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破产的银行被在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其他金融机构收购。日本与韩国的大型投资银行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击败了传统欧洲的巴克莱银行与渣打银行，成功收购了破产投资银行在亚太与欧洲地区的业务。这些亚洲金融参与者在全球舞台上取得的进展对危机后的全球金融政治具有深远影响，标志着全球金融体系将发生重大转变。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领域，东亚在金融体系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却只得到了有限关注。
在经历过2007-2009年的北大西洋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就将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动力定位在两个方面：与宏观经济失衡相关的资金流动（例如亚洲经济体的过度储蓄与外汇储备积累之间的关系），或是私人金融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例如调查金融危机后非银行投资者在全球市场的崛起）。然而，这两种分析不能全面的把握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从某种程式化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IPE研究者要么关注美国与亚洲（中国）之间的公共资金流动，要么关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私人银行流动。
这种视野局限忽视了东亚经济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时所具有的重要性，也使得现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重大缺陷。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研究未能有效指出私人国际金融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何独特之处，也尚未能预测此种相互作用将如何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范式、规则与程序。
因此，本文旨将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中对亚洲金融制度的关注与IPE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分析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世界金融重心向东亚转移所带来的全球影响。通过将全球金融体系分化为可观察的组成部分，本文将关注具体制度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此外，在定量分析以外，本文的研究还将探究“为什么东亚重要”这一问题，因为推动东亚金融体系全球一体化的制度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明显不同于欧洲。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金融体系：跨大西洋事务？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本文认为虽然欧洲金融体系与美国金融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前者仍经历了“美国化”并大体遵循新自由主义特征。而正如宏观金融视角所强调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制度逻辑促成了一个高度脆弱且容易发生危机的全球金融体系。尽管在危机后有大量宏观审慎政策被用来应对系统不稳定性，但北大西洋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场“现状”危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或挑战当代全球金融秩序。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维持私人投资方面发挥的广泛作用是危机后全球金融复苏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宏观金融视角所坚持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国家通过为私人金融参与者创造利润以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仍在该领域造成了一定乱象。同时，建立在“个性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优于其他市场组织模式”基础之上的金融安排，使得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能够提出一种国家-市场相分离的概念，这将使国家支持去政治化，并将“有效”社会产出的责任归于私人金融参与者。
但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叙事的普遍性如今正在下降。危机后的全球金融体系开始注重“抗风险性”，且跨大西洋空间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也不同往日。尽管美国与欧洲的金融实践对于理解危机前的全球金融政治至关重要，但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发生的现实变化已经要求IPE将关注重点从美欧转向东亚，理解东亚的金融体系与制度特征，并反思它们与跨大西洋金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
在将研究重点转向东亚后，本文在第二部分尝试明确东亚金融研究的关注重点，并从当下全球金融发展特点的角度论述引入CPE视角的必要性。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并分析数据，文章发现东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且支撑东亚金融交易的国内制度安排与支持跨大西洋金融交易的安排完全不同。由此可证明，仅仅分析东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引发的量变是不够的，由这两种体系之间互动所引起的全球金融体系质变也必须得到关注。
1. 动态全球体系：资金流、参与者与市场
