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逻辑可从四个维度来理解：需求、供给、分配、投资。
需求包括内需与外需。外需增长基于全球化3.0时代，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与中国几乎无穷供应的劳动力相结合，将制造出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内需增长则基于城市化1.0浪潮，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等手段打造新区的新城模式，其实质是土地的城市化。
供给问题同样包括两方面。一是工业化2.0利用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用市场换取资本与技术，使产能实现爆炸式增长。二是信息化1.0使得搜索、社交、电商等信息化基本场景应用得到迅速发展。
在分配体系上，这一轮发展造就了地产大亨和科技新贵的崛起。面对收入差距的问题，个税改革等收入分配方案陆续出台。
以上四个维度的发展逻辑背后有一个完整的体制和机制的支持。
体制方面，我们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其关键在于产权的明晰和市场配置资源两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蓬勃的增长动力来自财政和金融两根支柱。财政方面，分税制改革造就了土地财政和城市化浪潮；中央转移支付则稳定了地方债务危机。金融方面，由央行决定整个基础货币的扩张能力，商业银行则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过去。
副作用与后遗症
过去的成功自有其原因，但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需要我们看清过去所遗留下的问题与隐患。
城市化1.0的核心聚焦土地，但拒绝了人。3.5亿农民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难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福利。
全球化3.0与工业化2.0使得中国与世界深度捆绑，被限于低端制造业的结构位置；信息化程度局限于一些基本的应用场景，高度的数据垄断则正在产生，未来的数据垄断可能是垄断的终极形式。
美国镀金时代带来的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地方债务和泡沫问题，以及给个体和社会带来的焦虑和价值观的紊乱，也是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从体制层面来说，税制改革的不彻底，使得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陷入死结。基础货币的投放仍与美元挂钩，为应付波动则不断动用准备金率武器。在历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宏观政策层面的宽松与紧缩带来的边际效应日益下降，继续依赖这些手段已难以为继，必须激励微观层面的改革创新，提振私营经济。但商业银行的投资过于规避高风险项目，在激励创新方面无法产生新的动力。
认识到这些问题，也就便于我们了解未来会如何变化，帮助我们做出投资决策的判断。
预见未来
未来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四个层面。
需求角度，体现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除了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车子，更重要的是对法制、正义、公平以及其他非经济方面的诉求，对医疗和教育资源分配的需求，以及对服务业标准提升的要求。
与此相对，供给方面的主要矛盾在于不平衡和不充分。不充分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水平仍不够高。不平衡问题则更加微妙，它包括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以及收入不平衡。
推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迫在眉睫。
从全球化3.0进入全球化4.0，由过去人与物的全球流动与连结变为数据的连结。从城市化1.0奔向城市化2.0，促进以城市群为核心的深度城市化，让3.5亿农民工有机会落户在城市群。从工业化2.0向工业化4.0跨越，利用新的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革。而信息化2.0则代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深度应用。
从投资角度来说，未来我们要寻找的新“漂亮50”（“漂亮50”是美国股票投资史上特定阶段出现的一个非正式术语，用来指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一定是核心技术驱动、研发驱动、创新驱动和并购驱动的。在医疗、卫生、保健、军工等领域，未来一定会涌现出大市值公司，这些就是我们投资的重点。在对新的需求和新的供给的深度分析中，就能找到我们未来持续收益和持续成长的路径。
自中央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来，市场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讨论。在官方表述中，用的是“加快”二字，说明蓝图已经有了，只是要加快速度。
我们认为，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作为这个蓝图形成的一个起点。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之前，外循环支持内循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是什么？我认为，是商品市场、科技和资本市场。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的就是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那么，所谓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希望在这三个方面都能够自力更生，降低对外的风险敞口。
商品市场主要说的是外需，是海外的消费市场，是需求侧，科技和资本市场都是供给侧的内容，两者是直接相关的。供给侧就是在生产要素上做文章，无论是传统生产函数中的劳动、资本和TFP，还是新的生产要素数据，都大有作为。在老的微笑曲线上，加工制造的附加值最低。但在新的万物互联的智能制造时代，数据这种要素将大大提高制造端的附加值。这一切都依赖于新一代的技术。
