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对地缘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俄罗斯宣布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恶化。在冲突进行一段时间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曾开启谈判，但谈判却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重回冲突状态，并进一步升级。而在2014年的顿巴斯地区冲突中，在各方的努力下达成了两个明斯克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冲突进一步升级。因此，分析明斯克谈判如何成功开启和推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对当前俄乌冲突具有启示作用。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关注俄乌冲突问题本身以及冲突背后的大国博弈，很少关注俄乌谈判的过程。本文将基于“成熟时机理论”对2014年开始的俄乌冲突谈判过程进行分析，试图探究影响明斯克协议谈判开启并得以持续推进的主要因素。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明斯克协议谈判为何能够开启？明斯克谈判又为何能够持续推进？
一 谈判理论述评
冲突管理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谈判是冲突管理中最常见且有效的手段。在研究谈判和谈判成功方面一般有四种方法：结构（structural）、战略（strategic）、行为（behavioral）和过程（process）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认为，特定谈判特点或结构特征影响谈判结果。这些特征可能包括谈判各方的问题数量和组成，以及冲突各方的相对力量等。采取结构分析方法的学者倾向于将谈判定义为坚持不相容目标的对手之间的冲突场景，而冲突各方的相对权力会影响他们通过谈判确保自身目标的能力。因此，结构分析方法主要关注冲突各方之间的权力平衡。阿格雷斯塔姆认为冲突各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他们在更大程度上努力寻求单边解决方案。而权力均势能够使冲突各方更容易接受让步，并增加他们的谈判动机。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基于权力结构解释冲突各方的行为。战略分析方法起源于数学、决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其侧重点是权力在谈判中的作用以及目标怎样决定谈判结果。战略模型试图通过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谈判的结果，即理性领导人如何试图在最小化成本的同时实现收益最大化。行为分析方法则强调谈判者的个性或个人特征在决定谈判协议的进程和结果中所发挥的作用，将谈判解释为人格类型之间的互动，并通过对不同性格的谈判者的关注，解释特定的人格如何促进谈判和冲突解决。过程分析方法重点关注谈判过程，扎特曼认为谈判是将相互冲突的立场结合成共同协议的过程，也是预防、管理、解决和转化冲突最常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强调谈判重要性的学者试图从理性主义角度思考，认为在理性选择的定义下，战争或暴力冲突即讨价还价失败，而成功的讨价还价或谈判就是防止或解决暴力冲突的手段。也有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博弈论分析冲突双方谈判的动态行为过程，认为谈判过程中冲突双方的选择和互动为冲突解决提供了基础。例如，斯特尔的顺序讨价还价模型（sequential bargaining model）在博弈论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冲突问题和双方互动的动态性，认为传统的博弈论视角更多地关注单方的行为而忽略了冲突的动态性。
本文将讨论的过程分析方法，将谈判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并强调谈判过程与冲突过程的相互作用。多数学者认为谈判是冲突管理中最常见的手段，但对影响谈判结果的因素却没能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冲突问题在谈判中起决定性作用，例如杜克曼指出谈判中的冲突问题包括三个机制：框架（framing）、联系（linking）以及排序（ordering），他认为这些机制取决于谈判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并且可能影响谈判进程的选择，使谈判成为一个受内部外部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而扎特曼从过程的角度解释谈判的失败。他强调了谈判前阶段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各方确定自己和对方利益、冲突的性质，以及解决问题的历史准则。他认为预谈判阶段在“各方同意进行正式谈判或一方放弃考虑将谈判作为一种选择时结束”。之后他进一步列举了预谈判阶段的重要子阶段，包括交换信息以降低风险，以及评估各种让步和协议的成本。在此基础上，扎特曼提出了“成熟时机理论”（ripeness theory），强调谈判时机（timing）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冲突双方达到 “互相伤害的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谈判才有可能开始。