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冲突爆发至今，尽管俄罗斯官方在其立场表述中一直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但俄罗斯官方对乌克兰立国基础的表述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当天（2月25日），普京在全国讲话中宣称现代乌克兰是“完完全全被俄罗斯创造出来的”，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归功”于1917年那场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伟大变革。
俄罗斯的后续政治宣传也基本上紧咬这个口径。就在3月18日，观察者网刊登了号称“普京的哲学家”的亚历山大·杜金的文章。文章中重申了普京在2月25日讲话当中的内容，并进一步论证乌克兰是“盎格鲁撒克逊直接操纵，直接针对俄罗斯的”。
诚然，乌克兰的地理位置对于俄罗斯来说有“唇亡齿寒”的重大意义，北约是否纳入乌克兰、东扩到俄罗斯西南边界，攸关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而乌克兰自2014年发生“颜色革命”以来，国内法西斯主义实力大增，新纳粹势力当道是不争的事实。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去纳粹化”的主张更是为特别军事行动赋予了一定程度上“吊民伐罪”的正义色彩。
但是，俄罗斯政府及其智囊实质上否认乌克兰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历史和现实，或许并不足以体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对形成一个公平、合理乃至有利于俄罗斯的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而言，还可能反而增加了难度。
笔者认为，在乌克兰冲突进入白热化，各种观点和假设哗众取宠，各种历史和传说真假难辨的情形之下，应当正本清源，对乌克兰的前世今生进行符合历史事实的梳理，才能更好地理解俄乌之间特殊复杂的“历史经纬”，并真正有助于寻求一个对于各方来说公正合理，同时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
近代乌克兰民族的缘起
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们很容易就联想到882—1240年以基辅为中心的“基辅罗斯”国家。虽然早在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的一支——东斯拉夫人便在东欧平原的第聂伯河中、上游，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西德维纳河一带定居，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
直到公元8到9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的一支为了控制从北欧到黑海—地中海的贸易路线而侵入了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建立了统一的东斯拉夫人的国家——基辅罗斯。
“罗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拜占庭的史书当中，指代的是“居住在第聂伯河沿岸的瓦良格（维京）人”。而古罗斯编年体史书《往年纪事》则在记载公元837年历史的时候首次提到了“罗斯”这个词，用以指代东斯拉夫人所居住的以基辅为中心的土地。
现有的史料大都佐证了这一历史，认为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罗斯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被视作现代东斯拉夫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共同祖先，三国的共同历史渊源大略取决于此。
但1240年，基辅被金帐汗国攻陷，基辅罗斯灭国，东斯拉夫——罗斯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历史被中断，三个部分开启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东北罗斯地区各公国长期向金帐汗国俯首称臣，并在金帐汗国的卵翼之下逐渐以莫斯科为中心走向统一，建立了莫斯科大公国并最终推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视为大俄罗斯——近现代俄罗斯的立国之始。
以原波洛茨克公国为中心的西部罗斯地区依附于波兰—立陶宛邦联。在基本上没有受到蒙古征服波及的情况下，此地的罗斯人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新的民族形态。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蒙古人的“玷污”，所以这个新形成的民族以“白罗斯”人自称——“白”在斯拉夫文化的语境当中有纯洁的意思。这个新的民族形态也就是近现代白俄罗斯国家立国的民族基础。
相对于大俄罗斯的“自主”和白俄罗斯的“纯粹”，乌克兰的民族形成史就复杂得多。与作为金帐汗国臣属地位的莫斯科国家和长期属于波兰—立陶宛邦联一部分的白俄罗斯国家不同，现代乌克兰国家所在的南俄草原历史上曾经是金帐汗国的一支——蓝帐汗国直接控制的地区，在蒙古人的力量被赶出去之后至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以前，则是波兰—立陶宛邦联的一部分，各种势力在此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没有建立相对稳固的统治。
