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重要讲话精神，5月20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时报社、公共经济研究会以视频/通讯方式举办“全球化变局与中国产业链安全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影响和全球化走势研判、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等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发表了看法和建议。
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走势的影响
世界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不可避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这场世界疫情以其高传染性和致命性在现代全球化交往体系中给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了剧烈影响。一是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出现了与传统经济危机内生性崩塌不一样的经济社会停摆。二是世界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超级波动，表明疫情带来的恐慌和金融的脆弱性已经突破历史，对于未来经济变化的认识需要突破传统的认知框架。三是为应对疫情的经济冲击使各国同步采取了超级宽松政策，政策力度比“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力度都要大，开创了一个新的政策历史。这三大变化将带来世界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一是全球化可能会加速逆转;二是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将激化上升到新的高度，甚至会发生一些质变;三是世界经济可能在疫后迎来超级大停滞，从而导致世界经济秩序进一步发生重构。
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但引发新一轮全球经济或金融大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四个因素可以有效避免大危机的出现：一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没有显示出现大危机的基础。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盈利情况总体处于历史上的高水平，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基本处于安全状态。二是我国疫情防控的经验表明，只要认识到位、措施有力，就能战胜疫情。三是疫情在全球暴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最大风险是因极度的恐慌蔓延而导致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如能有效控制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避免新一轮经济或金融大危机就有了重要基础。四是针对短期经济大衰退和暂时性高失业率采取有效对冲措施，就能有效避免金融市场大动荡转化为一场新的经济或金融大危机。
疫情将使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更大阻碍，甚至出现倒退和逆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江生认为，在疫情发生之前，由于世界反全球化力量的增强，美国大打贸易战，已经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到阻碍，而疫情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阻碍的力量。一方面，抗疫要求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减少国家间人员的往来，导致了在一段时间内承载经济全球化的人流、物流乃至资本流动的减少;另一方面，美国等国的逆全球化、借机大搞疫情政治化，恶化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政治环境，不仅在疫情期间，即使疫情之后，也会严重影响经济全球化。几方面因素叠加，疫情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全球化发展会遇到更多更大的阻碍，甚至倒退。刘元春认为，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区域化以及大国之间的冲突等趋势性的变化在2008年发生了历史性的拐点变化。
疫情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爆发全球性粮食危机的风险性加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青认为，全球耕地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造成粮食产业布局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平衡。疫情暴发后，一方面粮食输出国担心粮食产量下降，为保障本国供给而限制出口。越南、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多个粮食输出国政府已宣布出口禁令。另一方面因粮食生产、加工、储运的供应链中断，造成粮食产业链中断。这是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新变化趋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认为，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稳定不确定局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一些趋势性变化对我国产业影响至关重要。一是本土化。疫情使发达国家深忧物资生产高度依赖他国的风险，这些国家首脑也纷纷表达推动掌控“经济主权”的决心，大力出资鼓励本国企业回流。二是多元化。疫情使跨国企业加深了“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意识，再度感受到分散供应链风险的迫切性。三是区域化。近年来，WTO作用弱化，但区域内经贸合作加强，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北美、欧盟和亚洲“三足鼎立”格局。但这些趋势变化是渐进的、局部的和阶段性的，世界经济不可能回到各国封闭运行、自给自足的状态，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仍然是主流，是大趋势。
我国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出突出贡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海燕认为，我国在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一是我国具有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贡献的能力。我国是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和影响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能够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贡献中国力量。二是我国加快复工复产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贡献力量。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逐渐畅通，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之锚。三是我国抗击疫情的大国担当为全球经济合作带来信心和方向。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出台了重量级的系列应对举措，守住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基本盘，我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强力支撑。四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构中要发挥更大作用。我国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国际好评，为我国赢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的重大战略机遇。
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防止世界经济进入衰退的关键之举，更是维护世界经济整体稳定的治本之策。一是联合抗击疫情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稳定。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表明全球的相互联系及脆弱性。各国联合抗击疫情，有利于捍卫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稳定。二是采取多方面的举措协同发力。各国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防止大起大落。要努力地优先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恢复生产供应，并提供精准的支持政策。采取共同措施减免关税、取消壁垒，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和海关合作，打通跨境物流通道堵点确保供应链通畅。另外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应急能力和协同能力。三是建立和完善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效机制。从国际层面看，应充分发挥20国集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尽快建立抗疫相关机制。从各国自身层面看，各国可借鉴中国的做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建立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长效机制
疫情冲击下我国供应链安全受到极大挑战。黄汉权认为，全球供应链调整势必对我国产业产生重大影响，使我国供应链安全与全球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外部发展环境更加严峻。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WTO改革，试图建立以“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框架的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二是部分产能转出中国不可避免。疫情过后，跨国公司将把一部分产能布局在中国以外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模式将成为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布局供应链的战略考量。三是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加大。疫情过后，美国可能会加大制造业振兴力度，在传统领域支持制造业回流，在高科技领域滥用长臂管辖，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限制。
