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代研究者争论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不同，百年前的经济学家探讨的问题更为广阔。那些更久远的经典研究将国家、市场和经济增长放在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画卷中进行讨论。在这幅画卷中，资本主义并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它还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意味着对于旧有形态的巨大历史转型。本文回归经典研究，力图考察资本主义形态的内涵，以求加深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形态的认知和反思。更重要的是，以资本主义兴起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路作为参照，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道路的理解和思考。
一、 资本主义诞生的商业化模式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中，市场和资本的兴起是自然进化的历史进程，是自发自生的社会秩序的结果。这种自然演进的自发秩序首先是基于人类天性，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那里是分工的天性，在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那里是获利的天性。人类的天性推动了交换和贸易，交换和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展，推动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市场的扩大为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提供了驱动力量，社会逐步变成完全的商业社会，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由此兴起。这种被称为“商业化模式”的观点中，隐含了三个重要的判断。
第一，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演进。这种观点并不强调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或者断裂，也就是说分工、交换、贸易和市场一直都存在，不过是在近代最终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的文明……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第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内生渐进的历史进程。这种演进是来自交换、分工、贸易、大众市场和自发市场规则等内生动因的渐进发展。首先，分工催生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在自然演进观点看来，分工是人类天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这种倾向发展得非常缓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原因是交换，所以分工的范围必然受到交换范围的制约，也就是市场范围的制约，当每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也逐渐成为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其次，贸易是经济变革的加速器。诺斯（Douglass C. North）提出，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工业革命，甚至后来很多身在其中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工业革命。为什么？“因为欧洲的经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置身其中并无明显的感知，只不过后来有一个加速的时期而已。他认为，导致欧洲经济变革加速最主要的因素是贸易，它使具有完善财产权的规定和自由竞争的普通法取代了中世纪和王权时代的约束，使生产组织‘从手工业到领料加工再到工厂制’，后来到工业革命”。再次，大众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韦伯（Max Weber）认为，在外在条件方面，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大众市场需求。使用固定资本的劳动分工与合作，需要以最低限度的稳定市场需求作为前提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和印度宫廷生活的奢靡是欧洲从未有过的，可并未因此产生任何对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工业有重大意义的刺激。这是由于此类需求并非通过市场交换满足，而是通过强制贡奉以经理制方式供应。印度和中国的军队需求也是以服劳役以及实物捐税方式满足的。最后，自发的市场规则是资本主义的基石。哈耶克意识到市场规则的形成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乃自发自生，任何个人都不知道行动后果，而市场规则不过是回应即时环境时产生的结果，“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第三，国家是阻碍市场和资本兴起的角色。在哈耶克看来，贸易较之于国家更为古老。“与其说政府促进远程贸易，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易”，在人类活动的进化进程中，“获利的可能起着一种信号作用，它指导人们做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的选择”。反之，“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在他看来，古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得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而欧洲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认为国家的角色消极而负面，“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商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一个假设，即 “在商业化模式中，资本主义或‘商业社会’的起源并未被视为涉及性质转变的重大社会转型，而仅仅被视为一种量的增加”。并且，这种观点解释的重心并不在于特殊性或者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差异并不是自发秩序的结果，而是对于这种自发秩序的危险干涉的后果。因此，排除这种危险的干涉，就会有市场和资本的兴起。
二、 作为社会经济大转型的资本主义
不同于商业化模式，许多经典研究将资本主义诞生理解为一种大转型，与前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断裂。这种大转型既意味着一种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也意味着全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它不仅与前资本主义市场构成了本质差异，而且还被认为与自由竞争市场存在本质差异。
（一）作为新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