同时，在13—16世纪，一些不堪忍受蒙古—金帐汗国统治的斯拉夫人，以及饱受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地主压迫的农奴，还有破产的城市平民和冒险家逃亡到南俄草原。南俄草原适合耕种和放牧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这些逃亡的流民在此集结定居，并用突厥语当中的“自由人”来称呼自己，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赫赫有名的游牧民系——哥萨克人便由此产生。
而不管对于北方的莫斯科国家、来自东方的金帐汗国、还是西方的波兰—立陶宛国家而言，南俄草原在当时都是遥远的边陲地区，于是乎南俄草原四周的斯拉夫政权便用斯拉夫语言当中的“边陲”（俄语、白俄罗斯语Край，乌克兰语Країна，波兰语Kraj ）来形容这片广袤而富庶的土地。
久而久之，一个由“边陲”派生出来的词语“乌克兰”（俄语Украина，乌克兰语Україна，白俄罗斯语Украіна，波兰语Ukraina）就成了对这片土地的称呼。
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经典四要素，共同的地域（南俄草原），共同的语言（斯拉夫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游牧、耕作），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都认为自己是来到边陲地区的“自由人”），一个近代的乌克兰民族便呼之欲出。
乌克兰民族在鼎盛时期，除了遍布南俄草原一带，在北高加索的库班、顿河地区，喀尔巴阡山山麓、加利西亚等地均有分布，而莫斯科国家——俄罗斯的势力是之后才到达这些地区。
综上，从基辅罗斯的史实角度出发，东斯拉夫——罗斯斯拉夫三大主要民族显然有着长期的、共同的历史，但1240年基辅被攻陷、基辅罗斯灭亡之后，东斯拉夫的三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民族，这其中也包括乌克兰民族。
沙俄和乌克兰的关系
从对历史的梳理当中可以发现，近代乌克兰民族在基辅罗斯灭亡之后的几百年里走过了一条迥异于近代俄罗斯国家前身——莫斯科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近代乌克兰民族同俄罗斯的联姻则起源于近代乌克兰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赫梅利尼茨基起义。
在蒙古势力退出之后，波兰便取代了蒙古在南俄草原的位置。在南俄，波兰人进一步加强了农奴制，同时大规模削弱和限制哥萨克人。1638年，波兰当局只为哥萨克人保持6000人的编制，并取消哥萨克人的自治权。
1648年，不堪忍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人在盖特曼（酋长）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成立了哥萨克酋长国。波兰和哥萨克互有胜败，但在1650年，由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背刺，起义遭遇巨大挫折。
在此情况下，赫梅利尼茨基便以“带领麾下全体哥萨克的城市和土地归顺”为交换条件，向同为东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信徒的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求助。鉴于接纳赫梅利尼茨基意味着彻底与波兰撕破脸，在经历了3年的政治算计之后，1653年10月，沙皇才最终决定接受赫梅利尼茨基的归顺。
1654年1月，赫梅利尼茨基率领麾下正式以“带着土地和城市”的哥萨克军队首脑的名义，向沙皇宣誓效忠，并被授予象征权力的狼牙棒和旗帜以及象征臣属地位的朝服。在俄罗斯的历史学语境当中，这个历史事件被称为“乌克兰自愿归并俄罗斯”。
赫梅利尼茨基的归顺对于俄罗斯而言意义重大，直接扭转了俄罗斯与波兰在东欧的力量对比，俄罗斯就此取代了波兰东欧霸主的地位，而波兰从此一蹶不振直至被瓜分亡国。正如杜金在他的那篇文章当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是一个帝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联姻对俄罗斯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近现代乌克兰国家的雏形——哥萨克酋长国，在成立不久就选择同俄罗斯联姻并以此将俄罗斯推入“列强”的行列，但“自愿归并”俄罗斯的哥萨克人——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关系远没有杜金老师所宣称的那样和谐地融为一体，相反双方一直龃龉不断。
早在赫梅利尼茨基刚开始宣布归顺的时候，他便要求沙皇也宣誓尊重哥萨克军队的特权，但被俄国特使布图尔林以“沙皇不能宣誓效忠他的臣民”为由蛮横拒绝。俄罗斯帝国和哥萨克——乌克兰人的不平等关系从两国联姻一开始便已种下（虽然在现在的俄罗斯政府和其智囊看来，这样的政治安排“天经地义”）。
在两国合并初期，哥萨克酋长国就曾经反抗过沙皇的权威。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曾经长期在波兰宫廷中供职的马泽帕在担任酋长期间，就曾与波兰谈判，企图重新归顺波兰，并在俄罗斯和瑞典的“北方大战”中支持作为俄罗斯敌人的瑞典。
这种“反叛”行为直接招致俄罗斯帝国对哥萨克酋长国的报复，在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击败瑞典和马泽帕之后，俄罗斯帝国便进一步大力削弱、践踏哥萨克——乌克兰政治实体。
