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后冷战时代则是自由资本主义欢欣鼓舞的乐观时代。政治和经济的全球性趋同似乎是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的一个广泛共识。然而，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21世纪以来迅速凸显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正在成为改变全球化格局的新力量。按照人类发展指标的三个维度——寿命、教育和对体面生活所需的资源的控制——来衡量，所有的南方国家均取得明显的改善，中低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的改善最为显著，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大国更是取得了快速发展。150年来，首次出现了三大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产出与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工业强国的总产出持平的现象。“南方国家的崛起”成为本世纪初全球发展领域最为鼓舞人心的进展。
虽然南方国家的崛起发生在冷战之后的发展时代，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演化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第三世界是在近代早期由于西北欧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异而出现的。西北欧资本主义的崛起并不断向海外扩张，逐渐造成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结构。所以，“第三世界”实际上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组关系，占据着支配地位的中心宗主国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缘地区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从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来看，当南方国家受益份额逐渐增大，依附性逐渐下降，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经济诉求不断提升，势必引发主导原有结构一方的反弹，甚至引发激烈的冲突。近年来中美之间日益明显的角力就是典型的例证。可以预料，即使中国的发展进入某种调整阶段，被自由资本主义寄于厚望的印度及其他南方国家的迅速成长壮大，最终也很难避免成为传统主导力量的挑战者。
作为最大南方国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近几年中国官方推动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等话语，民间社会的反西方舆论以及学术界“自主性知识”的倡导等，均可看作中国挑战西方霸权的能动性的呈现。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看，中国当今面对的“斗争性”格局，恰恰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努力摆脱全球不平等结构关系的一个缩影。
当前，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拥抱第三世界”，“建构与西方并行的新型国际体系”，“向全球南方拓展中国战略纵深”的考虑。其实，全球南方或者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是中国地缘政治的本底资源，中国从未抛弃第三世界。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掀起全球化和“向西看”的浪潮，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在这一阶段确实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不仅自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从理论、经验、经济、技术和贸易等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获得了南方国家的高度认可。在此过程中，南方国家也成为中国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资产。当中国面对巨变的国际格局，重新思考其地缘政治战略时，再度将目光聚焦到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很自然的。
但当把“向南方国家拓展中国战略纵深”这一建议放在一个严肃的立场讨论时，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现和演化、全球南方国家的现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等基本问题。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也不是一个铁打一片的单一整体，而是与发达国家相互嵌入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厢情愿地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南方国家，容易造成基于想象的政治盲动，也容易因为误判而透支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本底战略资源。本文将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第三世界作为一组关系”的观点作为讨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其对南方国家发展的历史陈述为基本线索和资料，从全球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的视角出发，为中国思考与全球南方国家建构新的战略关系，以应对新的地缘政治挑战，提供一个更具纵深的结构性框架。本文将“全球南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同义词使用。
全球南方的出现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全球南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都是亚非拉的落后地区。但从第三世界作为一组关系的角度讲，第三世界实际上发源于欧洲。沃勒斯坦认为：“波兰在16世纪中变成了欧洲的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结局是欧洲大陆一分为二，一方是富有活力的，工业化的西北欧，另一方则是农业的，依附性的东欧，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西北欧与东欧由此形成了结构性的经济关系，东欧沦为了全球第一个第三世界。
继东欧之后，拉丁美洲成为依附性的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最早期的欧洲殖民地，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并未产生类似西北欧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15~17世纪之间，西北欧的商业资本主义者开始通过大众物品贸易介入拉丁美洲的经济，形成了以矿业、庄园和种植园为主的经济体系。与东欧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的经济掌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者手中，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仅仅是矿山、种植园的劳动力。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将拉丁美洲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1562年一名英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者首次踏上非洲大陆的塞拉利昂，很显然他也是从事物品贸易的，但是他很快就成了奴隶贩子。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300多万非洲人坐上了英国人的船，被贩卖为奴。但是，由于奴隶贸易与物品贸易的差异，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结构和内部的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穿透性影响，非洲大陆没有能够成为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里，中东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尽管中东地区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历史悠久，16世纪奥斯曼帝国甚至授予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以特权形式组建黎凡特公司展开贸易，但是奥斯曼帝国自身的自给自足特点、帝国体制和对外的扩张，以及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严重阻碍了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到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英国对外贸易的比例从之前的10%降到1%，在法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50%降到5%。19世纪之前的中东地区在整体上还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属于与非洲相似的经济外缘地区。
在19世纪之前，亚洲甚至都不能算作欧洲的经济外缘区域，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之为“一个外缘以外的区域”。原因除了远离欧洲之外，主要还在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自身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相对发达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封闭。在19世纪之前数百年中，虽然欧洲控制了亚洲的海域，从中国进口丝绸，从印度进口棉织品，但由于亚洲自身结构的封闭及对欧洲商品的排斥，欧洲始终未能征服亚洲。
全球南方的演化与发展
19世纪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取代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由碎片化的局部全球化走向更大范围的全球化。非欧洲地区不同程度地被纳入了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形成。1816年7月9日阿根廷宣布独立，墨西哥1821年6月24日宣布独立，巴西1822年9月7日宣布独立。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标志着全球南方开始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走进世界政治经济的体系。