而在谈判的过程中，推拉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出路（Way out）和相互吸引的机会（Mutually enticing opportunity）——持续推动谈判进程的发展。之后普鲁特在“成熟时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预备理论”（readiness theory），更多关注变量（动机，乐观）而不是必要的状态在谈判中的作用，并侧重于单方内部的思考。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这些成果都认为过程（process）在谈判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明斯克协议谈判，大多数学者认为明斯克协议是失败的，并更多地解释该协议失败的原因。例如，现实主义学者关注的是作为行为体的国家因不确定性而产生安全恐惧以及想要支配对方的愿望。他们认为该协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明确解决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即乌克兰宣布中立以及停止寻求加入欧盟或北约。尽管明斯克协议确实包括给予顿巴斯地区更大的自治权、进行大赦和选举承诺等内容，但却忽略了关键问题，即地缘政治方面的恐惧和威胁。现实主义学者忽略了国家获得更多权力之外的意图，即除了权力平衡或获得权力之外，还有其他推动签署协议的原因。现实主义理论更多关注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在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忽视了领导人和第三方调停者的作用，因此在分析协议为何成功签署时并不全面。此外，某些政治心理学学者认为领导人和冲突各方的个人选择影响了协议的签署，例如搅局者理论 (Spoiler Theory)就持有这种观点。斯德特曼认为协议很难达成是因为人们相互不信任，担心条约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如果其他行为者不遵守条约的话。顿巴斯冲突中的四个主要行为体是乌克兰政府、乌东分离武装、俄罗斯和美国。而协议的最大问题是作为主要行为体之一的美国没有被纳入其中。这意味着美国的利益很可能没有得到考虑，而且作为一个非签署国，美国支持明斯克协议动力下降，其他行为体对美国意图的恐惧增加。此外，每个搅局者都有其核心利益，这些利益既不相容，也没有被协议所涵盖。但其只关注谈判中的单一因素，即领导人或冲突各方的个人选择，并未将谈判进程结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选择和其他因素的互动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将明斯克协议成功签署的原因归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压力。在谈判过程中，第三方的调停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谈判的进程，但并不能成为协议签署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解释忽略了冲突和谈判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作用和谈判博弈的过程。而成熟时机理论将谈判过程动态化，并分为几个主要阶段，在不同阶段的共同作用下推动了谈判进程。同时，该理论既包含了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同时又关注领导人个人选择对谈判结果的影响。通过将国家和个人层面有机结合，将谈判过程视为动态而非静态的互动，进而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二 成熟时机理论与本文的分析框架
谈判是冲突管理的有效途径，而时机（timing）是冲突谈判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成熟时机理论关注决策者在暴力冲突中转向谈判或调解的思维过程，这一理论的核心要素由威廉·扎特曼（William Zartman）在1989年提出，用以解释国内和国际战争如何走向谈判并最终得以解决，同时帮助冲突各方以及调停者决定解决此类冲突的时机。在对这一理论的最新阐述中，扎特曼明确指出了理性决策者接受谈判的两个必要但并不完全充分的条件，即互相伤害的僵局（mutually hurting stalemate,MHS）和互相接受的出路（mutually perceived way out，WO）。扎特曼认为这两个条件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状态，前者作用于冲突过程中，并试图把冲突各方推出（push factor）冲突本身；而后者则试图将冲突各方拉向（pull factor）谈判并推动谈判进程的发展。随着理论的发展，扎特曼认为第三个条件，即相互吸引的机会（mutually enticing opportunity，MEO）将推动谈判的持续发展，并使谈判更有可能达成持久稳定的协议。
从客观层面来说，扎特曼最初认为成熟时机就是冲突双方陷入僵局，并无法通过冲突升级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赢得完全的胜利。在这种状态下，谈判开启的成熟时刻来临，理性的决策者或第三方调停者需要抓住时机将冲突双方推出冲突本身。因此，扎特曼将“成熟”描述为一个认知事件，它对于谈判的启动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充分的。当双方达到成熟时刻时，每一方都认为单边行动比调解的代价更大，从而促使双方的态度发生转变，愿意寻求谈判解决冲突的方案。