第一，作为阶级关系的资本主义。与韦伯强调理性化和宗教禁欲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同，马克思认为，“金钱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信仰”。马克思的“异化说”、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都是对这种现象最著名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更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财富积累本身并不构成资本，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与波兰尼（Karl Polanyi）有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将市场关系当作支配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在这种形式的社会里，经济关系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市场关系，经济上的支配或从属融进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因此，封建地主的支配主要是通过个人依附关系和直接的税收关系来实现的。更有甚者，农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尽管他必须把其部分产品贡献给领主。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赤裸裸的市场关系才成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和波兰尼也都强调了这种社会关系转型的毁灭性，但波兰尼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出现过程中的社会脱嵌问题，马克思揭示的则是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力变成商品为基础，这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私有制不同的重要特征。机器化大工业彻底剥夺了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产资料，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彻底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劳动就将进一步社会化。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家纯粹用一种正面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转型中的劳动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说这是把人从封建依附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完全忽视了这种自由代表了“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破坏，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得简单化和普遍化了。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分析劳动关系时承继了马克思阶级关系的思路。他认为，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是基于超经济因素来占有剩余劳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超经济元素不复存在。由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相分离，所以，剩余劳动的占有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纠结在一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第二，作为市场社会的资本主义。波兰尼将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波兰尼认为，市场体系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在他看来，“工业革命”这个词有误导性，因为它意味着“除了技术进步的力量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外，任何更严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认为，一个全新的复杂社会正在浮现，这就是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两个重大历史转型。其一，商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出卖商品的方式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获得商品的方式却大不一样，其中包括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这是“对任何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描述”。其二，交换成为市场经济的行为动机。波兰尼认为，在市场经济之前，“人类的经济浸没（submerged）在社会关系之中，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是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经济行为遵循社会关系的动机。在市场经济之前，嵌入社会关系中的经济活动的原则是互惠（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 （house
holding）。在市场经济产生后，市场逐步从社会关系中脱嵌，交换第一次成为支配性的行为动机，交换这种基于人的生物本性而非社会关系的准则成为社会的既定基础，并反过来以市场交换关系支配社会，构成了一种市场社会。
虽然波兰尼也强调市场体系打碎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并批判这种市场交换的行为动机，但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认为，市场体系所导致的社会脱嵌并不是阶级问题。在波兰尼看来，当市场交换支配社会关系的时候，社会脱嵌和由此而来的社会保护的主要目标往往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社会性诉求。甚至，阶级利益的本质也是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的，也就是说，社会身份、等级、地位和安全等（而非经济利益）是最直接的阶级利益。
（二）作为新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
这种观点并非强调资本主义的人性或者社会特征，而是在经济形态上明确将传统市场活动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市场。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在任何经济和社会形态下都存在，资本主义的转型意味着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经济形态。
第一，作为合理化经济组织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合理化”构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独特经济形态的核心。首先，资本主义建立在合理化企业基础之上，是一种以资本主义企业的供给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供给方式。比如，以手工业或庄园的形式组织经济活动。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上的需要也往往通过强制性捐献，比如通过参加陪审团、服兵役等公民政治性义务的履行而解决。但只有以资本主义形式组织的供给已经占据了这样一种主导地位——假若这种形式的组织消失，整个经济体系必然崩溃——这样的时代方可称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进而，他认为，即使在西方，也只是从19世纪起，以资本主义方式供给日常所需才成为不可避免的方式。在韦伯看来，商业化、劳动力商品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等特征最重要的是导向了“将合理的资本会计核算作为与供给日常所需有关的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从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存在所应有的前提条件。这类企业一旦结构重新调整，就会进行生产的理性化重组，重组的目标就指向生产效率最大化。“无论在什么地方，不论需要的是什么，只要存在以企业方式满足人类需要的工业，就存在资本主义。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是进行资本主义会计核算的企业，换言之，一个根据现代记账方法和试算平衡法进行计算以判断其盈利能力的机构。”