然而，拉丁美洲的独立只是政治上的独立，并未改变拉丁美洲经济的依附性特点，更没有动摇制约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开辟巴拿马运河，在拉丁美洲建设铁路，大量的欧洲资本涌入拉丁美洲，开发矿山、种植园和港口等。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拉丁美洲的矿石、蔗糖、烟草、香蕉、咖啡等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也带动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丁美洲在总体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以后，拉丁美洲成为推动建立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最为活跃力量的主要原因。
1869年，英法修建了苏伊士运河，欧洲工业品开始大量进入中东；同时，北非以及埃及的部分地区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1838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署《英土商业条约》，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长期封闭的奥斯曼帝国的大门，土耳其从半殖民地的状态进入第三世界。在此影响下，埃及和波斯的部分地区进入第三世界的行列。19世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状态，印度和中国至此进入第三世界。19世纪初非洲奴隶贸易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棕榈油、棕榈果、花生、黄金、木材、象牙和棉花；同时，非洲大陆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非洲也进入第三世界的行列。在19世纪之前保持独立的俄罗斯，也在19世纪以后沦为了第三世界。
相比于以大众消费品贸易为主导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工业资本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影响更加深远，所产生的结构关系更加坚固。首先，从欧洲输出的工业品范围更加广泛，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垄断性，如枪炮、钟表、火车、轮船、蒸汽机等。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均无法生产这些能有效提升生产力的工具，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结构无疑加深了第三世界对于欧洲的依附性；其次，欧洲资本主义不仅输出物品，同时在第三世界展开投资，在当地引发了极为深远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再次，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伴随着社会文化的扩张，如宗教和语言等。如果说商业资本主义引发了全球南方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欧洲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第三世界。
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水平，但是欧洲通过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南方国家依然处于落后状态；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内部没有建立起内生的发展机制，陷入结构性的贫困陷阱。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议程在南方国家中成为广泛的政治共识。第三世界的出现与发展及其所遭遇的被剥削的现实，催生了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催生了如18世纪末拉丁美洲的黑奴暴动、19世纪初古巴和菲律宾的反抗运动、俄国革命、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以及中国的民族革命等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这标志着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也为20世纪中叶开启的第三世界的团结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出现的全球南方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战”的结束推动了去殖民化的进程，在整体上催生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南方“国家”。“二战”之前并无系统规范的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的概念，所谓的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是欧洲国家之外已经独立的国家和殖民地的统称。“二战”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进入国家建设的过程。第三世界的团结开始真正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态出现，如印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入世界政治的舞台。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的75国《联合宣言》以及1964年的77国《联合宣言》形成的“77国集团”（到目前为133成员国），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了一个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剥削和掠夺的集体联盟。至此，全球南方开始以集体组织的形态，依托现代国际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争取在全球议程中的政治权力和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全球南方：一个新的战略资源
从15世纪开始，西北欧商业资本主义逐渐扩展到东欧、美洲、非洲和亚洲，形成了全球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将全球不同的地区通过经济关系连为了一体。这一体系的核心——中心—边缘的特点——从未发生过根本的改变。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7个最发达的国家2019年GDP的总量依然占到全球GDP总量的45%，发达国家依然在高技术、产业链的高端和金融领域主导着全球经济。然而一个改变传统格局的新力量正在迅速成长，由主要为南方国家组成的金砖5国2019年的GDP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24%。人类历史的发展显示，每一次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力量几乎都是从当时处于边缘的地区发端的，如现代的资本主义就是从落后于亚洲的西北欧开始。很显然，“穷则思变”的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动摇传统二元发展格局的新的能动性力量。
毫无疑问，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在深度全球化的时代，是在与发达国家紧密联系和相互嵌入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形成的。南方国家从出现到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化，逐步积累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动性机制。首先，长期处于边缘和外围的南方国家从早期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自身不发达的根源，因此，致力于改变南北不平等的经济结构一直都是南方国家共同的目标，这是南方国家整体团结的基础；其次，在努力改变全球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从抗争到和平谈判，南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的争取权力和利益的实践经验；再次，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国家建立了争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各种组织机制，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非盟、东盟、拉共体等。
与此同时，尽管全球南方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政治议程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但在环境条件、文化价值、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全球南方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二战”以后主导全球南方政治议程的第三世界运动主要受到了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和冷战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是第三世界运动初期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但是第三世界的整体性团结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大国角力的影响。除了印度尼西亚在1950年被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国以外，到万隆会议召开之时，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均非联合国成员。1957年，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包括了中国和苏联，但是原计划1965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万隆会议，则因为中苏的分裂和印度、埃及与苏联的密切关系而取消。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不结盟运动的初衷是摆脱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所以，作为万隆会议主要参与国的巴基斯坦因其与苏联的关系，未被邀请参加1961年在前南斯拉夫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以意识形态为界限的冷战时期，因为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在独立以后实施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深受苏联影响，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增加对印度援助从而平衡苏联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理念有着密切关系，泰国和菲律宾被美国拉入对抗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圈。20世纪60年代后，中印之间的良好关系也随着边界冲突而中断。
