见美苏冷战的影子，只不过，在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像中，横亘在博弈双方之间的巨大鸿沟得以展现：不只是俄罗斯身上当年苏联的雄风不再，更有在美国主导构建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俄罗斯仍未摆脱传统帝国的地缘战略和空间安全理念，其通过给予对手巨大军事压力以迫使其就范的传统权力，实际上对阵的是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当中，结局似乎没有悬念。
引爆“全球化分裂”的加速器
关于这场冲突，半个多月以来，许多人基于不同的立场进行了诸多分析、解读和展望，其中许多观点是分裂甚至截然对立的。但是，正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所说的那样，当人们面对一个新事物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立场、愿望或目的，很少甚至根本不会去回顾历史、分析事实以及关注研究方法。
在我看来，目前人们对俄乌冲突的关注或评论，存在着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仅仅关注俄乌冲突的具体进展及其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影响，而忽视对于乌克兰这个冲突焦点的历史关注。实际上，乌克兰作为历史长河中欧亚大陆核心地区文化断裂带的地缘特征——既是亚欧草原游牧文化与中东欧稀树草原定居文化的分界线，又是东方基督教即希腊正教（拜占庭东正教）与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分界线，塑造了乌克兰民族独特的边境身份与精神气质；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Serhii Plokhy）在《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一书描述的那样，两千年来这两条分界线的无数次移动无一不为其带来悲惨的命运，乌克兰在东西方之间的每一次选择都使其丧失领土和主权，以致于现代乌克兰国歌的头一句话，竟然是悲催的“乌克兰还没有灭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场冲突的结果无论怎样，乌克兰恐怕仍将难逃历史宿命——再一次成为最受伤害的国家。
第二个误区，是人们特别关注这场冲突的结果，乐于分析冲突双方的实力对比或者最终如何结束。事实上，自这场冲突开始的那一刻起，其结果已不再重要。因为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世界已注定发生历史性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乌克兰难以摆脱历史的路径依赖，也不是俄罗斯经济的消沉甚至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是世界秩序、格局已在发生重大改变。有诸多词汇可以定义这个改变，但我还是愿意用“全球化分裂”这个词来概述之，即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在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规则和方向上不再有共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自由贸易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或分道扬镳；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要推行的并非所谓的“逆全球化”，而是出于大国博弈的战略需求，另行谋划、组织一套所谓更高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即“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此乃“全球化分裂”的本质所在。
透过重重迷雾可以看出，俄乌冲突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一场堂而皇之的“阳谋“。有分析说这场冲突是拜登谋求中期选举获胜的政治手段，的确不能排除民主党政权的这种政治利益考量，但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来看，俄罗斯与德国等欧洲大国在能源、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日益紧密，进而同欧盟关系的逐步修复，对于坐拥优越的地缘政治位置、擅长充当“离岸平衡手”（当年英国的角色）的美国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更重要的是，美国时刻不会忘记中国是它的最主要“对手”，一切有利于遏制中国崛起的途径或手段，美国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鼓动或挑起欧亚大陆政治板块断裂带上的这场冲突，以达到“弱俄”“控欧”和“制华”的多重目的，无疑是当下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最优战略选择。
历史地看，“全球化分裂”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经济上高度交织为一体的全球经济体系，因价值观、规则和制度差异导致国际机制停摆、大国博弈和对抗取代合作。这使得当代国际关系充满了脆弱性。正如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指出的那样，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就是探索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可以被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
俄乌冲突注定加剧全球化分裂，甚至让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分裂成为既定事实。显然，试图继承苏联时代的荣光、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战略压力下引爆了世界格局及其秩序调整、变革的加速器。这场冲突让人们突然发现，尽管从技术上讲世界有可能变为一体，但从道德、观念和政治上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上。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在这场冲突中独善其身。更何况，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金融帝国" VS. "领土帝国"
2006年3月，我在《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科技进步、跨国公司大发展和核威慑的条件下，世界正在从“领土主义”时代步入“经济主义”时代，经济相互依赖的进展和深化，使得大国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主要不再依靠暴力或军事手段，而主要是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手段；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仍旧存在着“领土主义”时代与“经济主义”时代之间在观念、手段上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今天，这场发生在欧亚大陆文化断裂带上的俄乌冲突，体现的正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中两种权力理念与权力结构的冲突，即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所构建的金融权力，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旧抱有的“领土主义”权力意识及其行动之间的激烈博弈。