新技术从发明到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认为企业是最后一公里，那么无论是这最后一公里，还是之前的N公里，都需要资本的参与。银行做的是锦上添花的工作，只有资本市场才是雪中送炭。这里要重点强调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风投和天使投资，它们在从0到1这个阶段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说，IPO只是一个退出方式，二级市场如果能够给更高的估值，那么就越能够为前端赋能。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框架下，决策层又提出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和任务，资本市场被提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度，资管新规和银行分拆理财子公司，都能对直接融资形成支持。这两年，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个变化，就是科创板注册制和金融开放。产业界认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那么，科创板的生辰八字，就相当于1971年的纳斯达克，它诞生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夜。
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为例，从上世纪末的新浪和搜狐等门户网站，到本世纪初的BATJ，不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就是利用西方的资本，或两者都有。很多早期创立的本土互联网公司都是通过外循环实现了从0到1，再利用内循环实现从1到10，而后又寄希望于外循环实现从10到100。最近这几年成立的新经济公司，才真正实现了原创和国产。
供给侧五大任务之一是“补短板”，那我们的短板就是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从0到1的跨越，这是主银行金融市场结构的一个共同缺陷，这种结构有助于追赶型经济体发挥学习效应，有助于在资本要素短缺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但不太利于赶超。追赶可以靠学习，赶超则需要靠原创，只有资本市场才能给一个idea，或者一个现金流为负的公司定价。激励创新的契约的特征是：短期内允许试错和包容失败，长期内又给予成功以高额的回报，故只有股权融资才是创新友好型的。
早期海外的风险资本投中国的企业，瞄准的都是纳斯达克，或者港交所。如果在审计底稿和数据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难度会增加。这个影响短期内还没有显示出来，今年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并没有明显降温，这是因为时滞，上市工作前期已经做完了。我们还可以看美国对中国的风险投资，2016年已经触顶。
资本市场服务“双循环”，核心的是服务科技创新。而要想服务好创新，资本市场自身就得具备创新的基因。纵观历次科技革命，金融创新无不发挥着一种催化的作用。所谓的美国模式的核心，不就是联邦政府和头部企业的基础研发+硅谷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天使投资，再加上华尔街的投行吗？那么，我们本土的基础研发，企业家精神和航母级券商能不能跟人家PK，资本市场如何能不能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就很重要。
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追赶红利。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在基础研发上，花钱买人家的专利授权就行。所以过去对于创新的态度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现在，大多数能引进的都引进了，也实现了从引进到再创新。该引进还没引进的也很难再引进了，只能自己搞基础研究，所以要建双一流，这是起跑线。
产学研的融合，就需要企业家和市场化的资本参与进来，多层次的、制度完善且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可以发挥枢纽作用。这个枢纽，向前面是从0到1，后面是从1到100，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少了这个枢纽，哪怕是不够通畅，都会有问题。过去，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枢纽，未来需要自力更生，注册制就是新的交通规则，它更适合于新经济的特征。
国内资本市场不同板块之间既要有分工，也要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创新的动力和压力。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纳斯达克崛起，纽约交易所落后。纽交所也会有危机感，所以出台了直接上市规则，相比于注册制，上市的速度又加快了。这是真正让投资者用脚投，看上去好像是上市更容易了，但由于竞争更加激烈了，要想有更好的表现，就只能拿出更漂亮的业绩。
美国《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说的，“如果技术是美国经济的新引擎，那么金融就是燃料”。创新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也强调，金融对于创新的作用不可忽视（Schumpeter，1911）。
创新能力与金融结构有内在的匹配逻辑。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可以依赖银行间接融资，但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则更多地依赖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创新逻辑，不只是资金融通本身，更在于资金融通的形式。建设创新中国，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需要金融市场的再定位和再创造。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内涵，就是金融支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