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2021年，全球仍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之下。进入冬季后，疫情防控较好的中国也面临疫情增加的形势，局部地区开始重现封锁。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带来的曙光，可能需要至少半年才能变成现实的光明。如果疫苗接种大量普及而且有效，世界经济恢复可能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反之，则世界经济将长期受制于疫情的冲击。
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如何？中国能否如疫情防控一样，在经济增长上也走出一波比世界明显要好的形势呢？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认为，防疫成就和经验恐怕不能简单移植到经济发展中来，中国经济未来要面临的形势，远比疫情防控更为复杂。
回首2020年，虽然中国可能在疫情之下实现难得的2%正增长，但不可否认，国内经济中的诸多内在问题也在发酵、显现甚至恶化，一些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也在积累之中。在去年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讨论中，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在疫情冲击和调控政策之下，中国是否会出现房地产价格大跌；二是随着杠杆率增加、债务违约加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否会被引爆。此外，中国的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问题也随着经济下行而凸显，对未来的消费构成威胁。
在安邦的研究人员看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始终是中国经济要警惕的头号风险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多的经济专家和官方媒体层面被严重低估，而一般公众对此问题的严重性也缺乏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近几年来一直强调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三大攻坚战中，以金融风险为主的系统性风险一直排在首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考虑到决策层与社会层面在信息上的显著差异，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的程度可能比表面看到的更为严重。
金融风险的根源来自不断增多的债务和不断增高的杠杆率。疫情之下，国内杠杆率增加十分明显。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发布的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国内宏观杠杆率增幅为27.7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升至高达270.1%。如果以中国GDP规模100万亿为基数，国内债务规模已超过270万亿之巨。有研究称，2020年末的政府总债务规模将突破50万亿元关口。企业债务是国内债务最大的部分。国内企业的杠杆率在2020年三季度末为164%，企业债务规模大约达到了164万亿元。从债务角度看，可以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防止巨额债务链条断裂引发全社会的信用崩盘。值得警惕的是，国内的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居民债务回旋的空间在迅速缩小，债务违约增多，而且从民企向国企蔓延，其中显示的风险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房地产价格如果暴跌，无疑会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大的引爆点。中国的房地产领域与金融风险紧密相关。2020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8.83万亿元，大量银行、企业和居民个人牵涉其中。一旦房地产价格暴跌，引发的风险极大。不过，有安邦研究人员认为，就全国来说，房地产价格出现普遍暴跌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一个要承载14亿人生活的国内资产市场，大家吃喝居住都在这里，资产也无法便利地转移出去，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交易萎缩、不活跃的现象，但这一资产市场还是能基本维持住的。房地产领域最可能爆发的风险不是来自普遍的价格下跌，而是一些杠杆太高的房企巨头出现债务违约，如恒大、融创等巨头都是潜在的风险点。如果有几家巨头撑不住，会牵扯进一大批银行和企业，引发一定范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规模可能在数百亿至数千亿元。
从风险来看未来的宏观政策，我们认为，2021年以及“十四五”的宏观政策，以“稳”为主是最重要的。未来几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的不是要多高的增长速度，去争什么全球唯一，而是要稳定国内市场、稳定就业、稳定金融风险，避免出现多个泡沫被同时捅破，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我们认为，“十四五”的“稳”是底线型的稳——要守住风险底线；也是防守型的稳——对外要扛住压力，内部经济别垮了；同时还是打持久战的稳——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短期的，而是结构性的、趋势性的，是长期的。
此外，在宏观政策上还需要警惕的是，国内的中短期问题会与中长期问题接续起来，比如债务压力和金融风险等中短期问题，与老龄化、社保不可持续等长期问题交织在一起，一旦长短期风险被打通，不同周期的风险出现叠加，未来可能面临极为困难的局面。上述局面是否会出现，关键的时间段就是未来几年，而“十四五”将是十分关键的发展期。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段，就看未来5-10年是否能稳健发展，能否控制住系统性风险爆发。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疫情之后的“十四五”开局之年已经展开，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在问题在积累和显性化。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恪守稳健，控制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