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之战，正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世界的聚焦点不仅在俄乌战争本身，更是战争带来的全新世界格局。
这一场战争颠覆了欧洲，也颠覆了德国。2月28日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宣布向德国军队提供1000亿欧元的军费。此后，德国军费开支将持续提升到国家GDP的2%，以符合北约的标准；3月25日，北约峰会后欧美官宣将要加强能源合作，美国为欧盟增运150亿立方的液化天然气，以帮助欧盟摆脱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德国，一个二战后坚决奉行和平主义政策的欧洲大国，一个纳粹之后绝口不再提自己是地缘大国的世界强国，一个坚定地奉行“贸易驱动改革”外交政策的欧盟核心，竟然在顷刻间颠覆了自己的传统政治。这让人不禁感慨，冷战后的欧洲格局已经走向了终结，抛弃了历史包袱的德国将再度成为局面的反转者。
本文基于系统研究，将通过五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世界格局变化的复杂性。包括从德国扩军出发看冷战后的“贸易至上”论的走向，通过对比研究俄罗斯和欧盟的战略意图，最终从俄乌战争之后的全球格局着手，研判“美-欧-俄-中”四角关系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全球战略面对全球新格局风险的应对之道。无论中国人多么热爱和平发展，多么崇尚贸易至上的原则，历史显然已经带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面临着风云变幻的全球政治环境，可以确认的是：在这个历史拐点，中国决策者的判断不仅影响着十几亿人国人的命运，也注定会影响世界的未来。
一、从德国扩军到“贸易至上”论的终结
从德国扩军谈起。对于德国而言，扩军长时间以来都是一个连谈都不可以谈的话题。
一来，“冷战”之后，德国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只参加一些联合国实行的国际维和任务、人道救援任务以及北约的军事行动。根据官方统计，2022年1月德国只有2685名军人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对比法国的1.03万人以及美国的17.3万人，可以清晰看到德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是何等的保守；
二来，德国军备一直处于短缺状态。有多不足？3月15日德国联邦议会国防委员长伊娃•霍根在年度汇报中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现在我们的军队里只有50%的军事装备还能用……其他的军用背心和冬衣都是在士兵执行任务之后才收到。”德国军费开支怎么也有500亿欧元，排在世界第七位，比法国还高。归根结底，是支出结构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2019年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是德国国防部长时，就曾被卷入金额高达16亿欧元的“咨询丑闻”事件中。
究其根源，还在于德国的历史包袱。正如美国的欧洲史学家吉姆•西恩所说，“德国不是没有条件进行再武装，也不是自身没有能力去武装，而是二战给德国社会留下的历史烙印实在是太深”，夹杂了纳粹德国的耻辱感以及平民所受摧残的痛苦，以至于对一切战争相关的组织都产生了极强的不信任感。2009年，德国在阿富汗参与军事行动时造成了平民死亡，由于被控试图掩盖事情真相，德国前国防部长荣格引咎辞职，德军被要求在军事行动方面要更加克制。2017年德国军队爆出有200多名士兵有极右翼倾向，瞬间社会一片哗然，对于军队的恐惧感再度袭来。民众的这种社会心理让德国政府根本无法在国防军事问题上真正有所动作，德国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强国中的军事弱者。
德国绿党的崛起特别印证了这一趋势。德国当下的“红黄绿”联合政府中的绿党和社会党一直以来都奉行“通过贸易促进改革”的政策（Wandel durch Handel），他们希望德国成为靠贸易靠环保而非军事的世界大国，并以理念为核心建立长治久安的国际秩序。
可以说，这一美好愿景被俄乌战争彻底击碎。德国社会开始清醒认识到，二战带给他们的不只有历史包袱，也有一份欧洲共荣辱的历史责任，而在当下他们必须抛弃掉自己的历史包袱，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对东欧国家的历史责任。德国弗莱堡大学汉学研究院的柯唐俊（Peter Kesselburg）在接受掌柜智库采访时表示：“德国逐渐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乌克兰，同时也是帮助欧洲赢得这场战争。其实德国人的这份责任有它的历史根源，也有其演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有战争的时间窗口将其彻底激发出来。”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德国认为自己对乌克兰的历史责任重大：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东欧的基础政策核心就是“扩大日耳曼民族聚居地”、“日耳曼民族化东欧人”、“奴役斯拉夫民族”等。二战后不断进行反思的德国，对于曾经被纳粹肆虐的中东欧有着一种特殊的历史愧疚感。后来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走进了东西方分化的二元格局，德国没有办法跨越整个二元架构对苏联阵营下的中东欧国家进行所谓的“赎罪”。1963年，当时的德国总理威利•勃朗特提出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他主张通过交往促进东德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变革（Wandel durch Annäherung）。
苏联解体后，德国进一步展开和中东欧国家的往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从德国自身而言，德国加强与中东欧的区域经济融合，特别是化工、制造业和汽车行业深度捆绑。2021年德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是2450亿欧元，但德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5000亿欧元，足以看出区域经济融合之深。其次，在德国的主导下，欧盟势力迅速向东扩展：中东欧十国可以说是在没有达标的情况下火线加入欧盟。此外，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也都成为欧盟睦邻政策的东部伙伴，享受欧盟大市场的红利。