二战后在罗斯福包容性多边主义理念基础上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正值美苏冷战期间。“特里芬难题”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使得美国必须寻求通过摆脱“黄金魔咒”实现货币扩张，进而通过负债刺激或拉动经济增长，因而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之后，经过70年代后半期“滞胀”阶段，伴随着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进程，美国在实现内部经济结构日益金融化的同时，对外则构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信用周转体系，美元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它摆脱了传统的、平面的“地理——实体经济空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立体的“电子——金融经济空间”，进而使经济增长脱离了与美元体系中日益增多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实体经济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黄金的美元从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确保对外债务的可持续性成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为此，以技术创新、市场提供以及具有广度、深度和弹性的金融市场（粘性权力），知识、观念和技术创新能力（软权力）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锋利权力）为支撑，美国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结构性权力，它不是简单地动用硬实力或软实力去迫使他人去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即实施所谓的“联系性权力”，而是通过提出议题、程序以及规则、制度安排等形成了一种结构性权力，并使得系统参与者不仅难以独自改变系统规则或制度安排，而且不得不在承担系统风险或成本的同时，支持该系统的运行，甚至欲罢不能。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的崩溃使得经济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世界上除朝鲜、古巴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也自然成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美元体系作为一个强大的全球性资源控制系统，使得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无论在范围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的所有帝国，其单边主义性质的金融逻辑和强大的金融制裁权力，在此次对俄罗斯采取的全方位制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俄罗斯对待乌克兰的权力理念及其行使方式，仍旧无法摆脱一千年来的传统模式——武力干涉（这正是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极力回避的传统手段）。俄罗斯有关东斯拉夫民族、文化和地缘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潜意识，已存在了至少四五个世纪，甚至由此产生了一种将这种民族认同范围确定为自身势力范围的传统思维方式。在苏联崩溃前不久，1991年8月乌克兰议会投票选择独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曾让新闻秘书发表一份声明，指出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选择独立，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并暗示克里米亚和包括顿巴斯产煤区在内的乌克兰东部将成为争议地区。普京在2012年重返总统位置之前，曾宣称要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并将此视为自己总统任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在他看来，同1991年时一样，这个空间缺少了乌克兰将是不完整的。所以，尽管北约东扩切实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空间，但这场冲突的发生同俄罗斯传统的民族认同意识、安全意识和有关俄罗斯帝国复兴的理念高度相关。这种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帝国理念，无疑会成为欧洲地区重大的不确定因素。它不仅导致欧盟怀疑普京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真实意图，并因此对此次冲突做出出乎普京预料的激烈反应，而且今后也必定成为欧盟予以防范、甚至在必要时做出强烈回应的重要因素。无疑，这一切都为美国提供了撬动欧亚大陆板块、鼓动地缘政治和安全冲突的历史性机遇。
从这个意义上看，俄乌冲突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美国充分利用了俄罗斯传统的国家权力（国土防御空间）观即“领土国家”理念，通过北约东扩的“领土空间压制”，挑动、刺激俄罗斯采取传统安全手段予以应对，随后再利用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施以全方位的金融制裁。这种“领土空间挤压”加“金融空间封杀”的战略，体现的是一种“金融帝国”理念下全新的霸权模式。换言之，当依旧生活在国家权力和安全同领土范围成正比的时代观念当中的俄罗斯，不得不使用传统安全手段应对“领土空间挤压”危机的时候，面临的却是美元体系强有力的“金融空间封杀”，俄罗斯甚至因此被“去国家化”了。
这场冲突在暴露出俄罗斯自身的所有痼疾、使其国家实力（影响力）衰落的同时，凸显出美元体系的强大力量。这场较量的本质，早已与冲突的结果无关。显然，在这样一个“不对称依赖”的较量中，普京在美国主导的“领土空间挤压”下犯下了一个“时代性错误”，这正是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此次行动是在赌上国家命运的重要根源。我希望，也许这是大国在“领土主义”时代的最后一搏。
权力的天平与真实的天平不同，空盘下降，满盘上升。
所有人都在裸奔
上述分析，足可让人理解美国为何在这场冲突爆发前后尽其挑拨怂恿之能事。无论这场冲突如何收场，对美国而言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大买卖。更重要的是，这场冲突将所有大国都卷入其中，立场、态度、手段以及损益，昭然若揭，无法掩饰。大家都在因这场冲突而裸奔。
首先，美国鼓动或挑起乌克兰危机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在大国博弈进程中的战略收益是巨大的。如前所述，这场冲突的发生使得美国“弱俄”“控欧”和“制华”的战略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通过挑起事端而达到选边站队、团结盟友、孤立对手，并通过金融、经济制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案例。同时另一方面，这场冲突对美国金融资本进而对于维系美元体系而言，更是获利颇丰。