显而易见，随着经济体量的日益成长、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新的战略资源。2022年底举办的美非峰会，俄罗斯外长最近对非洲的访问以及印度举办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无一不凸显出全球南方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然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新资源的战略整体性依然脆弱。其主要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巨大，缺乏紧密的纽带机制，而且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变化之中；第二，全球南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各异而且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依附；第三，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强烈；第四，超级大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分化瓦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在当今新的全球地缘格局下，虽然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崛起依然嵌入在更为紧密的南北关系以及全球南方内部的“南北关系”等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全球地缘格局之中。因此，对于这一战略资源的竞争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当前俄乌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债务重组等均凸显了这一格局的复杂性。
全球南方：“中国新的战略纵深”的现实性
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早期觉醒并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之一，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虽然中国没有加入很多南方国家的组织，但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从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战争胜利到积极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既是南方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榜样，也一直是南方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20世纪前半叶，中国是南方国家民族独立的榜样和最大的支持者，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又成为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支持者。因此，中国既是南方国家崛起的代表，也是南方国家重要的发展资源。到2022年为止，中国持续保持非洲、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国与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的相互需求性和互补性高于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从这个角度讲，在新的大国竞争的格局下，提出一个由中国引领的、基于南方国家的新国际秩序的建议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臆想。
然而我们需要认真审视的是，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出现到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南方国家在历史上均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有着共同的命运，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共同政治和经济团结的议程。但是，南方国家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能否成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竞争的地缘战略资源，仍然十分复杂。首先，全球南方的崛起是日趋明显的现实，但不能忽视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制度仍处于变化之中。虽然西方绝对霸权处于衰弱之中，但从对未来全球经济的新技术创新前沿的控制和全球金融、经济、军事实力而言，西方的主导性依然强大；仅仅基于全球南方经济总量的上升断言西方整体性衰落则尚待观察。与此同时，南方国家的崛起将会引发南北权力关系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调整，但这一调整并不必然意味着南方国家有能力主导世界。其次，欧美主导的西方虽然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但以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为纽带的西方群体已经形成了“领头羊加群羊”的地缘政治利益集团。这一集团凭借其对技术创新和金融体系的控制、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援助、军事以及对于国际多边组织的控制，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南方的发展。而同时，全球南方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的整体性体系。再次，全球南方曾经的共同遭遇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的相似性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分化和诉求利益多元化、区域化的特点。南方国家出现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其他南方国家均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议程，都在投入资源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印度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甚至被视作与中国的竞争。一些新兴国家也与南方国家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的关系。曾经“想象的南方”并非今天“现实的南方”。最后，南方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新技术、资本和知识管理依然存在巨大需求甚至依附，而且多数南方国家的国家治理均采用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加之在长期过程中宗教、语言和教育的联系，南方国家与西方之间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上深度互嵌。
中国的崛起是300年来第一个不同于西方崛起的历史叙事。实际上，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经开始了从理念到实践的战略储备。但是，当把“中国崛起”这一宏大叙事和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思考中国引领的全球新秩序时，我们需要面对这一新变局的复杂性，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南北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南北不平等依然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问题，因此，只要全球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不变，“第三世界”就依然存在，“第三世界团结”就有现实意义，“拥抱第三世界”就有其可行性。但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南北深度互嵌，今天的第三世界已经不是当年一穷二白的发展中国家，今天的第三世界是一个“新的第三世界”。因此，“拥抱第三世界”的议题意味着要重新认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审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全球南方的新特征。
如果说摆脱殖民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曾经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政治议程的话，那么“发展”则依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的挑战。中国崛起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发展的引领。因此，一旦设想中国引领这一变化，那么中国就需要保持强大的经济发展，能持续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展资源，能提供可参考的发展经验。为此，中国仍需要展开长期的战略资源储备，这种战略资源不仅是物质的，还要有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制度和新的发展知识资源。只有建构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价值的、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的战略关系，“拥抱第三世界”才有可行性。如果说“拥抱第三世界”是中国所谓的历史宿命的话，倒不如说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置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革新，吸取人类各种文明的精华，面对“新的第三世界”，“拥抱全球”，建设一个新世界主义的全球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