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步入文明竞争时代，中美欧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有望保持到21世纪中叶，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母体与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并且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又出现美国强化对华打压、俄乌冲突等重大事态。这些都昭示，中国有必要确定一个清晰的对欧外交方略，以助力中国的复兴进程。
欧洲外交具有几大特征：与美国关系密切，是美国构建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帮手；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欧洲，始终把跨大西洋关系列为全球外交的优先方向；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也不可能在对华外交上完全复制美国的做法；比较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时，欧洲人常说，“美国是亲戚，中国是朋友”；欧洲有自己的亚文明认同，在经济发展、地区安全上有自己的诉求，突出表现在独立防务、互联网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中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不指望中欧关系超过欧美关系，但坚信中欧之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外交上应该“拉住欧洲、壮大自己、与美竞争”。可是，对于如何“拉住欧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尚欠共识与清晰思路：有的认为要看情况定，有的认为没有必要确定清晰的国别方略，有的认为有区别地对待法德两国不可行，有的认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外交已经“欧盟化”，因此不再以本国利益优先，有的认为俄乌冲突对欧洲影响巨大并将深刻影响中欧合作。而“中国对欧关系应该重视法国”的看法主要局限于法国研究界，且偏于悲观。作者的核心观点是：长期看，法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首要战略合作伙伴，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西欧大国也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但这些合作将主要体现在某些领域（fields）与次区域（sub-regions）。中国必须从容谋划，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一、背景分析
文明竞争时代国际格局的特点是：世界上不复存在统治性文明（dominating civilization）与公认的领导国（leading power）；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冲突与代理人战争难以避免；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各国关注的重心，为此，各个文明体之间既互相合作又展开激烈的竞争；全球竞争集中表现为主要文明体（包括第一方阵的四大文明与第二方阵的十来个文明，参见作者“世界正进入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亨廷顿错在哪儿？”一文）之间的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是长期、综合竞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为了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各大文明体普遍采取两方面措施。对内方面，不断强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并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突出自身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的合理性，从战略竞争视角发展与管理经济（市场经济因而变成政府干预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战略经济），竞相提升军事能力以改进自身的综合安全。对外方面，突出表现为围绕不同领域（fields）、议题（topics）与地区（regions）构筑亲疏有别的圈层性国际机制。亲疏程度的确定依据以下原则：首先依据文化的相似程度，其次依据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的相似性、安全关系的紧密性、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依据经济上的竞争程度与相互依赖程度、地理上的临近性。一神教文明还偏好把圈层性机制发展为排他性、对抗性机制。
上述特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有典型表现。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其主要依据是：文化上，冷战时期的对手苏联属于基督教文明圈，而中国则是儒家文明圈的核心国家，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越来越具有文化自信，并在全球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政治上，中国有着与美国显著不同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影响到美军把控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的能力，并在第一岛链内对美军形成明显的挑战，特别是在台湾、南海、朝鲜半岛等；战略上，美国认为中国“有意图与能力”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地位，为此不断“破坏”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在外交上中国越来越自信、强硬（assertive），还试图另起炉灶，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亚投行是典型例子；经济上，美国认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控制色彩明显的混合市场经济，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75%，这超过了巅峰时期的苏联与日本，且有望在不远的未来超过美国；科技水平快速提升并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如量子通信、5G技术、新能源汽车、短视频）。
为此，美国放弃既往的对华“接触”战略，谋求在长期战略竞争中“竞赢”（outcompete）中国。特朗普政府确定了“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基调，并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打压中国。拜登政府则把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系统化、操作化，并注重拉拢一批国家构筑或强化不同类型的“排华俱乐部”。