成熟时机理论的第一个要素：互相伤害的僵局，是一个主观认知事件（subjective matter），指“冲突双方都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个代价高昂的僵局中，且这种僵局无法通过升级冲突来逃脱”。在这种状态下，理性的决策者更倾向于转向谈判而非继续代价高昂的冲突。互相伤害僵局的基本推理在于成本效益分析，基于这样的假设：当冲突各方发现自己处在代价高昂的僵局时，他们会准备寻找一个更有利的选择。这与理性主义一致，即假定一方会倾向于最好的选择，而改变这个决定是通过增加与冲突相关的痛苦来诱发的。如果冲突各方并未在主观层面上意识到僵局的存在，客观参照物可以由第三方调停者捕捉到。总之，正是各方对客观条件的认知，而非条件本身，构成了互相伤害的僵局。因此，互相伤害的僵局更多地关注主观认知，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双方对于当前所处形势的评估与认识。尽管互相伤害的僵局中既有主观要素也有客观要素，但前者是互相伤害僵局的必须和合理要素。
互相伤害的僵局是冲突双方的认知，因此其可能发生于冲突的任何阶段，并不一定发生于冲突的顶峰或僵持阶段。但客观条件的存在越明显，冲突方的主观认知就越有可能发生。互相伤害僵局的主观性也使得其发生的瞬间很难被捕捉，如果冲突各方或第三方调停者不能抓住时机，谈判的时机可能会错过，各方将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失去信心，抑或对单边升级的可能性重拾希望。因此在冲突管理中，冲突方首先需要对成本收益、冲突升级以达成所有目标的可能性、冲突的持续时长等客观因素进行评估，以此来确认互相伤害僵局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而对客观因素的主观认知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在客观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冲突各方无法认识到僵局的存在，那么第三方调停者的具体策略也可以使冲突各方感受僵持的痛苦，并转向谈判。扎特曼将互相伤害的僵局视为推动因素（push factor），它将冲突双方推出冲突本身。然而，互相伤害的僵局仅仅是谈判开启的先决条件之一，更需要拉动因素（pull factor）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
成熟时机理论的第二个要素：互相接受的出路，意味着冲突各方意识到谈判是一种政治上可行的选择，并且可以产生符合冲突各方利益和需求的结果。承认谈判是冲突的一个可接受的替代方案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必要条件，这会使冲突各方之间的关系从高度破坏性转变为更具建设性。换言之，同意谈判并不意味着谈判的开始和发生。尽管各方可能会表现出谈判意愿，但实际上没有承诺任何具体进程。将谈判作为一种可行性行为意味着至少有共同的认知，即另一方是“可接触的”（engageable），与他们沟通并不构成严重的政治风险。这与整个冲突过程中的排他性、对抗性和单边目标形成了直接对比。互相接受的出路是谈判进程的象征性步骤，可以为之后的实际谈判提供动力。如果冲突各方无力承担进一步升级的代价，同时各方表达出对出路互相接受的意愿，则存在“成熟时机”。对互相伤害僵局的认知是促使各方远离冲突的推动因素，并使他们重新考虑自身战略和优先事项，而对互相接受的出路的认知则是促使他们走向谈判进程的拉动因素。
即使谈判开始，也不能保证谈判会产生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或建设性地改变双方的关系。谈判是一个自愿的过程，通常没有法律约束力，这意味着即使达成正式协议，其实施和持久性也取决于参与方能否坚持。最重要的是，谈判可能被用作掩护谈判桌外其他策略的烟幕。各方可能利用谈判争取时间，以重新组织和武装，争取国际支持。换言之，对互相接受出路的认知可能会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但其最初的吸引力不足以使他们投入这个过程本身。因此，成熟时机理论已经逐渐扩展到对包括谈判后期和协议达成阶段的更广泛的谈判过程的分析。对冲突各方来说，一旦同意参与并开启谈判进程，就会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旨在寻找一个有足够的诱惑力促使各方作出必要让步的共同解决方案Ibid.。寻求解决方案可以从建立一个总体框架开始，也可以从起草部分或临时协议开始，这些协议有望为更全面地解决问题创造动力。不管是何种形式，这种对相互吸引方案的寻求代表了成熟时机的积极一面，“当各方在环境条件中察觉到有机会获得有利的结果时逋坏慕饩鼍统墒炝恕薄Ｕ庑┗岣谋淞顺墒焓笨痰淖畛醴段В氐悴辉俳鱿抻诮⒁桓龀墒斓奶概惺笨蹋且桓鼋饩鑫侍獾某墒焓笨獭Ｎ估蛩爻浞址⒒忧绷Γ鞣讲唤鲇Ρ焕胩概校Ω么诱庑┨概兄欣觯佣锍山崾逋坏男椤Ｒ虼耍鞣叫枰鲜兜揭桓鱿嗷ノ幕幔饶苈闼窃谛楹蟮睦婧托枨螅材艽偈构叵嫡；�
虽然互相伤害的僵局是谈判开始的必要条件，但在这个过程中，谈判各方必须找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未来，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此时推动因素被拉动因素取代，而谈判的实质性是首要考虑因素。拉动因素始于各方愿意寻求出路，但这种意愿需要继续发展和充实以成为达成协议的载体，即相互吸引的机会。通常来说，在预谈判之后，谈判的目的是制定一个使冲突各方都满意的方案，该方案包括两种形式：结束或减少敌对行动的最低协议方案（停火协议），或解决冲突本身的方案。而相互吸引的机会是能够符合冲突各方的利益并驱使其推进谈判进程的方案。相互吸引的机会也是认知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各方在谈判过程中的自发性产物，而不是外部客观情况的产物。只有存在一个被各方视为相互吸引的机会的解决方式，协议才存在持久的可能性。