其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有合理化的企业，还有合理化的劳动组织。“只有这种制度产生了以前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合理的劳动组织。时时处处都有贸易的存在，这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同样地，我们可在各个时期和各种文化中发现国家贡奉、税款包征、战争财政等，却没有发现合理的劳动组织。”
最后，资本主义制度下行为动机也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寻求个人财富，并非波兰尼所言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宗教和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传统主义也不是与贪图钱财完全不相融，……然而，这跟现代资本主义很不相同，后者并非建立在不道德地寻求个人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责任性工作的义务约束的基础上。”在韦伯看来，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行为动机的变化来源于理性化与非理性的新教伦理的宗教精神约束相结合。这种结合成就了现代资本主义突出的特征，即“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两者独特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认为，自17世纪开始，思想家开始从“欲望”中区分出“利益”的成分。早期思想家对商业社会寄予希望，恰恰是因为商业能够“抑制人类的某些欲望和恶习，塑造一种不那么复杂和不可预测、更加‘单向度的’人格”。他们对欲望有着强烈的道德忧虑，所以才将利益驯化欲望作为商业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赫希曼用更加具体鲜活的“利益观”取代了韦伯的“新教伦理”。利益被赋予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角色，即通过信息经济和激励机制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不仅是遏阻有害欲望的消极角色。
第二，作为商业社会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资本主义是商业社会的特殊形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商业社会并不等同，“资本主义社会是商业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形式”，利润动机和利益并不能界定资本主义，它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与任何特定社会经济形式无关。资本主义不同之处在于：首先，资本主义发展了理性。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和“反英雄主义”。其次，资本主义把货币单位提高为计算单位，复式簿记推广开来。再次，资本主义有外加的创造信用的现象，即由银行信贷向企业提供资金，形成现代经济生活众多令人瞩目的特色。最后，前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不可能获得逾越其阶级界线的成就，工商业活动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当资本主义企业成为主导后，“超乎寻常才能和抱负的人才开始趋向经营工商业这第三条道路”。
更重要的是，一方面，熊彼特称赞马克思的集中理论和对资本主义垄断大企业出现的预测，且认为从资本主义解体中必将产生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都将经济增长的功绩归于市场竞争，而倾向于否定集中和垄断。熊彼特则认为，一个完全竞争的企业在进步的冲击或外部的干扰下比大企业更容易垮台，因而更容易扩散经济萧条的细菌。他认为，集中和大企业而非完全竞争是资本主义成就的根源，因为它们推动创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就并非通过价格竞争，有价值的不是那种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和新组织形式的竞争。“新生产方法或新商品（尤其是后者），即使只有单独一家企业使用或生产，本身并不构成垄断。新生产方法生产的产品必须与旧方法生产的产品竞争，所以，在那些企业家利润之中包含一种真正垄断收益的因素，它是资本主义社会颁给成功革新者的奖金。”进而，当革新本身已降为日常事务，经济进步日趋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将为更符合理性主义精神的社会秩序所取代，这就是社会主义。
（三）作为市场不同阶段和层次的资本主义
前面两种观点强调资本主义是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全新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而另一些经典研究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它还不同于市场经济，它是市场发展到更高阶段或者更高层次的产物。作为更高阶段而言，它是从市场自由竞争到集中垄断的必然发展阶段；作为更高层次而言，它和市场经济是经济生活并存的不同层次，它也意味着自由竞争和投机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并存。
第一，作为市场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并非市场竞争，相反，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层次，走向了集中和垄断。首先，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和垄断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是生产集中而非市场竞争。列宁认为，马克思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其次，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则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非前后相继的阶段，相反，它们是不同的层次，市场经济是透明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垄断、投机和权势。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覆盖全部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体系，相反，经济生活有三个并存的层次：自给自足和墨守成规的“物质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之上的市场竞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体系。例如小麦交易，供自己消费的小麦是物质生活的第一层次，短途的正规交易将小麦从农民谷仓运往临近具有位置优势的城市属于第二层次，小麦成为远程贸易的货物和大商人把持的远程投机商品，这是第三层次。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并非是自然而然且必然出现的，“前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失败多于成功。只是在工业革命时，当机器改变了生产条件，以至工业将成为有厚利可图的部门时，资本主义才侵入生产部门”。基于三个层次的划分，一方面，布罗代尔认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等于理性的说法过于武断，因为它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他看来，“自由竞争是一种理性，垄断、投机和权势是另一种理性”。另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看作发展相继的两个阶段，这种观点其实是“明确地或含蓄地把市场经济的效能算在资本主义的战场上”。他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脱胎而出和吸取营养的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是并存的不同层次的物质生活”。