从社会角度来看，德国人的“冷战”阴影挥之不去。苏联以及苏联所代表的体系一直是整个西欧的终极威胁，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欧洲人，其实或多或少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有一种恐惧和厌恶。要知道在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袖都曾经提到过所谓的“相互保证毁灭”策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也就是说只要一方使用核武器，另外一方必然也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打击。这种恐怖平衡，虽然目的是为了震慑住美苏双方，彼此不要轻易使用核武器，但在欧洲社会中确实营造出了一种“无论谁先动手，人类都要灭亡”的恐怖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对苏联以及“冷战”的痛恨和恐惧。
这些德国视角的梳理，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了，德国如何从反战情结中走出，主动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背后有着多重客观逻辑。从周掌柜咨询欧洲合伙人顾思•凯德的角度看，他认为德国的再武装，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整个欧洲对于世界地缘安全威胁的一种反应，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军事一体化的拐点。
而无论如何，从中国角度看，我们都要直面德国甚至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我们需要深度理解背后的动机，这对于我们未来处理好和德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无法阻止德日再军事化的趋势，但两国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中国的安全威胁，需要以更加理性的视角，进行就事论事的深入分析评判。
3月18日，德国正式开始起草《德国安全战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琳娜•贝伯克表示：“当涉及到战争或和平问题的时候，当涉及到是否遵守法律的时候，德国不能再保持中立了……我们不能再因为能源或者经济上对他国的依赖而闭嘴。”可以说，这是与过往默克尔时代的务实主义（Realpolitik），甚至是“冷战”之后德国所奉行的“经济至上”论，做出了清晰的划分。
德国以及欧盟的这一转向，似乎也预示着全球性格局的转变。如果说“冷战”时代的地缘战略思维是东西阵营的主要考量，那么“冷战”结束后到本世纪前21年，可以说是经济思维为主导的贸易时代。为了凸显整体变化趋势，我们把地缘安全和经济考量放入到一个坐标图内。
我们可以大致上把国家分成三类：地缘与经贸同等重视的国家、重地缘轻经济的国家、重经济轻地缘的国家。如图，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中国，一直都将地缘安全和经济贸易看得同样重要；也有国家是奉行和平主义的重经贸轻地缘战略，典型代表就是德国、欧盟、日本和韩国；与此同时，也有因为内部经济改革失败或者体制原因而始终坚持地缘安全策略优于经济的，比如朝鲜、俄罗斯和伊朗。
俄乌战争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改变了经济至上国家的预期。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可以说让很多轻地缘重经济国家看到了自己所拥有的经济力量的局限性，特别是面对像俄罗斯这样重地缘轻经济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正向增加贸易鼓励也好，还是反向进行制裁试图震慑住对方也罢，收效甚微。由于双方的理性完全构建在不同的逻辑之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妥协点。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交往足以说明问题：从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可以说一直试图通过贸易交往，特别是能源供给的方式，将俄罗斯与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捆绑在一起。德国算的是经济帐，俄罗斯却算地缘帐。用博弈论的话说，两个玩家的理性逻辑偏差太大，根本没法一起玩儿。所以你看，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实从2008年俄格战争之后就开始了，到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加重，持续到现在，但依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的根本战略。2022年2月，德国人被炮火叫醒了，德国人对于“经贸至上”的执拗，让他们体会到了撞南墙的痛苦。
在这个历史时刻还有谁同样被叫醒了呢？是那些核门槛国家，就是有能力发展核武器却因为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而没有发展自身核武器的国家。正如山东大学的俞凡教授接受掌柜智库采访时表示的：“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任何承诺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乌克兰曾经是“冷战”后的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器国家，拥有几千枚核武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同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规定只要三国放弃核武器转移到俄罗斯，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会对其主权和安全做出承诺。当时的乌克兰以及其他弃核国家一心以为，自己牺牲了自身的核威慑能力，就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友好以及其他核国家的保护，然而事实证明，放弃核武可能是它们最大的历史性战略失误。
看到这里，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韩国会变得如此紧张。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战争爆发之后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探讨日本社会最禁忌的问题——核。要知道，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核打击过的国家，加之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日本社会基本上谈“核”色变。日本政界一直以来的原则也是什么都可以讨论，什么都可以倡导，唯独核武器不行。在这个历史节点，安倍晋三打破了这个禁忌。他在电视节目中表示，他认为日本应该讨论所谓的“核共享”政策，在日本部署并且共同运用美国的核武器。其实要说日本制造核武器也并非多困难。日本从1980年建立了钚增值反应堆核浓缩铀工厂后，其实就取得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只不过1995年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后，一直受社会因素影响没有发展而已。当下，如同德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变一样，日本社会也开始在拥核问题上发生根本性转变。