在互相伤害僵局的推动下完成的谈判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如果在谈判中没有相互吸引的机会，那么即使达成了停火的冲突管理协议，谈判仍然具有不稳定性。换言之，相互吸引的机会是继续谈判以及解决冲突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那么何时相互吸引的机会才会达到？这可能取决于冲突各方的实际需求。武科维奇（Vukovic）讨论了第三方在塑造各方对相互吸引机会的看法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他描述了推动各方认识相互吸引的机会的三种策略：促进作用（facilitation）、制定计划（formulation）和操纵（manipulation）。同时，相互吸引的机会也与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有关。国际谈判者不仅面临着国际对话者的压力，还面临着国内选民的制约，这些选民基于其认知的利益不会接受某些谈判协议。将这一点与相互吸引的机会概念联系起来意味着冲突各方的国内舆论将影响谈判者对其各自一方达成相互吸引的机会所需机会的认知。此外，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成熟时机理论中的相互吸引的机会。武科维奇认为互相伤害的僵局是拉动双方进入谈判的原因，而相互吸引的机会将他们进一步拉向谈判解决方案。然而，他强调目前对相互吸引的机会这一概念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其不仅仅是 “其中一个拉动因素”，并将互相伤害的僵局、互相接受的出路和相互吸引的机会重构为主观层面对于互相伤害的僵局的认知将冲突各方推出冲突本身，而互相接受的出路继续起到推动作用，将各方推向谈判。而这两个因素只能保证谈判的开启，相互吸引的机会将各方锁定以确保他们继续致力于谈判解决方案，正如图2所示。
基于成熟时机理论，本文首先解释谈判的准备和初始阶段过程的重要性。之后，以明斯克谈判为案例，使用成熟时机理论的概念和主要构成因素解释谈判的开启和进程。
三 案例研究：乌克兰危机中的顿巴斯冲突
2014年3月，在“迈丹革命”之后，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统称为顿巴斯）出现了亲俄罗斯反政府分离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这些示威活动与克里米亚入俄的进程同时开始，是整个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亲俄抗议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支持的乌克民间武装宣布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与乌克兰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自2014年乌克兰东部武装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爆发武装冲突以来，各方为建立可行的停火和政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许多努力。明斯克一号协议由乌克兰和俄罗斯支持的乌东武装在2014年9月达成。该停火协议在签署后的几天内就被打破。之后，在德国、法国和欧安组织的调停和介入下，冲突各方于2015年2月在明斯克签署新明斯克协议。自2014年4月爆发武装冲突以来，一系列调停都为谈判开启提供了基础，而冲突各方在谈判中所作的努力也至关重要，主观因素在新一轮的明斯克协议谈判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明斯克一号协议无疑是失败的，该协议在短时间内遭到破坏。而新明斯克协议的谈判也困难重重，虽然该协议不能作为彻底解决俄乌问题的钥匙，但使顿巴斯地区冲突基本回到了冷冻状态，避免了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下文将着重分析冲突各方开启谈判的主要因素以及协议成功签署的原因。
（一）谈判准备阶段
预谈判（pre-negotiation）包括诊断（diagnosis）阶段，即各方寻求确定其核心利益的时间段。在此阶段内，各方将对利益的优先顺序进行磋商并在此过程中达成共识，建立互信。首先，对于俄罗斯而言，政治措施优先于安全问题，具体包括在乌东地区的两个“共和国”颁布大赦法、按照当地条件举行地方选举，再由基辅批准，以及通过一项“特殊地位”法，并写入乌克兰宪法。采取上述措施后才能讨论停火等军事协议。而乌克兰的优先顺序是讨论军事协议（停火、撤出非法部队、交换囚犯和恢复乌克兰政府的边境管制等行为），而非政治协议。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力量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在战斗中占据上风，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其首要目标是利用军事优势增加自身对乌克兰的影响力以达到维护周边安全的目的。由于乌克兰在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考虑到其国家整体安全，乌克兰的首要目标是达成停火协议，然后再进行后续政治层面的磋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谈判优先顺序上的矛盾使得谈判难以推进。对于优先事项的分歧也导致了明斯克协议的实施陷入了“顺序陷阱”（sequencing trap）。由于各方从一开始对于各自优先事项就未能达成一致，在谈判的准备阶段乌克兰和俄罗斯并未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也没有寻求出路的意愿。