长期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美国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过程，使得美国经济演变成为彻头彻尾的债务经济，从抛弃“黄金魔咒”到抛弃确保央行独立性的“央行魔咒”，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挣到钱”发展到美元体系下的“借到钱，进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演变为“印出钱”，结果是金融动荡和危机不可避免，今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将成为常态。因而，如何将这种货币政策的调整压力向外部转移，籍以维系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便成为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核心利益所在。为此，美国大体上会采取两个途径：一是择机吸引海外资金回流美国，让其他国家为美国货币政策及其后果买单，相应地，适时运用美元体系的避险机制及其功能，挑动各种政治、经济或安全危机，无疑是最优选择；二是增强美元的“协商货币”功能，伴随着大国间货币竞争的加剧，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及其后果的日愈严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顶级货币”的地位存在着不稳定趋向，因而增强与同盟国、准同盟国及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协调，开展货币外交，充分发挥出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功能，将有助于美元体系的稳定。为此，以价值观联盟为主导，有意渲染大国威胁，采取所谓的“新冷战”政策，甚至挑动地区冲突，无疑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短期来看，今年美联储面临着加息、停止购债和缩表三项政策目标。加息无疑将增加美联储持有国债的成本。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退出QE的过程不同，那时主要是华尔街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有毒资产，而此次则伴随着美联储从“最后的贷款人”成为“最后的做市商”，美联储自身持有大量的不良债权。因此，在东亚各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增长空间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刺激欧洲资本内流，对冲货币政策调整的成本，显然是不二选择。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元指数提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的过程，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俄乌冲突已成为金融资本博弈的前沿。华尔街资本借金融、经济制裁之际“收割俄罗斯”的新闻，已为人们所熟知。
显然，俄乌冲突不是简单的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是欧洲历史上多次上演的领土冲突的简单再现，这其中糅杂进太多的美元体系的逻辑与权力。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的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让自己成为美国战略策划者和金融资本的一顿盛宴，应该是满脑子“领土主义”时代观念的普京未曾想到的。
其次，对于欧洲而言，俄乌冲突至少会带来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俄罗斯的冒险行动让欧洲各国切身感受到巨大的现实威胁，这也是包括瑞士在内的中立国放弃中立原则参与制裁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无时不梦想着被欧洲认同、接纳，进而成为真正的欧洲国家。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曾四次要求加入北约，但是显然，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加入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换言之，俄罗斯是在不但不被欧洲认同、接纳，反而北约借苏联崩溃之机不断东扩的压力下，才开始采取日愈强烈的敌对立场。无论如何，普京的冒险行动的确把俄罗斯推向了欧洲的对立面。可以说在短期内，俄罗斯将成为欧洲不得不顾忌的强大对手，或必须加以防范的敌人，它们愿意为了遏制一个更“恶”的权力而不得不接受一个次优选择，这使得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继续作为美国构建全球权力体系工具的职能，被再度确定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俄乌冲突不仅凸显出美国强大的金融帝国的实力，同样也让西方世界认识到一个拥有传统霸权的美国是必要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在特朗普那里未能实现，倒是普京帮助美国“更强大”了。
第二，但是从长期来看，俄乌冲突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后，欧盟将仍将拥有较强的独立性，欧洲主要大国仍将谋求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欧盟内部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并非铁板一块，极其反俄的主要是那些原本在苏联控制下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而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无论是在历史传统、现实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考量上，都需要同俄罗斯搞好关系，让俄罗斯垮掉更不符合它们的战略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俄乌冲突前后不主张或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有慎重立场的，正是欧盟的大国而非小国。
第三，欧盟几乎承担了所有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外溢成本，不只有因参与金融制裁所导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利益的巨额损失，还需要担负起几百万乌克兰难民的沉重负担，而且俄欧间能源合作的骤停无疑加剧了欧洲各国日常生活和经济上的困境。虽然从长期看这将促使欧盟各国致力于绿色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乃至有可能开展核能建设，但短时间内将使其不得不增加对美国的能源依赖（尤其是在伊朗、委内瑞拉、中亚和中东产油国不愿配合美国增加产量的情况下）。这些问题足以促使欧盟在“被刺激”和冲动之后，进行必要的理性反思或反省。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欧盟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中的战略立场仍有较强的可塑性。
第四，美国多年来期待德国分担防务开支，增加军费的愿望，在几届德国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努力下一直未得实现，但俄乌冲突却使之在几天内达成了。德国的再军事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它意味着德国将从二战后“安全的消费者”转变为“安全供给者”，这不仅会对欧洲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外溢到东亚地区，为日本踌躇已久的突破“宪法九条”开创了一个绝佳先例；日本也许很快会突破国内的巨大阻力，成为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全方位的马前卒。