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长效机制的重点任务。张占斌认为，疫情突显了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要从战略全局着眼，建立维护我国产业链安全的有效机制。建立长效机制的重点任务，一是科学布局产业链，确保重点产业安全稳健发展。要积极构建以我国为中心的产业供应链生产组织网络，平衡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关系，以技术创新重新布局产业链并加快进口替代，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产业价值链水平。二是有效提升价值链，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注重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层级，注重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层级，注重继续加大力度降低制造业产业链成本。三是全力确保供应链，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要着力打通全产业供应链，推进供应链集聚发展，加强供应链管理。四是协同打造创新链，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要坚持协同攻关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坚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坚持积极推进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链条有序衔接。五是着力筑造防护链，增强产业的风险抵抗力。要加强产业链安全监测，加强对产业链各环节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有效机制的政策重点。张占斌认为，维护产业链安全是个多链联动、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建立系统配套、运行有效的维护中国产业链安全的体制机制。第一，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宏观管理机制。建议中央成立一个高规格的领导小组，统筹领导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重大问题，加强产业链安全的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推动产业链安全保障的规制、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制相衔接，优化产业生产力重大布局的调整，实现产业链的全球部署。第二，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协调服务机制。产业链的安全既会牵涉到金融、工信、贸易、海关、质检、工商等部门的交叉监管，又会涉及各个管理层级区域之间的协调。第三，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信息畅通机制。按照统一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加快建设产业链安全的技术标准体系，加强数据信息标准的兼容性，逐步实现国家、省、市(县)、企业四级信息平台共享。第四，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风险评估机制。在国家、省、市(县)、企业四级层面上，建立全覆盖的产业链安全数据库和风险评估数据库，适时组织动态风险评估。第五，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预测预警机制。制定重点信息采集和实时监控的产品目录，确定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信息采集实时监控指标，建立国家、省、市(县)、企业四级预警信息网络平台。第六，建立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各国采取共同措施减免关税、取消壁垒，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和海关合作，打通跨境物流通道堵点确保供应链通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董小君主张应形成“纵向产业关联集群”与“横向产业规模集群”相结合的中小企业产业安全体系。在价值链长度上打造“纵向产业关联集群”，促使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机制更为完善。在价值链宽度上发挥“横向产业规模集群”，在竞争中形成行业龙头企业。
化危为机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全球地位
善于把握产业链修复和调整的战略机会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冲击，既是挑战，也是我国促进产业链现代化、价值链高端化的巨大机遇。第一，基于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程度和产业自身特性，对我国供应链进行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迅速恢复供应链和推进供应链全球战略调整。第二，作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紧急整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行业协会等资源，在采取综合救助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加速建立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制度。第三，通过完善供应链金融，提高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供应链平台的数字化水平，增加我国产业供应链弹性，提高我国产业供应链抵御中断能力和中断恢复能力，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和调整。第四，加强联合抗疫，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我国企业加快走出步伐，保障全球供应链节点安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樊继达认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是增强产业链韧性，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关键所在。一是夯实科学基础，强化保障能力。发挥体制优势，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重点培育基础创新能力，突破重要尖端技术，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二是高度重视人才，厚植产业链发展根基。要将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胸怀天下吸引人才，对标产业链短板培养人才，加大力度激励人才，优化环境宽容人才。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治理水平。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合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产业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是一个新趋势。作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我国要以抗疫互动合作为重要契机，以产业链的调整为抓手，以加强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及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形成合理分工、有竞争力的区域一体化布局，并为疫情后有效应对单边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提供重要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也强调东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她认为，考虑到中日韩这几个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产业联系深度嵌入、疫情防控方面步调基本一致，完全有可能成为疫后缓慢恢复的世界经济中最先迎来生机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中日韩三国的“朋友圈”扩大到整个东亚，加快整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进产业链供给侧创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胡敏认为，疫情作为外生变量，并没有改变我国内在运行轨迹和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供需不匹配问题。而且，疫情的发生还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揭示得更加充分。因此，要针对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弱项，积极推进产业链供给侧创新，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
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副主任李江涛认为，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低迷期中国有效应对疫情冲击的基本路径，以及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从国际环境看，无论是短期内的客观“隔离”现象，还是长期内各国产业发展模式的可能变化，都决定着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各国之间的“孤岛”行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损害难以估量。疫情将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和部分国家试图发展独立产业体系的可能性，亦在强化着世界经济趋向封闭的特征，降低着市场经济的全球自由化水平。从国内环境看，国内良性循环体系的建设，对于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消费规模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水平的偏低，又形成了巨大的内需潜力。同时，由于国内很多产品的质量、品牌、服务体系等尚处于中低端水平，造成大量购买力向国际市场转移。因此，只要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是完全能够打造更多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良性循环体系。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产业链布局调整、控制力提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锟认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为了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确保我国产业链和经济系统的畅通、安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更加强调两个循环的内在关联性和根本一致性，更加重视两个循环的平衡和协调，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形成相互促进、彼此支撑、融合发展的新发展局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产业链布局调整和控制力提升。一是要更加重视国内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和主体工程。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积极提高内需潜力，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市场体系、产业体系，筑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基;充分释放产业创造力，畅通产业链和产业循环、供应链和市场循环，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高地、发展高地为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强不同级次产业链接融合，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循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全面提升我国在重要链条和关键环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二是要更加重视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安全性，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要坚决维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形成的全环价值链产业链体系，促进全球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吸引先进国际资源来华投资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拓展国际循环的发展空间，按照互利共赢、公平竞争的原则对接世界经济循环体系。三是要更加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要坚持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积极调整国内外产业链布局，主动适应全球化变局;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采取一切措施坚决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强化创新能力和保障能力，逐步在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逐步实现进口替代;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痛点和堵点。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