日本拥核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其他的核门槛国家，如韩国等，一定也有同样的冲动。韩国方面，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未来相似的发展趋势，韩国新上任的总统尹熙悦就是依靠打韩国人“不安全感”牌成功突围赢得大选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主要打动了韩国两个社会群体：老年人和青年人。对于韩国的老年人群体来说，朝鲜战争或许有点儿遥远，但1968年朝鲜组织刺杀韩国总理朴正熙的青瓦台事件还历历在目。他们这一代人清楚地知道，一旦朝韩双方有战事，那么距离“三八线”只有咫尺之距的首尔必定是战场。虽然说韩国未必马上有能力自己建设核武器，但提出想要效仿其他北约国家和美国共用核武器的要求，或者说在韩国境内进行“萨德”系统部署，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综上，俄乌战争将会再度见证，“冷战”后本来以经贸为核心策略的国家将逐步纠正自己在安全策略上的偏差，试图回到用经济和军事两条腿走路的状态。但若想在中长期回到“安全、经济同等重要”的第一象限区间，就必须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利益，才能进行快速有效的安全战略部署。比如说，欧盟要尽快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就必须在短期的三到五年内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从“轻安全重经济”向“重安全轻经济”过度，最终才能回到中国和美国所在的竞争区间。而这个过程中所带来的各个核心领域的竞争，就会构成我们所要面临的全球性新型战略竞争。
二、俄罗斯与欧洲和解遥遥无期
德国再军事化指向的第一大安全威胁俄罗斯是否有可能发生改变呢？我们再放长远一点儿看，俄罗斯是否还有可能重回欧洲怀抱？也就是说，真正的和解是否还有可能达成？这里有三点值得品味：
第一，俄罗斯和西方对“冷战”的结束有着截然相反的解读，俄罗斯无法获得期冀的“平等”。1991年12月8日，当叶利钦代表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白俄罗斯总统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终止存在”时，恐怕想不到这并不是俄罗斯融入西方的第一步，而是走向没落的开始。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冷战”并不是以美国的胜利或者说苏联的失败结束的，而是以一种东西和解的方式结束的，苏联的领导者甚至认为自己是推动这一和解的功臣。俄罗斯的精英阶层都认为，俄罗斯不是苏联的继承者，苏联是并不光辉且沉重的过往，而俄罗斯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未来世界强者。但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看来，苏联解体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对西方阵营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苏联是历史的失败者，而俄罗斯作为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更是失败一方的象征。胜王败寇，俄罗斯没有资格和西方进行所谓的平等对话。
第二，俄罗斯的“投名状”投错了方向，经济改革失败输掉了一切。“冷战”之后的俄罗斯为了尽快地拥抱西方阵营，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做到最大程度的西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私有制改革。
叶利钦接纳了当时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只要按照这个共识的改革路线走，就可以成功地与西方市场经济接轨。要知道，“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出台的针对拉美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方案，它本身是一套纯粹的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完全没有考虑具体国家的国情差异。因为当时认定的逻辑是：市场经济拥有超越制度、历史和社会差异的调节能力。这就给叶利钦政府所推行的快速“休克疗法”埋下了注定失败的种子。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叶利钦的“休克疗法”。简言之，就是通过放松价格与货币管制，大规模减少国家对于产业的补助，进行贸易的自由化，从到达到迅速私有化俄罗斯公有资产的效果。虽然说叶利钦原本的目标是希望每一名俄罗斯公民可以从私有化改革中获益，像美国中产一样，可以住进别墅、开大汽车、持有股票债券。然而由于采取的方式太过激进，结果适得其反，俄罗斯经济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其实和美国曾经给中国开的系统化改革的药方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中国拒绝了。
此后俄罗斯经济到底多糟糕？不妨再看几个数据：1992年“休克疗法”的第一年，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居民存款大幅贬值96%（1卢布贬值到0.04卢布），老百姓实际收入减少56%，从而导致出现大量的贫困和赤贫人口；1990-1995年俄罗斯GDP下降50%，这可是比美国大萧条还严重。其中军工和重工业萎缩得最严重，工业产品下降到苏联时期的80%。同时农业、能源产业和轻工业也大幅衰竭。在当时，俄罗斯迅速发展起所谓的“二道贩子经济”，1996年就有500万-1000万贩子通过私人企业从中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然后转卖给普通俄罗斯家庭。1995年有超过110亿美元的物资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俄罗斯的。但这种地下经济根本不受官方掌控（不收税），同时体量巨大，导致俄罗斯本国产品更加没有竞争力，国家实体经济进一步被削弱。
可以说，俄罗斯快速推进的私有化改革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市场经济，反而形成了寡头垄断的经济格局。经济的所谓“大众私有化”成为了噱头，而原本的权贵却在经济管理权下放过程中半道“截胡”，发展成了所谓的“影子经济”，国有资产尽落在旧官僚手中。如此的灰色经济景象自然也不会吸引大批外资，即使有，也都集中在收益稳定的原材料开发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等。
第三，俄罗斯在处理外交问题上仍然抱着“冷战”思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像西方世界所期待的那样用贸易等方式加强和周边国家的往来，从而缓和地区紧张关系，而是继续沿用苏联式强硬手段处理周边纷争。1992年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战争、1994-1996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炮火，都在时刻提醒着欧洲人，俄罗斯虽然一只脚迈出了“冷战”，并在制度上试图拉近和西方的距离，但另一只脚还缠在“冷战”的历史中。