再次，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将使得俄罗斯因面临全面的经济、金融制裁而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而且其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损失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弥补的。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俄罗斯都将陷入一个新的低谷。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俄罗斯都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相较于当下俄罗斯的困境，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走向更值得我们关注。
最后，俄乌冲突爆发使中国无法独善其身，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提供了更多的警示，但同时，也让我们面对不少机遇。
近200年来，在欧亚大陆大国博弈、兴衰的过程中，有两个国家扮演了“力量支点”的作用：一个是普鲁士（德国），可以说若没有普鲁士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势崛起以致于被大英帝国锁定为“头号威胁”，英国不会轻易让美国如此顺利地成为世界头号霸主；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熟知欧洲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俄罗斯在英美两国先后与其挑战者博弈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的作用。理性地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东端正在崛起的大国，不能无视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欧亚大陆的中、俄、欧若能最终成为利益共同体，对于以美英为首的海洋国家或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而言，不啻一场噩梦。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应该也必须从中、美、俄、欧四大势力之间欧亚大陆博弈的视角，谋划世界格局的未来以及自身的战略定位。一个没有衰落或实力、余威尚存的俄罗斯，即便在中美大国博弈中隔岸观火，同样是对美国的最大制衡；一个在价值观、理念、文化和制度传统与美国存有差异且经济实力稳定、安全战略日益独立的欧盟，即便与中国相距遥远，同样是对美国的一种牵制。注重协调、增进与俄、欧之间的共同利益，促进俄乌间尽快达成停火，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进而从长远看积极促进俄欧间的和解（两者间毕竟拥有更多的地缘性经济、政治利益），不仅可以避免被美国形成“战略合围”，更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的逻辑而非自己的单打独斗对冲美国的极限打压。这正是我一直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重点在于欧盟的根本原因。
我们需要重读摩根索
面对俄乌冲突为中国带来的诸多挑战，最近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建议。在我看来，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对公共事件提出一个理性分析的逻辑框架本身，即是提供了一种回答问题的方式。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相较于既有的注重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的对策分析，我更加关注俄乌冲突中所展示出来的美元体系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及其警示。
美国鼓动或挑起俄乌冲突的过程及其后果，格外值得中国警惕。其一，美国完全有可能把“领土空间挤压”加“金融空间封杀”的战略模式克隆于东亚地区，通过挑动台海局势、钓鱼岛问题以及所谓南海问题的升级甚至陷入冲突，达到既分享经济收益又遏制中国发展的多重目的。其二，此次对俄罗斯全方位的金融、经济制裁粉碎了所谓“市场中立”或“市场中性”的假说，更让世界切实感受到美元体系所拥有的强大金融权力及其巨大威力。它用令人惊愕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美国政治认可的美元资产才可以是“美元资产”。这充分表明，美元体系为美国提供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控的脆弱性；天然具有等级性的货币权力所产生的不对称相互依赖的脆弱性，远大于贸易领域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贸易过程是可以自我控制或非贸易即自给自足的），任何一个经济货币化的国家都可能成为货币权力的实施对象，面临着系统性货币攻击或封杀的危险。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俄乌冲突提醒中国面临着两个迫在眉睫的战略选择：一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尽快由迄今为止的“门槛式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通过商品、服务和金融市场的巨大的吸附性力量，形成国内外市场的共存共荣，防止全球化分裂或脱钩；二是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即从注重“外向发力”转向注重“内向用力”，通过国内金融发展、发达的金融市场建设，向全球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通用金融商品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鼓动或挑起俄乌冲突，美国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包括将中国与“好战”且成为众矢之的的俄罗斯捆绑在一起，进一步孤立中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美间的大国博弈，是17世纪中叶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主体以来前所未有的多重冲突，它远比冷战期间两大集团的较量更加复杂，也更加危险。在一个原有秩序走向崩溃的时代，不确定性意味着巨大的脆弱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大国博弈下冷酷的国际关系现实，宣告了那些认为通过精致的国际制度构建可以约束霸权、遏制冲突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破产。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以纠正理想主义为己任的现实主义理论，摆脱虚妄的自由主义理想，回到冷酷的现实主义世界中来。一句话，我们需要重读摩根索。
最后，欧亚大陆核心断裂带上发生的这场举世瞩目的冲突，值得我们冷静思考：是继续用传统的范式、手段影响或改造世界，还是以新的理念、范式和途径融入世界？这场冲突告诉我们，任何国家无论发生什么，总是在它自己的历史延长线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博弈，也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真正进步，如同一个人一样，必须超越自己而非超越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