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各地政府纷纷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投资大计，全国掀起了一轮稳经济的热潮。各地政府卷起袖子来稳经济自然是好事，不过，场面热闹更多代表了政府的决心，并不等于真实的经济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目前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6.2%，2022年经济增速只有3%，这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经济发展本身就有周期起伏，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近几年遭遇国际国内诸多困难，经济出现困难并不奇怪。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承认经济困难并不是坏事，反而有助于我们在今后坚定发展经济的基本方向，以知耻而后勇的态度来迎接挑战。如果仍然坚持认为当前仍是一派形势大好，这要么是严重的误判，要么是不承认现实的自嗨。
在经济困难时期，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比经济好时要脆弱，往往容易发生一些风险事件。这时候，尤其要注意一些“底线”型的风险问题。中国领导人高度强调“底线思维”，就是指凡事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把最坏的情景提前想到，才能在面对困难出现时比较妥善地应对。
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日前在内部讨论中表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国内有两条线最好坚持不要去碰。第一条线是老人。现在中国老年人口众多，社保、医保、养老等多种问题交织，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好。涉及老人的问题非常敏感，即使暂时解决不了，最好不要让其发展成为问题。第二条线是公务员。公务员事关政府行政、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可以说，公务员体系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最后一条线。如果公务员队伍崩溃了，社会也就崩溃了。
老年人问题之所以敏感，与中国的老龄化有关。中国正面临一轮海啸般的老龄化浪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数据，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约2.64亿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13.5%（约1.9亿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2.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2.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9%。到203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2亿左右，占比将超过30%。国家卫健委官员曾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6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
中国的老龄化不仅规模大，而且速度快。中国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21年的时间即步入深度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4%）。经历同样的过程，法国用了126年，英国用了46年，德国用了40年。在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中，高龄化空巢老人比重在迅速增加。此外，中国的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应对老龄化的财力和保障制度不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
在中国，老龄化问题往往与生病紧密相联。有关统计称，中国老人平均有8年的带病生存期。带病生存不仅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赡养成本，增加家庭和社会的医疗支出。养老问题与治病问题相互纠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以去年12月中国放松新冠疫情管制后的感染大潮为例，当时被广泛关注的老年人死亡、医疗资源挤兑、丧葬资源挤兑等多种问题，其根源不在病毒，而是一场由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老龄化危机的集中爆发。表象是各种公共资源的挤兑，根源则是老龄化危机。
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难度极大，更不用说去较好地去解决它们。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各种老龄化危机，要以“底线思维”来应对，即使暂时解决不好，也不能让老龄化危机去引爆其他问题。
谈到公务员这条线，同样不能忽视。中国是大政府国家，有14亿多人口，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很大。在中国的国情下实行公共管理，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超级系统工程。虽然有很多人对政府服务和管理有颇多抱怨，但客观来看，中国的公务员体系对于维持中国社会这个超级复杂的巨系统的稳定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有大量的政府客户，对中国各个区域、各个层级的公务员队伍有较多的沟通和了解。简单来说，我们是“懂”公务员队伍的。他们的确掌握着各种权力，有极少数人利用权力来寻租。但是，公务员也有他们的责任、压力、约束、局限、无奈以及风险。尤其是大量的基层公务员队伍，他们往往在资源有限和缺乏激励的环境下工作，努力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不过，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公务员队伍面临的工作环境出现了明显恶化。比如，近几年随着财政状况恶化，国内不断强调“过紧日子”。这种“过紧日子”的压力，很多是由公务员体系来承担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减薪。据媒体报道以及安邦研究人员的了解，近几年国内出现了大范围的公务员降薪，从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等地都有涉及。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降薪幅度较大，而且还不止一次降薪。
除了降薪，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把当地发展的融资压力，也加诸在地方公务员身上。安邦智库过去在调研中就了解到，有少数地方的政府融资平台，向当地公务员以高利率的理财产品的形式进行融资，当地公务员甚至向银行通过消费贷款再投资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以赚取利差。在某些地方，也有按职位高低不同来分担不同的融资任务。如科级干部要完成30万-50万，副科级要完成20万。有地方政府官员解释这种做法的理由：一是稳住地方经济增长；二是地方政府目前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融资，否则当地发展就会缺血。据地方反映，一些市县甚至靠借高利贷支撑。这种将公务员拖入购买理财产品、解决当地融资压力的做法，实际上是把部分公务员拖入金融风险之中。
基层公务员队伍如果被压垮了，将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治理风险。我们了解到，目前国内公务员队伍的氛围实际上比较压抑。有地方官员私下表示，现在无效的工作任务很重，他们并不怕工作多、工作累，但工作一定要有用、有意义。现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无用的地方，用于应对各种形式主义的程序。做事情畏手畏脚，使不开力，阻力重重。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对于国内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与生存环境，有关部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安邦智库看来，老年人与公务员这两条线，可以视为当前国内的两条警戒线。需要警惕的是，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地区无视这两条线的敏感性，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动作和做法。如果这两条敏感的底线出现问题，很容易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