总结来看，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做了三个战略性误判：地缘政治视角偏差，激进的经济改革，以军事手段解决周边问题。可以说，这三个误判是层层叠加的，导致最终俄罗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完全与西方脱轨，从而选择了一条当下的道路。
在这一点上，周掌柜咨询创始人、CEO周掌柜有一个对中俄政策对比的洞察。他评论道：“中国改革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是通过渐进式的市场化确立逐步夯实和欧美市场的连接，而不是完全打破一个世界，从废墟上试图建立新世界。中国过去40年是在欧美建立的二战后秩序之上拥抱重商主义，这让欧美在相当长时间内搁置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中国的劳工政策让饱受劳资矛盾苦恼的欧美大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投资目的地，进而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欧美的游说者，也化解了中国和欧美制度不同的矛盾。但俄罗斯让西方看到的却是民主制度上的普京主义，以及彻底的经济失败，这与温和的中国形成了对比。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讲，政治稳定和经济强大是保持自身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本钱。而中俄合作更接近于共同捍卫共识和谋求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
此刻，从俄罗斯与欧美关系中也折射出另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对立对中国的影响。或许中国决策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从欧美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表态来看，他们虽然认为俄罗斯是眼前和平的最大威胁，但依然将十倍于俄罗斯经济体量的中国看成长期的最大战略对手，这一点不会因为俄乌战争改变，中国本质上也不需要回避一定烈度的战略竞争。而如何化解竞争博弈带来的损害，可能需要中国推动大格局的全球战略，巧妙化解。
三、欧盟重回全球秩序缔造者角色
二战后的德国也好，欧盟也罢，一直以来都是将自身塑造成一个“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的代表。这背后有两个深刻原因：一方面，欧盟本身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联盟，它主要依托于欧盟统一大市场，进行所谓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欧盟要想在世界格局中，特别是“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倡多极主义，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大市场，吸引其他国家与自己进行非常深入的贸易合作。
欧盟与其他国家签署的贸易协定，都带有规范合作国相关领域的条款，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用经济手段促进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制度改革，使之不断接近欧盟的法律体系，从而凸显出自己作为“规范权力”的影响力。
2016年特朗普上台，中美之间以及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让欧盟也逐渐意识到了两个巨大危机。一方面是美国作为他们曾经最亲密盟友的不稳定性。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处理可以说颠覆了美国“冷战”后的传统。北约的分量不断被特朗普政府边缘化，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盟的不安全感，让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北约已经脑死亡”。另一方面，欧盟逐渐意识到产业链全球化的不稳定性。经济全球化是欧盟曾经认准的维护全球和平主义的不二法宝，“生意越多，纷争越少”，然而特朗普时代和疫情时期的情况都证明，产业链越是全球化，在极端情况下断裂所带来的损失越大。虽然说2020年拜登的上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盟的这种不安全感，但本质上并没有解决不稳定的问题。毕竟，如果四年之后，再来一个特朗普的话，跨大西洋的美欧合作还会被动摇。
从欧盟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和普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类人，他们和欧盟都在根本的“理性”（rationalité）上有冲突，根本无法长期和平共存。二者只不过是经济和实体冲突的区别而已。在卷入两场战争后，欧盟可以说逐渐觉醒了，在面对持不同“理性”的对手时，妥协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足够独立才能控制对自身的伤害，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威慑力，才能让对方不敢轻易打利用冲突的算盘。
站在更高的维度上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欧洲，或者说目前的欧洲主体欧盟，需要由被动转主动，由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到缔造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
要想理解这个转变，就不得不剖析一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的格局。其实无论你怎么去界定当下世界秩序，都离不开三个概念：国家（nation）、联盟（alliance）、贸易（trade）。你会发现，将这三个概念推广的是欧洲人，把这些概念转变为世界性规范基础的还是欧洲人。
先看现代国际政治的基础——“国家（nation）”的建立。它来自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建立的国家体系。1648年，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荷兰共和国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以该和约的签订而告终。根据该和约，各方同意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有着明确边界划分的“国家”概念随之出现。17世纪，欧洲各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将“国家”体系的原则推广到了全世界，后来成为现代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