在预谈判阶段，冲突各方需要就冲突性质以及冲突核心问题交换意见，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对于顿巴斯地区冲突的性质存在争议，在谈判准备阶段并未建立起互信。俄罗斯政府认为顿巴斯地区冲突是乌克兰政府和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冲突。因此，俄罗斯声称自己并非冲突一方，正如普京在2018年7月与乌克兰政治家和三边联络小组成员的会晤中所认为的那样，“冲突只能通过基辅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之间的接触来解决”。而乌克兰当局则多次否认俄罗斯认为顿巴斯冲突是国内冲突的说法，声称俄罗斯在其中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性政治和军事作用。例如，在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对俄方的“内战”言论提出异议。他说：“普京先生，乌克兰没有内战，那是你的侵略行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冲突性质的争议使得启动谈判更加困难和复杂，乌克兰政府在谈判开始之前曾公开表示拒绝与两个“共和国”代表进行直接对话，而俄罗斯却认为顿巴斯冲突必须通过乌克兰政府和两个“共和国”代表的直接对话解决。三方的参与也使得各方的首要目标和谈判空间更加复杂。
明斯克一号协议签署后的几天内，双方就违反了停火协议，而协议中所提到的移除重型武器这一条款遭到冲突双方的拒绝。首先，明斯克一号协议谈判过程中，冲突各方对顿巴斯地区冲突的性质以及优先事项存在明显争议，并且各方并不愿意作出退让。冲突各方相对强硬的态度也说明了在此阶段对于互相伤害的僵局的主观认知尚未形成。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在冲突中取得优势，而非寻求解决冲突的出路。因此，明斯克一号协议的谈判是失败的。
（二）谈判过程
在明斯克一号协议签署后的几个月内，双方暴力冲突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次数急剧上升，冲突各方的伤亡人数和代价也随之增加。在此背景下，新一轮谈判开启。成熟时机理论认为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是开启谈判的必要条件，并作为一个推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推出冲突本身，使各方有坐在谈判桌前的机会。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冲突来看，在明斯克一号协议签署之时，冲突各方并未真正意识到僵局的存在，并试图利用谈判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夺取全面胜利。明斯克一号协议实现了短暂的停火，然而利益的冲突以及信任的缺失导致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之后，顿涅茨克部分地区战斗加剧，双方破坏停火行为显著增加，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明斯克一号协议中关于停火的机制已经完全瓦解。
1.互相伤害的僵局
在谈判初期，冲突各方并未从主观层面上意识到僵局的存在，各方进行了新一轮的成本代价评估。
首先，乌克兰政府与东部武装组织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据亲俄的消息来源称，截至2015年6月底，乌克兰部队有10 000人死亡，20 000人受伤，13 500人逃亡或失踪。而乌克兰声称，截至2015年初，有7 577~14 600名乌东武装人员在战斗中死亡，12 000人失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则指出，截至2014年8月初，至少有73万难民逃离顿巴斯地区前往俄罗斯。此外，据联合国观察，在乌东武装控制的领土上，人权状况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恶化”。冲突中伤亡人数、难民人数以及侵犯人权行为次数的增加带来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敦促，在欧安组织成员国和欧盟的敦促下，冲突各方考虑到持续冲突带来的灾难，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进而导致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其次，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制裁也使得互相伤害的僵局在客观层面显得尤为突出。在明斯克一号协议签署前的几个月内，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实施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最严厉的国际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下令对“未经乌克兰政府授权在克里米亚地区行使政府权力”以及行动被认定为“破坏乌克兰民主进程”的个人进行制裁，包括旅行禁令和冻结美国资产。同时欧盟的主要制裁旨在“防止对破坏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行动负有责任的人进入其领土”。