1764年，哥萨克酋长国和酋长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1775年，作为乌克兰独特政治实体象征的扎波罗热营(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直接下令夷为平地，作为政治实体的乌克兰自此暂时消失在了历史当中。
尽管作为政治实体的乌克兰消失了，但是在作为“民族监狱”的俄罗斯帝国之内，对乌克兰人的歧视和压迫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举例来说，由于主体来源于逃亡农奴、城市贫民和冒险家，乌克兰人被俄罗斯人视为“乡巴佬”，更因为哥萨克人的特殊发型被俄罗斯人蔑称为“霍霍尔人”（Хохол，意为“一撮毛”）。
由于俄罗斯帝国在乌克兰厉行农奴制，导致乌克兰农奴对俄罗斯地主恨之入骨，并以“莫斯科佬”（Москаль）回敬之。同时，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时，乌克兰人口占大多数的加利西亚地区（今乌克兰沃伦州、利沃夫州）被分给奥地利，使得奥地利乌克兰文化在不受到俄罗斯影响的情况下相对独立发展。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沙俄时期，乌克兰民族主义并没有被大俄罗斯主义“溶解”。进入19世纪，乌克兰民族主义同西方传入俄罗斯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精神以及反抗农奴制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以塔拉斯·舍甫琴科为代表的一大批乌克兰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文化的整理、发掘和再创造，虽然沙皇政府对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在内的乌克兰民族性进行毫不放松地打击，但乌克兰民族主义仍然在继续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强专制统治、厉行俄罗斯化的政策导致俄国内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加利西亚地区的乌克兰人由于奥匈帝国相对宽松的统治而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潮被进一步刺激。
而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权则不出意外地落入乌克兰上层人士，特别是奥匈帝国统治下乌克兰的上层人士手中，这些人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鼓吹者。
现代乌克兰政权的成立则是利用了二月革命的契机。1917年3月4日，乌克兰成立了以格鲁舍夫斯基为首脑的中央拉达政权——而此时距离十月革命还有将近八个月的时间。自1917年至1921年，在乌克兰先后成立了由西蒙·彼得留拉为首脑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权，以斯科罗帕茨基为首的“乌克兰国”政权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政权，甚至还有以内斯托尔·玛赫诺为首的“无政府主义乌克兰”政权。
这些政权的政治主张各有差异，但是都主张乌克兰摆脱俄罗斯以独立和反对共产主义（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对彼得留拉匪帮的描写，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货色），建立囊括所有乌克兰人的“大乌克兰”国（疆域除了当今乌克兰的全部疆域之外，还包括顿河、库班河流域至北高加索的广大地区）。这些借着沙皇帝国崩溃而横行在辽阔草原上的民族主义匪帮，是当时乌克兰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
总结下来，现代乌克兰的建立绝不是像俄罗斯现政府和杜金老师所说的那样出自于布尔什维克“行政手段”的“设计”。在沙皇俄国崩溃，“民族监狱”崩塌的1917年，乌克兰建立独立政权是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反，在乌克兰建立独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与苏维埃俄罗斯进行联合，是当时继续保持俄罗斯和乌克兰结合的唯一合理有效的方式。
即使笔者不在这里梳理乌克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历史，试想是反苏反共的西蒙·彼得留拉、巴维尔·斯科罗帕茨基、内斯托尔·玛赫诺之流会为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为一体的国家奋斗，还是红色乌克兰的优秀儿子保尔·柯察金和他背后的原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会为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为一体的国家奋斗？
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红色乌克兰不是乌克兰同俄罗斯分道扬镳的鸿沟，而恰恰是乌克兰同俄罗斯继续联姻70余年的纽带和桥梁——虽然这个保尔们所为之奋斗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合为一体的红色国家，并不是俄罗斯现政府和他们的智囊想要的。
在正本清源基础上俄乌最终和约条款的探讨
正因为乌克兰从历史上展现出来的具有生命力的独立性，当前有效的乌克兰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应当建立在对乌克兰的主权和历史的尊重之上。