再看“联盟（alliance）”的概念。联盟作为一种生存或者斗争手段，在世界各地都存在，有氏族、部落甚至是王朝之间的联盟，但把联盟构建成维护和平的国际政治制度，是从欧洲开始的。正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欧洲历史学家保尔•W•施罗德所指出的，19世纪欧洲各国缔结联盟的逻辑发生了改变。1815年拿破仑被打败之后，旧“权力平衡”体系已经瓦解。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稳定的温和平衡机制——四国联盟。四个领头大国一方面必须共同防止法国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要共同解决欧洲长期和平的威胁。自此，联盟不再是大国维护自身的利益的手段。随着1818年法国的正式加入，“五国联盟”成为欧洲每个国家（无论大小）权力和义务制度的维护者。虽然这套新体系并没有实质性地让欧洲免于世界大战，但联盟机制建立的目的已经逐渐从“求生存”转变为了“求和平”，由短期的斗争目标转变为长期的和平维护，这也为此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再看“贸易（trade）”的概念。可以说，在国家制度建立之前，世界上只有远距离贸易，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贸易条约是法国和英国在1860年签署的《科布登-舍瓦利埃条约》。根据该条约，法国和英国互相取消对于主要往来商品的关税。法国和英国成为彼此的“最惠国”。此后这种贸易协定很快就在整个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史蒂芬•克拉斯纳指出，这造就了欧洲“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此外，“贸易至上”思想也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重商理论。他认为：“贸易可以治愈破坏性偏见；几乎普遍存在的规律是，哪里有良好习俗，哪里就有商业活动；哪里有商业活动，哪里就有良好习俗……商业活动的自然效果是带来和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把商业看作一种超越军事的政治力量，简言之，他认为国家不能像以往那样，单纯借用武力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要用商业化的方式去传播“良好的习俗”，也就是他认知当中的文明。“冷战”之后，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也很坚定地将这一理论应用在实践中，坚信在新时代里，世界多极格局需要靠贸易，而不是武力。
这些都客观说明了：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人创造、推动甚至缔造过不同的国际秩序，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垄断行业。这些秩序体系在当下是并存的，也是交互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这些秩序积极的参与者，也因为自身的成功而获得了很强的话语权，但中国还没有推动建立过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对西方，特别是欧盟而言，构建新的国际秩序问题是非常敏感的。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中国和俄罗斯表示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时，西方的反应，特别是欧盟的反应，会如此之大。欧洲人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切秩序架构下的输家和赢家都不过是一时的，只有构建者的利益才是最长久的。
欧盟要想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缔造者，方向很明确，就是欧盟最在乎的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领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用法国哲学家皮埃•布迪厄的“场域（champs）”理论来解释的话，就是欧盟将“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健康问题发展成为了新的国际政治场域，并在这个新场域中构建出了体现自身价值观导向的法律体系和国际运行机制。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国家可以说是全球最先关注到环境和气候问题的。19到20世纪的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导致欧洲出现各种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等。环境引发的健康问题逐渐演变成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欧洲便开始出现大批以环保为核心的政党。这些政治运动也吸引了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开始就“（经济）发展上限”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次年，欧共体制订《共同环境政策》，明确“经济发展、繁荣和环保是相互依存的”，并认为环保是欧共体最核心的任务。
从法律体系来看，欧盟已经将自己构建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绿色规范权力（green normative power）。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不仅涉及到欧盟层面和国家层面在涉及到的各领域的权力博弈，也涉及到公共权力、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协商，可以说是一场涉及面极广且极深的整体决策过程。2019年欧委会出台《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并于2021年以此为基础达成《欧洲气候法案》（European Climate Law），提出“在2030年前减排5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和地区”的目标。欧盟至此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规范性权力建设。
从国际运行机制来看，欧盟正在以自身的法律体系为核心，推广建设绿色国际秩序。欧盟根据自身的法律，建立了全球第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还出台可再生能源指令，以及欧盟氢能源战略、能源效率指令等一系列规范措施。这些规范都在被不同国家和地区效仿。中国在2021年全面启动碳排放交易市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过程中，欧盟的经验和制度都会将欧盟倡导的价值观植入他国。