国际社会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卢布汇率大跌。俄罗斯财政部长声称，截至2014年制裁使俄罗斯损失了400亿美元，由于同年石油价格的下降，2014年又损失了1 000亿美元。此外，俄乌冲突还对欧盟造成了经济损失，总损失估计为1 000亿欧元。由此可见，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下，冲突各方以及参与者的绝对和相对成本都在增加。俄罗斯的目标是迫使乌克兰承认乌东地区两个所谓“共和国”的特殊地位以扩大其对乌克兰政治的影响力。而西方国家的持续制裁使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乌克兰的关系。同时，欧盟的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而欧盟因实施制裁而给自身造成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乌克兰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俄罗斯支持的乌东部武装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直接军事活动都给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最后，乌克兰东部冲突的不断升级不仅影响了欧洲安全，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东欧国家要求美国和北约增加在东欧的军事部署以保证安全。奥巴马政府态度逐渐强硬并签署了《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该法案将给予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以北约之外盟友的地位，在2015财年划拨3.5亿美元向乌提供反坦克炮和穿甲弹等武器装备，并赋予美国总统向乌提供军事设备的权力。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欧洲国家表示担忧并担心此举将导致俄罗斯的直接军事介入。在之后召开的北约防长峰会上，多数欧洲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表示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在乌克兰政府部队缺乏有效的训练和装备，同时北约国家不愿为其提供武器的情况下，乌克兰似乎很难在军事上赢得完全的胜利。然而，以上三个条件只表明了客观层面上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但主观认知更为重要。主观层面的认知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是冲突各方对伤亡的判断以及对各自成本收益的重新评估，意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战争获得完全的胜利；二是由第三方调停者参与，巧妙地结合客观存在的事实，使冲突各方意识到僵局的存在。
从冲突各方的官方发言中能够捕捉到他们对互相伤害僵局的主观认知。在谈判过程中，首先承认伤亡惨重的一方很可能被认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冲突方避免在官方发言中直接承认。因此，发表声明承认成本、伤亡的增加意味着冲突双方在主观层面上认识到僵局的存在，并接受僵局使得冲突各方无法取得绝对胜利。在主观认知存在的情况下，冲突各方更有希望展开直接对话和谈判。在顿巴斯地区冲突中，乌克兰、乌东两个所谓“共和国”以及俄罗斯均未对伤亡人数作出完整的声明，同时并未公开承认冲突成本的增加所带来的僵局。就俄罗斯而言，在美国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制裁实施三天后，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份针对特定美国公民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奥巴马的顾问等十人。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国（俄罗斯）是不恰当的，而且会产生反作用”，并重申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产生回旋镖效应。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开启了新一轮制裁。在欧盟和美国的支持下，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与乌东武装的冲突并未停止，甚至在明斯克一号协议谈判期间进一步升级。由此可见，乌克兰盟友对俄罗斯的多轮制裁以及俄罗斯对于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使得俄乌双方均未认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