1、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罗斯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2、将俄语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取消所有对俄语的限制。
3、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4、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
5、乌克兰去纳粹化。禁止极端民族主义、纳粹和新纳粹政党，废除现行美化纳粹和新纳粹的法律。
6、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完全放弃进攻性武器，成为非军事化国家。
从乌克兰同俄罗斯历史上的特殊关系和俄语在乌克兰人当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第1条、第2条和第6条乌克兰当局应当考虑接受。从乌克兰自己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正义出发，第5条乌克兰当局更应当无条件接受。但从有效消除乌克兰这个潜在国际冲突热点，尊重乌克兰主权，同时照顾俄罗斯合理安全关切的点出发，显然第3条和第4条内容应当是值得商榷的。
鉴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归属多变，地位相对模糊，主要居民都是俄罗斯族，自2014年并入俄罗斯并处于其有效治理之下，又鉴于2014年“颜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政府对本国法西斯主义的纵容，对俄罗斯族和俄语居民的迫害也是驱使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重要诱因，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一定程度上算是乌当局咎由自取。乌克兰当局或许应该考虑有条件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而与克里米亚半岛的情况不同，乌克兰东部两共和国并非像俄罗斯所宣传的那样特别对俄罗斯心向往之。笔者曾于2019年亲自前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几乎所有接触到的当地百姓都表示自己是乌克兰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人历史上同乌克兰人的龃龉和现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东部两共和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颇有微词。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成立共和国只是面对乌克兰当局对他们迫害和镇压的“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待乌克兰当局改变对他们的政策，在尊重他们的历史、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前提下他们愿意随时回归乌克兰。
在乌克兰东部两共和国的主流民意并不完全倒向俄罗斯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乌克兰承认东部两共和国独立并将其写入乌克兰宪法，不啻于是对乌克兰全体人民的极大羞辱，俄乌关系将全方位地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境地，甚至可能变为真正的“世仇”。乌克兰国内支持俄乌保持传统联系的力量，也会因此根绝成长的空间，而乌克兰东部两共和国独立本身也会使俄罗斯彻底丧失影响乌克兰政治的机会（乌克兰国内同仇敌忾的同时，两共和国的政局对乌克兰的政局反而产生不了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各方而言，目前最为明智的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回到《明斯克协定》的精神上来，在乌克兰当局落实联邦制，尊重历史，中立和去纳粹化，消除极端民族主义，保障俄语使用居民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光荣的和约”（指不割地、不赔款，保障乌克兰生存和发展正当权利的和平协议）。只有这样，才能使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双方损失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实现持久、可靠、消弭仇恨的和平。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作为曾长期在俄罗斯学习和生活，并亲眼目睹过战火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何种不幸的普通人，笔者对曾经从法西斯主义手中共同拯救人类的英雄的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有着真挚的感情。因此，笔者衷心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够早日结束战乱和仇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光荣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