为了更好地激励其他国家加入到该秩序中，欧盟也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所谓“胡萝卜”，就是在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合作协定中，将与碳排放相关的内容作为先决条件，进行诱导性改革；所谓“大棒”措施，就是通过一些硬性的管理机制，强迫贸易合作国家进行调整，比如欧盟正在制定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本质就是希望通过增加高碳排产业进口产品关税的方式，防止欧盟内部出现高碳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碳泄漏现象，从而促使其他国家、地区的厂商减少排放。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那欧盟岂不是早就希望缔造新的国际秩序了么？哪里来的转变呢？欧盟的战略意图确实发生了转变。可以说， “冷战”之后欧盟原本想要推动的是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气候变化是在原有国际秩序基础上一个拓展空间。但过去五年间，欧盟与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和潜在矛盾已经让欧盟明白，原本的国际秩序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去发挥，去引导走向稳定的国际局面。因此，当下欧盟必须另起炉灶，让环保、气候变化成为新的国际秩序核心。当下的俄乌战争会加速这一转变，让欧盟抛弃对于维护传统秩序的信心，更加坚定地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就此，周掌柜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建设时，需要更好地同欧盟的绿色能源战略融合合作，少说多做，更多追求共识和实质性利益，以中国全球战略化解与欧美全球新秩序的直接竞争。在此期间最大的合作者应该就是欧盟。
四、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正在逆转
一个客观上已经出现、但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正在发生，那就是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逆转。
这也提醒中国的全球战略研究者，此刻应该丢掉渔翁得利的幻想，精准参与的“有所作为”要比坐以待毙有价值得多。俄乌战争与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以及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不一样，中国不会因为俄乌战争而再次迎来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客观上，中国游离于全球矛盾独自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核心原因有几点：
第一，中国的迅速崛起让美国已经在世界上找不到除中国之外的任何战略竞争对手。没有对手就没有竞争。对于美国来讲，没有竞争就很难凝聚共识，这也不符合军工联合体等多方面集团的利益。虽然表面上中美紧密合作的G2模式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为此需要跨越的门槛可能中国难以承受。
第二，在对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以贸易推动改革”策略上，美国也好，欧盟也罢，都宣告失败了。俄罗斯走到了动武的极端，让美欧彻底认清了现实，所以在对华问题上，经济贸易不会再成为双边关系的最核心考量，这一点的长期影响会让中国和平发展利益受到损害。
第三，这次西方世界试图重回“民主vs.不民主”的划分，将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批判，等于给社会划上了一道价值观底线，从此不能以经济利益为重，而要先看意识形态上是否可以相互融合，再考虑其他利益。
那么，这些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政治层面来看，主要有两点：
其一，美欧日对华策略会趋于更加统一。这场战争可以说在极短时间内纠正了美欧之间曾经存在的对华战略偏差。此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单边对中国企业实行科技制裁，欧洲人其实并不完全赞同，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单边制裁实际上是在扰乱欧盟一心一意参与构建的全球多边主义架构。然而，现在由于经贸优先论被打破，欧盟在对华问题上彻底摒弃了过往的说辞，开始像华盛顿一样，日益把中国看成当下全球秩序的挑战者。这是质的转变，也是中国战略挑战期最大的隐患。同样的转变也将体现在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东盟的对华关系中。换言之，以前中国只要靠自己在国际经济上的优势——劳动力、产业供应链以及大市场——就可以吸引来诸多合作伙伴，但此后恐怕需要先证明自己没有“安全威胁”。这对于中国的软实力着实是一种巨大的削弱。
其二，美国会持续外包政策，增强离岸平衡策略。离岸平衡一直是美国地缘政治传统，核心是将美国自身的地缘视角外包给两个核心的盟友集团：欧盟和日韩联盟。在欧洲，欧盟一直和美国在北约框架下进行军事合作，随着德国扩军和欧盟自己的军事一体化，欧盟必然会扩大对东欧、高加索、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在亚洲区域，美日韩同盟想必会再进一步，在核武器部署和公用问题上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和联合。日韩可以以此为支点，扩大对东南亚、南亚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中国海外利益很难不受损。即使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希望公开表达，也会慑于所谓“友华”态度所带来的损害，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更加保守的一面。