冲突各方无法从主观上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意味着第三方调停者的介入尤为重要。在明斯克一号协议被打破后，欧安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调停，主要是指欧安组织主持的三边联络小组（TCG），包括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和俄罗斯联邦代表米哈伊尔·祖拉博夫。三边联络小组在乌东分离主义组织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组织了一系列谈判，包括定期举行会议，从前线撤回重型武器，保证欧安组织的监督人员能够及时到场等。在尝试开启新明斯克协议的谈判中，德国和法国作为第三方调停者起到关键作用。德国和法国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冲突中存在着权力不对称，而德法作为调停者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在谈判中平衡这种不对称。换言之，乌克兰需要这两个欧洲大国的帮助来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进而达成协议。此外，法国和德国还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的两个协议提供了合法性。德国和法国更直接的作用是确保冲突管理的话题保持在政治议程上，尤其是默克尔努力保持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德国认为只有俄罗斯加入，东欧才有可能实现安全。在冲突开始时，德国在欧盟中的稳固地位以及默克尔与普京和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密切的个人关系，使德国能够得到双方的信任和尊重，这对于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尤为关键。这种动态关系使德国能够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建立基本的互信并使双方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
2.共同寻求的出路
随着冲突的持续进行，乌东武装取得了重大的领土收益。而乌东两个“共和国”领导层的最终目标是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该目标只有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才能实现。俄罗斯并没有计划正式将两个“共和国”并入本国领土，或承认它们为独立国家。相反，俄罗斯希望“以某种自治为条件将这些共和国推回乌克兰”Ibid.，同时加强其对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力。面对西方在克里米亚入俄后实施的严厉制裁，以及因俄罗斯在顿巴斯冲突中的作用而受到进一步制裁的威胁，俄罗斯表明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对乌克兰而言，将近一年的暴力冲突证明乌克兰军队已经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乌东武装，同时乌克兰政府军在乌东地区不断失利，还严重缺乏补给和装备。继续采取军事手段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演讲中表明“战争不可能通过武器取胜”。出于对国土安全的考虑以及避免乌东武装向南挺进并打通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陆地通道，乌克兰政府并未完全放弃谈判。
随着谈判的推进，冲突各方在第三方的调停下也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合作，例如建立人道主义通道、交换俘虏等。具有建设性的合作行为会增强冲突各方的信任，从而使得冲突从一场零和博弈转变为对双方都有伤害并且难以获得完全胜利的博弈。对于出路的认知并不要求冲突各方有合理的解决方案，只需要接受有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因此，在德国和法国的调停下，俄罗斯和诳死疾⑽淳芫ü问侄谓饩龀逋唬庖哺ü概薪饩龀逋惶峁┝私徊娇赡堋�
3.相互吸引的机会
对互相伤害的僵局和出路的认知将乌克兰和俄罗斯推向谈判桌，而更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则需要相互吸引的机会。相互吸引的机会可以被看作是谈判中的 “转折点”，它代表了各方对其关系看法的改变。在新明斯克协议签署之前，激烈的军事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乌克兰不仅面临来自乌东武装的军事压力，同时面临来自国内的经济压力，因此全面停火并由欧安组织监督实施对于波罗申科来说是相互吸引的机会。波罗申科迫切需要喘息的空间，以便他解决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并实施关键性改革。波罗申科认为其首要目的是“阻止威胁，或者最少是延缓战争的到来，为乌克兰争取八年的时间重振经济并制造大规模杀伤型武器”。此外，乌克兰认为该协议中的第9条能够使乌克兰重新控制俄乌边境以确保安全。尽管该协议规定在完成第11条和第12条后乌克兰才能获得边境控制权，但由于难以承受持续冲突的代价和重振国内经济的迫切需求，该协议符合乌克兰的首要目的，即暂停威胁，为乌克兰争取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波罗申科在签署协议后接受采访时说道，“并不对明斯克协议抱过高的期望，且不会尊重或兑现”。由此可见，该协议并非解决冲突的答案，而是被乌克兰当作相互吸引的机会以达成其暂时性目的。尽管如此，该协议依旧在推进后期谈判并在将冲突双方从谈判过程拉向达成协议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俄罗斯方面同样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谈判商议的条款4，即在顿巴斯地区进行自由选举符合俄罗斯方面的利益。