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四个流派
美国202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将中国描述为“唯一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并且越来越多地拥有推动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美国国内也就应对中国的战略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基于此，该文作者根据两个关键问题将这些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分为四个不同的流派。
首先，美国的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侧重于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还是减轻中国崛起的影响？一些美国人，包括前特朗普政府的许多官员，将中国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固有威胁。相反，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并不等同于美国的霸权。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概念已经不再重要，但如果美国能够减轻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风险，它仍然可以保持领导作用。阿利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istair Iain Johnston）等人则认为，美国主导的单一国际秩序是虚构的，美国的利益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一定一致。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甚至导致了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显然，专家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概念以及美国是否应该寻求将中国纳入这一秩序或减轻来自中国崛起的影响持有广泛的观点。
其次，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与中国达成一个特定的最终状态（end state），还是仅仅专注于实现一个稳定状态（steady state）？尽管战略家们往往更喜欢有具体的目标，但今天许多观察人士建议，美国应该放弃为中美关系确定任何最终状态的做法。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大国政治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需要控制的情况。”他主张将重点从寻求“最终状态转向稳定状态”。
基于这两个问题，作者将美国的对华战略分为四个流派（见图1）。
图1：有关中国政策的四种思想流派（译自原文）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学派传统上在这四种学派中占主导地位。它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这样做不仅是避免冲突的短期之策，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和中美关系，实现一个有益的最终状态。几十年来，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的许多政策制定团体都断言，美国应该以成功地将中国纳入现有国际秩序的最终状态为目标。
然而，许多专家怀疑美国能否成功地将中国转变为现有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不能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期望的方式行事，那么美国必须等待中国的政治转型，这种观点在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前官员以及保守派评论员和政界人士中最为普遍。尽管他们之中少有人认为美国应该煽动对方的内部矛盾，但他们认为除非对方出现国内动荡，否则美国不会成功。
另外一些观察人士既不喜欢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也不喜欢遏制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建设性合作推动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秩序。这种方法旨在通过将中美关系集中在可能实现“双赢”合作的领域来扭转近期关系下滑的趋势。他们提出把重点放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和经济发展上可以加强合作的习惯，避免过度强调竞争或冲突领域而导致的恶性循环。还有一些专家认为，成功地与中国建立一种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是困难的，但是美国的政策可以实现一种可控的竞争这种稳定状态。这一战略旨在通过加强威慑和联盟来避免冲突，但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支持者认为，危机管理的努力和加强美国及其盟友的举措可以为竞争设置护栏。
对四个流派的评估
1.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由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概念代表着这样一种愿景：中国不仅要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一员，而且要成为其主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之一。这一学派确定了一个特定的最终状态：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秩序。冷战以来，美国试图通过国内变革和通过世贸组织促进经济政治变革来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整治知识产权问题，依照西方模式建立自由市场，并在外交领域上协助参与反恐、北韩无核化、反扩散、维和、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努力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他们希望，中国广泛加入国际机构，并从中得到好处，成为改秩序的捍卫者。
2. 遏制共产主义
这种观点的提倡者主张改变中国体制，拒绝将整合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概念的核心。他们强调，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模式已经失败，因为中国不想融入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并打算在权力、制度和规范三个领域挑战美国。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四个观点中最不被提倡的，很难找到在公开场合提出这种观点的官员。而支持这些观点的官员大多是特朗普政府的成员，他们将中国视为美国“生存”的威胁。但必须承认的是，尽管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人数有限，但它似乎确实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这一比例近年来迅速上升。
3. 建设性合作
在许多人看来，前两种策略都不现实，反而有加剧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他们认为前两者所寻求的最终状态难以实现，因此提出美国应该追寻一种稳定状态，而在这其中比较乐观的一派为建设性合作。
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理念一样，建设性合作理念认为中国可以融入国际秩序。然而，建设性合作不同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理论，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让中国永久地融入现有秩序，而是寻找合作的方式，从而避开或克服紧张的领域。美国开展建设性合作的政策目标是为美中紧张关系降温，而不是让中国完全融入现有秩序。建设性合作的倡导者认为，美国通过与中国积极接触，可以最好地影响中国的选择，以免中国按照不受美国欢迎的方式行事。
在建设性合作流派中，最常被提及的合作领域是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者认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如此之大，需要中国和美国寻求进一步的合作。主张建设性合作的人强调了其他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全球卫生和军备控制。建设性合作学说的成功将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起为解决跨国问题做出贡献。中国的贡献将通过参与现有的国际制度而得到促进，并需要在国际准则上有有限的趋同。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秩序，但支持者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可能会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4. 可控的竞争
可控的竞争这一流派与建设性合作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美国是否可能或是否能够与中国建立真正的建设性关系。建设性合作建立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可控的竞争则更多地依赖于防御性现实主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管理的竞争将中国和美国评估为陷入安全困境，旨在通过管理风险来避免冲突，而不是寻求重建两国关系的基本架构。
可控的竞争战略假定中国是一个需要管理的风险，而不是一个需要讨好的合作伙伴。它寻求与其他伙伴建立关系，以限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同时，美国必须接受中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并寻求削弱中国影响国际秩序的能力。作者指出，这种互动更像是危机管理的工具，而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建设。可控的竞争流派的成功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维持中美差距、打击对方作出行动的能力以及来自盟友和伙伴的合作。
结论
这四种思想流派为美国应对中国挑战提供了不同的逻辑。它们还对美国更广泛的地区战略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学派中最传统的一派主张，要么努力确保中国在美国主要构建的国际秩序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要么认为这种努力不太可能实现，而等待中国内部的变革。许多专家认为这两种情况都难以实现，因此建议双方要么进行建设性合作，要么进行可控的竞争，这取决于他们认为在未来几年内重启中美关系的可能性有多大。可控的竞争目前是美国政策界的主导流派。然而在作者看来，这四种流派似乎都不太可能长时间保持主导地位，使政策制定保持一致。
特朗普政府（以及许多共和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之前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努力，但在遏制共产主义和可控的竞争之间存在分歧。拜登政府（以及许多民主党人）也存在分歧，但更多的是在可控的竞争和建设性合作之间。其结果是，美国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理论，但一直无法就替代方案达成共识。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策略进一步复杂化。鉴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人们对俄罗斯实力的看法，它们可能会助长美国的看法，即莫斯科并不代表一个严重的长期挑战，相反会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
在作者看来，尽管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经常要求美国方面更清楚地说明美国的地区战略，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战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不应指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任何明确的战略方针，至少不应指望能赢得两党持续支持的战略方针。其结果将是美国战略混乱，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协调将更加困难。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一个，而是四个，而且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