但这两点说到底只是在政治层面而已，或许我们还可以希冀欧美新领导上任而发生一些改变。然而，给中国带来长期实质性损害的根源其实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于整个西方社会生态看中国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这也就注定了损害是一个短期内不可逆的过程。这是一个经常被中国人忽略的层面。中国人习惯于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视角解读国际关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从根本上忽略了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之后大的世界格局之下发生的系统性转变。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贝尔特朗•巴蒂耶在《世界不再是地缘政治的》一书中提到：“是时候放弃单一地缘政治思维模式，认为国家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导者。当下更要重视社会层面所产生的动力，这将会主导国家政策决策，而国际政治也将由不同社会间的动力（l’intersocialité）决定。”简单来说，从不同社会中产生的各种诉求、情绪、认知、共识，会延展开到整个大的国际生态圈。这也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是在不断的冲击和碰撞中演变的，最终形成一种趋势。而我们所说的国家政策，不过是客观反映了这一趋势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到，欧美整体社会生态的对华趋势，其实已经从最开始的“辨证认识”转向“抵触情绪”，再转为现在的“威胁共识”。这才是最应该让我们忧虑的长期现实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帮助减缓这种共识，那么所谓的经济脱钩、科技脱钩只不过是开始，如果到了最终全面性的社会性脱钩，那么局面将是无法挽回的。
有人可能要反驳说，那对于双方必将都造成损害，中国作为世界供应链如此重要的环节，不可能一时半会就脱节。诚然，全球化发展到现在，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所谓的科技、金融或者经济脱钩是不可能。脱钩不代表一刀切，过程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上文所说，一旦社会性共识达成，即社会愿意为了规避更加系统性的风险而做出牺牲，那么他们是愿意承担这个后果的，这个后果或许比他们所预想的更糟糕，但这也是不得不承受之痛。所以，万不可继续抱着西方社会为了短期经济利益会牺牲大局的想法。在当下，他们打的更多的是大算盘。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欧关系将会是发生最大变化的领域，而最大的变量就在于欧盟“不安全感”的增加。当下这种集体危机感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让这场战争不再是东欧或者西欧、南欧或者北欧单独面对的战争，而是一场共同面对的挑战。这与近20年来欧盟经历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不一样，因为这场战争增强了内部凝聚力，而不是分歧。从这个角度看，俄罗斯发动战争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加强了欧美阵营的社会动员力。所以这场战争不但不会让欧盟走向分裂，反而一定会推动欧盟走向更加深入的一体化进程——欧盟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德国扩军或许可以看作欧盟走向军事一体化的一个开端，也是欧盟走向真正的政治联盟的重要一步。正如欧盟的奠基人罗伯特•舒曼强调的，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必将是统一的政治联盟，而经济只是一种手段。
欧盟深入一体化，特别是制定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就意味着欧盟在对华问题上会发生非常大的调整，更多地由“分头策略”转为“分层策略”。所谓“分头策略”就是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由于利益差异很大，导致没有办法做到协同，所以出现各打各的算盘的现象。比如中东欧国家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一直被看作俄罗斯在欧盟里安插的“内线”。之前匈牙利、捷克和中国走得很近，也被看作“眼线”国家。这样的情况一直为欧盟所警惕。欧盟在新一轮一体化过程中，整体外交策略层次将会更加清晰，也就是说，布鲁塞尔方面可以制定非常全面的对华战略框架，成员国则在这个共同框架下制定细致的对华政策。
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欧盟逐渐要变成所谓的“铁板一块”，在成员国内部左右斡旋的空间也会被大大挤压。这也会成为中欧关系的一个重大挑战。当中国面对一个更加团结的欧盟时，对中国政策制定的准确性要求就更高了。这也决定了中欧关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技术性摩擦会时刻存在，但中国要有系统的欧盟认知，以更具耐心的沟通推动共识，这依然是不二之选，还应谨防因为局部事件造成双边关系失控。
所以，中国不应寄望于俄乌战争结束后，紧张的地缘政治挑战会彻底缓和，反而需要更加警惕全球格局的新变化，用更加清晰的全球战略加以应对。
五、中国需要全方位参与全球再平衡
中国如果想要破除困局赢得主动，结合掌柜智库国内外多位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原则上，中国要进一步清晰自己的定位，而且需要用欧美更能接受的话语体系，创造性地表达自身发展定位。中国最好的全球战略旗帜应该是传承欧洲工业革命精神，坚持重商主义，成为世界近代文明的捍卫者。清晰的信号必须传递给欧美，那就是：中国无意像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一样成为一个希望万国来朝的帝国，而是要成为谦虚谨慎的国际问题的建设性参与者，也愿意为寻求共识而开诚布公地对话和灵活沟通。中国可以和欧美找到具体且清晰的共识突破口。
就具体策略而言，我们也有几点建议：
首先，中国在这个时间节点，有必要通过帮助欧盟完成新能源转变，加深中欧纽带。欧盟现在是全球大国势力中最脆弱的一个，虽然欧盟没有直接参战，但战争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已经是二战以来最深远的一次。要知道，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能源供给关系是一直非常稳定的，即使在“冷战”时期，无论双边关系再怎么起起伏伏，从来没有人真的动过能源这个领域。而这次，欧盟毅然决然地决定在2027年之前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可以说是抱着断臂前行的勇气和决心。
为了弥补俄罗斯能源的缺口，德国、意大利等国已经不得不转向欧盟一直持批判态度的卡塔尔，可以说是顶着巨大的社会和国际舆论压力做的不得不为的选择。美国和中东高价的液化天然气也必定会加速德国以及欧盟的新能源转型。在这个关键地时间节点，谁能帮助欧洲，谁能帮助德国，就会成为他们下一个能源周期的伙伴。而全世界最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也只可能是中国。中国和欧盟本来就在新能源领域有很深入的合作。无论欧盟发展风能、电能、光能还是氢能，都需要强大的电力储能设施，也都需要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支持，这些都是中国的切入口。
其次，中国需要坚定地表达对欧盟构建绿色国际秩序的支持和参与意愿。在当下，中国已经很难再以经贸为核心和西方国家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要想破局，就必须找到新的国际秩序场域。既然现阶段中国没有办法主导新的国际秩序建设，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欧盟协作，完成以环保为核心的绿色国际秩序，而相对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新秩序，欧盟注定会更加开放和温和。