对于俄罗斯而言，其首要目的并非吞并乌克兰，而是在顿巴斯地区进行自由选举。因此，条款4是俄罗斯认为的相互吸引的机会。此外，新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更偏向俄罗斯方面的利益。首先，协议规定乌克兰只有在2015年年底前举行地方选举后，才能确保对俄乌边境的完全控制。在这之前乌东两个所谓“共和国”占领区和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基本上保持开放，俄军能够自由地将部队和装备运过边界。其次，该协议并未提及俄罗斯，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不会直接受限于该协议。再次，该协议第11条将允许俄罗斯保持对顿巴斯的影响和间接控制，从而通过限制乌克兰政府控制所有领土的能力，保持对乌克兰政治的影响力。因此，俄罗斯方面认为该协议既能加强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又能为自己提供停火休整的机会。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出于不同目的意识到了相互吸引的机会，但该协议确实为解决顿巴斯地区冲突提供了基本框架。也正是因为该协议中的某些条款符合冲突各方的利益，使得谈判得以继续推进并最终签署协议。尽管冲突各方都认为明斯克协议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但考虑到各自的优先事项，该协议提供了一个达到其首要目标的方法，进而为冲突各方提供了管理冲突，而非解决冲突核心问题的途径。
结 语
尽管在启动并开展谈判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在经过数年的谈判和调停后，明斯克协议得以签署。成熟时机理论通过对谈判过程的考察，从互相伤害的僵局、寻找出路的意愿和相互吸引的机会三个方面解释了明斯克谈判如何开启并持续推进。首先，在谈判的初始阶段，尽管客观事实表明冲突各方无法通过武力实现绝对胜利，但冲突各方并未意识到僵局的存在。随着国际社会压力的增加和第三方调停者德国和法国的加入，乌克兰和俄罗斯重新评估各自的成本收益，并最终在多方调停下从主观上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在明斯克一号协议签署之时，冲突各方并未意识到僵局的存在，欧安组织的调解也并未起到敦促作用，因此停火协议签署后几天内就遭到了破坏。而冲突各方在新明斯克协议的第二阶段谈判中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从而有效地将冲突各方拉出冲突本身，推向谈判。其次，随着冲突各方产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同时也表达出愿意寻求冲突的解决，谈判得以继续推进。而此时的关键性因素是相互吸引的机会，即新明斯克协议中的条款能够满足乌俄两国的核心关切，并有望解决冲突或延缓冲突。尽管新明斯克协议签署后的具体实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该协议的确为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提供了动力，同时为管理顿巴斯地区冲突提供了框架。
新明斯克协议并非冲突解决的答案，而是冲突管理的途径，也为2022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埋下了种子。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22日宣布，“明斯克协议已经不复存在”。当天，俄罗斯正式承认了乌东两个“共和国”，并于两天后开始了特别军事行动。俄军的“闪电战”战略并未转化为战术和战略上的成功。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谈判也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此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首先，乌克兰和俄罗斯并未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俄罗斯不愿意承认损失惨重，乌克兰则在西方盟友的支持下逐渐迷失，也失去了评估风险收益的能力。其次，乌克兰和俄罗斯缺少直接沟通渠道。缺少互信和互相理解使得双方无法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实质性谈判。多轮谈判后双方并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说明双方把谈判当作试探对方底线或提升自身谈判地位的手段，并非真正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再次，第三方调停者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谈判进程无法继续推进。最后，俄乌冲突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国博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过度干预影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评估，也使得区域性战争逐渐扩大化，使冲突更加复杂且难以调和。
解决现阶段俄乌冲突的首要目标是使双方从主观上意识到互相伤害僵局的存在并愿意寻找出路解决问题。此外，新明斯克协议的实施是失败的，冲突被迫进入“冷冻状态”。要从根本上解决俄乌冲突，需更进一步找到能够使协议更加稳定和持久的相互吸引的机会以及强有力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