基于上述背景，中国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文明竞争方略？针对欧洲的外交方略是什么？
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的文明体是全球文明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中国整体上应采取“合作为主、斗争为辅”的方略，即仅仅对侵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坚定地予以回击，在其他问题上尽可能合作。这也大致适用于美国。处于崛起进程的中国，不希望也不可能与美国“脱钩”，应该对美奉行“缠斗”方略（参阅作者文章“中美关系的性质：冷缠斗而非新冷战”）。
经济竞争是文明竞争的首要重点。就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看，第一方阵（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逊尼派文明）内，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依然保持明显的优势，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占据发达经济体的大部分，它们中的多数已经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低速稳定增长是长期趋势。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8%左右，已经步入高收入国家门槛，虽然过了高速增长阶段但仍有望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印度经济总量为3万亿美元（接近东盟的3.4万亿美元），但处于高速增长期，有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逊尼派文明圈国家经济总量在3万亿美元左右，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发展速度快的国家不多且波动性大（典型如土耳其）。
第二方阵的文明体包括大和文明（日本为代表）、高丽文明（韩国与朝鲜为代表）、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为代表）、伊斯兰教什叶派文明（伊朗为代表）、拉美文明（巴西为代表）、非洲文明（尼日利亚为代表）。其中，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属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对外投资与出口。尼日利亚经济总量为4000亿美元，刚刚跨迈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且尚未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他几大文明体的经济总量均在1-2万亿美元之间，只有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且经济增长也越来越依靠对外投资与出口。
二、文化差异的视角
二战后，英国、德国与法国是欧洲前三大经济体，但在外交上，法国的独立性比英国与德国更强，较少受美国影响。从文明视角看，这与下述因素有关：英国、德国与美国属于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法国则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基督教三大教派中，东正教与新教、天主教的关系相对疏远。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派生出新教，两者关系比较密切。
东正教徒主要分布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解体后，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化，教徒主要分布在尚未伊斯兰化的地区，以及东斯拉夫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东正教更接近早期的基督教，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且更容易受政治强人的影响，这种特征与传统始于君士坦丁大帝。东正教没有经历过天主教那样的宗教改革，缺少对预定论的强烈信仰，因信称义（狭义）的色彩较弱，民众中“通过个人成功来证明自己蒙受主恩”的信念弱于天主教，更弱于新教。现代性框架的建立，与宗教改革密切相关。这从宗教角度解释了为何东正教国家发达程度不如新教与天主教国家，希腊为何被欧盟视作一个“拖后腿”的成员，也能解释为何俄罗斯很难被欧盟与北约接受。
欧盟与北约实际上都是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欧盟接纳希腊就比较勉强，主要出于政治与安全上的考虑，加上美国的压力，美国的高盛公司则对希腊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修饰”以便符合“入盟”标准。欧盟不大可能接纳土耳其，主要是宗教原因。北约出于冷战的需要接纳了土耳其，但只是将之当作边缘角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清晰意识到这些，因而调整了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奠基者凯末尔确立的“融入欧洲”方略，搁置了入盟进程，转而谋求成为突厥文明圈的核心国家，并在北约内依据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行事：与俄罗斯强化军事合作，与沙特争夺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与哈萨克斯坦合作推动构建“突厥国家组织”，反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
在欧洲，天主教（罗马公教）教徒主要分布在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解体后主要分布在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与亚平宁半岛。宗教改革后，主要分布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地区，如爱尔兰岛、法国大部分地区、比利时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部分地区、德国东南部、瑞士部分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新教包括路德宗、加尔文教派以及深受加尔文教派影响的清教，主要分布在北欧、爱沙尼亚、低地国家、不列颠岛、法国东部、德国大部分地区、瑞士部分地区、拉脱维亚部分地区。
“法兰西特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宗教上，查理大帝以基督教信仰的最高保护者、“西罗马皇帝”自居，致力于巩固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控制与利用罗马教皇来实现帝国的扩张与统一。政治上，从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雨果·卡佩的法兰西王国、腓力六世的瓦卢瓦王朝到亨利四世的波旁王朝，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争斗是欧洲大陆政治博弈的一大主线，拿破仑时代是法兰西最后的辉煌。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派）的缠斗最后以天主教占压倒性优势告终。语言上，法国经历了高卢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古法语、现代法语的演化。成熟的法语优美而严密，在相当长时期里是欧洲主要的外交语言，至今仍是法国人的一大骄傲。