在这个新的绿色国际秩序中，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小，毕竟中国作为世界碳排放大国，有巨大的减排压力，为此我们也在不断调整能源结构。但同时，这个国际场域留给中国的空间也是巨大的。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并不具备在该国际秩序的绝对主导权，甚至在诸多气候变化应对上不如中国；第二，环境是全人类的问题，只有在这个议题上，才可以跳过世界新格局中的安全/经济二元思维。中国如果想要破局，当下最可行也最好的方式就是绿色国际秩序这一突破口。
第三，避免“美国中心化”视角，有必要将中欧关系上升到与中美关系同等甚至更高的等级。具体来说，就是中国要避免在和美国的竞争中内化美式的鹰派视角，有时我们给世界的形象也潜移默化地随着美国政策变得更崇尚力量。西方阵营中，美国和欧盟、日本、韩国等的关系不会是单纯的“中心-边缘”关系。这种解读不能客观地反映全球的地缘政治现实。虽然如同上文所说，现在很多国家在觉醒，希望回归安全，但这不代表他们想直接回到“冷战”时期的二元结构，成为美国大哥身后的小弟。他们或许希望在某一些方面可以获取安全保证，但不代表将自己的战略自主权全盘交出。
毕竟就目前的局势而言，多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是并存的，有贸易，有地缘安全，有环保，这些秩序之间是有交集，但他们所遵循的逻辑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这么说，国与国之间，联盟与联盟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不会是清晰的谁依附于谁的关系，而是动态平衡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做的必然不是去强化美式的地缘安全视角，而要通过解构思维，去看清楚不同的秩序，以及秩序之下形成的每个动态平衡，以此为核心进行全方位的互动。
第四，放弃寻找西方“内部突破口”的手段，转向与了解双边关系的务实者合作。从美国或者欧盟的角度看，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其实一直都在欧盟内部寻找突破口国家或者政党，试图通过这些国家来影响整个联盟的对华立场。在过去的一些问题上，或许这些手段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信任。
原因很简单，过往愿意表现出“友华”态度的政府，如匈牙利和捷克，只能在某些不敏感的时期有所凸显，而真正在大的安全挑战面前，也都不得不做出妥协，遵从欧盟整体的策略。其次，无论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也好，欧盟国家内部的一些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也罢，他们的一些“亲俄”和“亲中”言论，效力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在和平时期，为了反对而反对说的话，其实没有实际分量，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多民意支持而发表言论。当他们看到社会整体舆论对俄罗斯和中国转向时，根本不会再坚持，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此外，中西之间的希望应该根植于那些了解双边异同的务实者，他们可以是在中国做过生意的欧美人，是学术研究者，是媒体人士，甚至是交流的学生。由于他们经历过两遍文化差异，他们懂得中国的多面性和相对性，因而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去辨证地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中国和西方之间未来的希望，也是最终的希望。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这部分人，那么中西关系恐怕将彻底走向灰色的未来。所以，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公共外交”或者说“民间外交”。
最后，中国有必要在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上，展现出更大格局的胸怀和远见。用周掌柜的话说：“目前全球大国中，中国是最有潜力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且独立自主的大国。不仅因为我们是继承近代文明发源自欧美的工业革命精神和重商主义的模范生，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实际上有可能兼容东西方文明形态的优势，进而让我们在世界上走出清晰独特的发展模式。但保证这一切的关键是中国慎重思考制定面对未来30年的全球大国战略，这个大国战略不是以争霸为目的，而是以加强与欧美文明的融合共同发展为目的，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回避这一历史性课题。”
这或许看起来有一点理想化，但中国如果想成为第二个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就必须创造性地让自己远离战争和全球冲突，获得未来100年的强国发展窗口，而这就要求中国决策者需要更有远见地将国家方向定义为世界先进文明的包容继承和发扬者，而非是一个试图颠覆欧美文明秩序且崛起中的巨人。换句话说，中国不应该更多地展现出重构世界秩序的野心，而应该展现出积极融入世界秩序并继承和发扬的“模范生”情怀。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这个立场付出努力和改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客观看待中国国情，我们不开放必然面对严重的内卷，中国独立构建全球秩序势必需要巨大的成本，或者说我们只有能力构建新秩序拼图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的民间紧密联系在21世纪之后才开始真正开启。普通老百姓大都不曾有一位俄罗斯朋友或者一位欧美朋友，所以整个国家内生性甚至历史传承的文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基础，很容易在世界大格局发生碰撞冲突时，陷入内部视角的传统博弈思维。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敌人，即“只改革不开放”。失去“开放”坐标的“改革”很容易导致痴迷于解决内部矛盾，而放弃以前“开放促改革”的成功法宝。而作为一个有复杂性系统的超级大国，只有在开放中适应外部规则，寻求共识，才会建立真正的影响力。
此刻，时代和世界都在呼唤中国展现出坚强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需要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也需要具备继承发扬世界优秀文明的勇气，以及积极参与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担当。“国之大者”需要我们谨小慎微地思考和行动，“大国战略”则需要我们革新自己、超越自己、融入世界的坚定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