宏观金融分析不同金融参与者在多个市场与金融机构中运作时发生的交互，而不是着眼于在贸易流动中的宏观经济失衡。文章认为，与其假设全球金融化创造了一个无定形的“全球金融体系”，学者们更应该超越“全球化”的修辞，承认当前全球金融正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活跃金融参与者所建构，而这一过程也与国家间根植于不同资本主义模式产生的差异化金融市场息息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促进了包括跨境银行业务、外国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在内的国家间金融流动。虽然这种流动在历史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金融机构主导与塑造的，但最近的投资流动与相关融资模式表明，东亚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其次，这些资金流动由金融参与者调节，进而将来自不同辖区的投资者连结在复杂的全球资产负债表网络中。通过分析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金融参与者之间的新联系，也可以看出东亚投资者的影响力正不断扩大。第三，金融参与者的活动也将不同金融市场联系在一起。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越来越多亚洲城市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IFCs），亚洲市场与亚洲IFCs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重要性提升，也标志着东亚市场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2. 宏观金融中的制度考量：比较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东亚金融体系特征
宏观金融视角放大了支撑全球金融的资产负债表“矩阵”，有助于当前人们对现代市场金融运作与金融工具的理解。然而，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倾向于去除不同社会制度下金融制度具有的特殊性，并将新自由主义逻辑默认为金融制度的运行法则。为了避免上述盲区，本文认为有必要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东亚资本主义的研究引入IPE宏观金融观察中。
通过分析全球投资者对东亚市场发展逻辑的接受，文章考察了东亚投资者在部分受发展型国家干预的全球市场中日渐增加的影响力，并阐述亚洲的崛起对全球金融体系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梳理既往文献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东亚金融体制中的“发展主义”与欧美金融体制的“新自由主义”都具有“旨在促进发展”的共性，但东亚资本市场因为受到国家发展因素的影响，因而相比于起美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更侧重于发展主义。这意味着，相比于追求私人利润，国家发展考量更能影响东亚各国金融市场结构以及投资者行为。同时，金融业本身也并非主导部门，而是被当作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补充。因此，亚洲市场有选择性的开放资本账户，以防止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并保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其投资的国际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发展目标的影响。
亚洲为何重要：发展型逻辑与全球金融体系
在过去几年里，亚洲金融中心、市场与投资者已经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节点，越来越多的资金也源自亚洲或流向亚洲。继日本金融机构之后，中国等亚洲经济体也加大了对美元体系的参与。据估计，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投资组合在1.5万亿至2.1万亿美元之间。此外，不仅是亚洲投资者，亚洲金融市场也在危机后大幅增长，其规模和表现日益超过欧洲市场，正在成为更重要的全球投资目的地。到2020年，亚洲股市已经占到全球市值的34.3%，美国市场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但欧洲的份额却从36.3%下降到了22.8%。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从2007年到2020年，亚洲在全球期货/期权交易量中的份额从27.6%上升到43.1%，而欧洲的份额则从23.1%下降到12.0%。就债券市场而言，到2020年，亚洲占全球债券市场的29.3%，而欧元区则仅占14.8%。
无论是短期股市估值，还是中长期宏观经济增长预期，当前亚洲市场的表现都优于欧洲市场。对于努力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参与者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至关重要。而按照新自由主义逻辑，全球市场准入规则对资本流动和投资者准入几乎没有规定。然而，这种不受限制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者主导当地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金融稳定。在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投资者，亚洲资本市场仍然通过包括限制和监控外国投资者准入、活动与所有权等方式，抵御来自以利润为导向的全球投资压力，维持更具选择性与战略性的金融开放过程。
文章指出，作为亚洲最大的投资流入市场，以国家发展目标为先的现象在中国最为典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金融市场起伏仅仅是围绕中国一国展开的故事，印度、韩国乃至日本，也存在这样的特征。
结语
总体而言，东亚国家在促进与鼓励公共或私人投资方面不仅受到利益驱动，还受到战略、发展需求甚至是地缘政治需求的影响。并且，即使东亚国家对于私人资金国际流动的支持增加，但仍整体遵循以引导为主的发展主义逻辑，和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中支持为主，引导为辅的逻辑不同。
同时，文章也指出，当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时，其发展主义金融体系内部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或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洲金融的发展挑战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的核心准则，但亚洲投资者在美元市场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仍使得美国等新自由主义代表国家在某些危机时刻必须对其作出让步。
在系统分析层面，文章发现东亚国家投资实践中的政治化倾向正日益增长，而在与东亚金融博弈的过程中，遵循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逻辑的西方国家也在朝着“干预与管控自由市场进程”的方向发展。东亚金融体的崛起标志则全球金融体系将发生结构性转变。同时，文章强调目前对东亚展开的IPE研究过度聚焦于中国，而如果要对国际金融体系变化有更全面的理解，就必须注意到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