文艺复兴引发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这些都发生在天主教文明圈。亚平宁半岛、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小邦林立，拥有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典型如今日的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与东部、瑞士、德国中北部。为了对抗与回应新教，天主教对自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545-1563年特伦托大公会议标志着现代天主教的诞生），其控制信徒、侵害信徒利益的能力与程度均下降，工商业的发达也促成了社会的世俗化。
在法国，第三等级兴起，封建专制的力度弱化。因此文艺复兴、第一次科学革命得以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发芽并向法国等欧洲国家扩散。在此过程中，法国人的人文意识得以强化，理性崇拜强化。日内瓦因而得以成为新教运动的两大重心区域之一，并强烈影响了法国东南部地区。法国更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推动“旧制度”笼罩下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从而开启了法兰西王国向共和国的曲折转变，并在1905年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政教分离原则。法国还借助地理大发现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与殖民体系构建，加上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助力，法国终于从封建帝国转变为资本主义大国与发达国家。在当代欧洲大陆，法国作为“天主教会长女与孝子”，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天主教国家，而德国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新教国家，两国构成“法德轴心”，充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与欧盟的领导者。
三、国家战略视角
拿破仑战争失败后，“重塑辉煌、领导欧洲”一直是法国的国家目标。维也纳体系时期，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两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均力主肢解德国，但都被英美所阻止。从战略角度看，这是因为英美不希望过度削弱德国，让法国过于强大；从文化角度看，则与英美德都属于新教国家有关。法国对此无可奈何，乃在二战后采取“限制美国、排除英国、联合欧洲、平衡德国、领导欧盟”的国家战略。冷战时期，这表现为戴高乐主义。冷战后，则表现为新戴高乐主义，马克龙是典型代表。
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主导构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欧洲均势，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但法国外长塔列朗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为保住法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关键支撑，并形成对法国非常有利的安排：“大国协调”的五大主角是天主教国家法国与奥地利，新教国家普鲁士与英国，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法国继续统治西班牙与两西西里，波兰王国得以成立，意大利与德意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帝国仍然强大，但复杂的族群构成影响着帝国的稳固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法国虽然被削弱，却成为欧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肢解德意志帝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却拿回了阿尔萨斯、洛林，获得大量的战争赔偿。通过这些，法国压住了德国，大致上洗雪了普法战争之耻。但法国要价太高，还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由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这成为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肢解德国”的愿望因为冷战格局的出现而再次落空，乃转而采取“利用德国、壮大自己、领导欧洲”的方略。为此，文化上强调法兰西特色；经济上构建“欧洲煤钢联营”，并逐步发展为欧共体与欧盟；政治上致力于扮演领导者角色，并多次否决英国的“加入”申请；安全上，先是接受了北约的保护作用，但发现无法与美英构成“北约三驾马车”后，弱化对北约的参与，最后干脆退出北约，强化自己的独立防务（包括发展独立核力量），并致力于推动欧洲独立防务。
冷战后，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解除，北约功能转型，向东扩员、强化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是两大趋势。为了提升自己在欧洲与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法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后分阶段重返北约，2009年全面重返北约。但是，北约转型主要由美国主导，法国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北约决策程序越来越复杂，效率与力度都不能满足欧洲多方面的安全需要，大多数成员国不愿意增加防务开支，跨大西洋矛盾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因而曾威胁称美国要退出北约。这又反过来动摇了欧洲国家对北约的信心，马克龙则喊出“北约脑死亡”。
拜登上台后重新强化与欧洲盟友的安全合作，俄乌冲突则给北约打了强心针。美国在北约内的作用有增无减，波兰在北约内的地位上升，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的德国亦然，英国在支持乌克兰上比法国更为积极。这使得法国在北约内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北约不大可能“死”，但法国进入北约领导层之心确实“死”了。作为新戴高乐主义者，马克龙很难接受这种状况，在北约框架外谋求出路势在必然，而“保持与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引入欧盟以外的战略支持力量”是三大选项。
（1）为保持与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经济总量不如德国的法国，国防开支一直高于德国，以至在欧盟内形成“军事靠法国，经济靠德国”的格局。但法国经济总量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俄乌冲突后，德国国内已经就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达成共识，超过法国势所必然。德国对欧盟外交、安全议题的影响力上升是大概率事件。这显然不是法国所乐见的，必然会在欧盟内寻求支持力量，天主教国家将成为优先争取的对象，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三国。
然而，联合法国对抗德国并不能给意大利与西班牙带来实在的利益。意大利（特别是北部地区）与德国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密切，其关切的重点是如何从欧盟获得更多好处。西班牙王室虽然来自波旁家族，但在国内的影响力有限。波兰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经济上与德国关系密切，安全上依靠美国，政治上乐于充当“新欧洲”的代表，“联合法国对抗德国”虽然能满足情感上的需要，但获取的实际利益有限。俄乌冲突后，德国、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都超过了法国。英国已经退出欧盟而且始终强调“英美特殊关系”。
（2）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是法国大力推进的领域。这是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关键环节，有助于法国扮演欧洲领导者的角色。1987年法国与西德开始着手组建5000人的混合部队。1999年欧盟成立了“欧洲军队”“欧洲快速反应部队”。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正式出台。2018年法国推动欧洲9国签署“欧洲干预倡议”，承诺组建欧洲共同干预部队，开启了“防务多速一体化”。2019年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引发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新讨论。2020年德国推动制定“战略指南针”文件，为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确保政治方向并制定战略目标。2021年欧盟外长和防长会议重点讨论了“战略指南针”文件草案，计划在2025年前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欧盟快速部署能力”部队，以便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进行危机干预。但整体看，“构建欧洲独立防务”长期以来雷声大雨点小，其外部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欧洲内部也对此也有疑虑，如德国担心马克龙打着改革欧洲的旗号在欧盟内推行“法国优先”。中东欧、北欧国家更相信北约防务能力，强烈希望维系跨大西洋关系，认为法国打出“欧洲战略自主牌”是为了强化对欧盟的领导权。
（3）欧盟以外的战略支持力量。对法国来说，强化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是合理选择。法国历史上多次与俄罗斯结盟。马克龙也主张欧盟应该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以扩大欧洲的全球影响力。俄乌冲突发生后，马克龙在支援乌克兰上不如英国、波兰等国积极，并试图在俄乌甚至美俄之间充当调停者，但效果不明显。俄乌冲突有长期化趋势。为此，法国不得不调整政策，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成为首个向基辅提供西方装甲战车的国家。这有助于强化法国在欧盟与北约内的影响力。
欧洲之外，法国的影响力主要在法语国家，特别是非洲通用法语的26个国家，这些国家体量小，对提升法国的全球影响力作用有限。法国对于天主教国家的影响力，宗教上不如罗马教皇，文化上不如西班牙与葡萄牙，经贸上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也没有优势。
纵观全球，法国能够真正依靠的全球力量首推中国，“牢固的中法战略关系”是“戴高乐主义”的全球支柱。密特朗以来的法国领导人（特别是马克龙）虽然不时批评中国，但如果要推行新戴高乐主义，与中国强化战略关系是必然选择。而且，与中国合作还可以在经济、文化、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许多领域实现互补。中法在战略与安全上也不构成相互威胁。文化与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并非法国选择战略伙伴国的关键因素，不影响法国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这从法国支持美国独立、一战前与俄国结盟、二战后与一些君主制国家保持紧密伙伴关系等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当然这些更不应该、也不会影响中国把法国确定为欧洲首要战略合作伙伴。
四、总结
宗教、人种（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语言）上的相似性使得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法国的关系相对疏远。辉煌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法国人始终抱有大国情结，但人口、国土面积、经济、科技水平等决定了法国的外交影响力主要在欧洲与法语圈。这从文化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法国难以挤入新教文明圈核心层，戴高乐时期法国为什么要在美国主导的北约内追求独立性，外交上强调自主性。
从战略角度看，法国志在成为欧盟领导者，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欧洲的代表性力量。但是，法国经济实力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领导北约，英国是第一伙伴，德国与波兰的作用在上升的势头难以改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戴高乐主义”需要一个全球性支撑（global pillar），它不可能是美国。
本文旨在剖析法国的文化背景与长期国家战略，判断中国应该选定法国而不是德国等其他国家。中国需要长期奉行以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伙伴国才能长期获益。对方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中国选择长期战略伙伴的两大必要条件，加上其他若干因素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这一点请见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长期因素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特点相关，表现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舆论环境、去教堂做礼拜者的比例、选民在投票中考虑宗教因素的比重、美国资本对法国一些大媒体的影响力、一些领导人对大西洋主义的重视到底是否超过了戴高乐主义、法德官员交流任职的级别是否会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则属于中短期与局部因素。
（感谢彭姝祎、黄萌萌、赵柯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批评与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