最后，贝克特（Sven Beckert）认为，资本主义不同于市场经济，它是全球生产复合体的全新经济秩序。资本主义将不同的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在他对于棉花生产的研究中，战争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棉花帝国”，完成了世界经济分工的第一步，“非洲被锁定在为美洲种植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美国在1860年内战爆发前夕也成了英国棉纺业最大的原材料提供者。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建构。“新的棉花帝国有效运转需要两支新的支撑力量：全球性的劳工队伍和全球性的商品交易体制”，“国家”通过官僚机器和法治体制，强制实施低工资制，并对劳工阶级的反抗进行暴力镇压，全球化市场则由金融商人通过交易和信贷体系来建构。信用的发明给“棉花帝国”带来新生，后者本质上变成了一个“信贷帝国”。由此，实现了棉花的种植者、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多元统合”，以及奴隶制、工厂工资制和运输体制等不同劳动制的“多元统合”。美国内战打断了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原材料供应链，迫使棉花资本主义在新的空间寻求新的“多元统合”，从而引发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市场的又一次重组，第三个“棉花帝国”的建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
三、作为政治过程的资本主义大转型
商业化模式强调资本主义来自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经济演进，强调欧洲独特性的研究则强调资本主义的独特根源，包括欧洲人口模式、犹太教或者清教的宗教精神、分权和碎片化的社会形态、欧洲法律传统以及企业家精神等。与此不同，另一些研究揭示，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伴随着绝对主义国家为其开辟道路，将其从封建主义经济中解放出来，也伴随着专制君主与社会各阶级相斗争和联盟，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进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
绝对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携手诞生。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本身是商业革命的产物，“重商主义治国术则整合整个国家领土内的资源，为国家的对外竞争提供力量”，“这推动了统治者将被封建的、以城镇为中心的特殊主义所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从经济上来说，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也为资本主义诞生开辟了道路。“正是重商主义者创造了民族国家，要不然就是民族国家或孕育中的所谓民族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时，创造了重商主义。”
第一，绝对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携手诞生。波兰尼认为，并非精致的机器和工厂在商业社会中被用于生产，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必然会形成，事实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与重商主义携手诞生的民族国家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转折点。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推动政治与经济分离。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小国所拥有的“经济以外的”权力，即封建领主权，成为领主们从农民手中榨取剩余劳动的重要手段。这种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统一是前资本主义政治的特征。虽然绝对主义国家本身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在本质上是封建统治机器的调整。但是，与封建领主直接向农民掠夺地租不同，绝对主义国家及其官员的掠夺形式是赋税。绝对主义国家移除了经济上的封建主义束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掠夺与镇压相分离，私人财产与公共权力相分离才能完全实现。因此，绝对主义成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必要转折点。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推动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波兰尼认为，通往自由市场之路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自由市场的引入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经济自由主义的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都是国家努力推动的结果。管制与市场一起成长，自发调节的市场闻所未闻。“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将重商主义体系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侯国头上，通过打破横在地方性贸易和城镇间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阻隔，为全国性市场扫清道路。”
同时，韦伯和波兰尼又都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及其重商主义只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渡，并非真正的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这是因为绝对主义国家不是合理化国家，国家任意意志和经济政策难以使资本主义真正运行。波兰尼则认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是由市场原则支配社会，而重商主义之下的市场仍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对贸易的解放仅仅是将之从特殊主义中解放出来，经济制度仍然浸没在普遍社会关系之中。重商主义之下的《安居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奠定了所谓教区农奴制的基础，《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Act）则大力强化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继承来的劳动家长制体系，都防止了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直至1832年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和 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被普遍当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那是因为它们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体系的统治，建立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合理化国家造就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只能在有可遵循的法律和稳定经济政策的地方才能存在和运作，这就需要有合理化国家。欧洲的合理化国家根源于中世纪。
不管年金债券是起源于私人债务还是战争贷款，它都来自于中世纪的法律……相似地，股份凭证也源自于中世纪或现代的法律，……商业公司也产生于中世纪，只有委托事业出现于古代。注册的担保、抵押、信托契约以及代理权都最早出现于中世纪，而非古代。
韦伯进一步区别了不合理资本主义与合理化资本主义，认为只有合理化国家才有合理化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不合理资本主义是指财政、殖民地特权和政府垄断领域的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是不合理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本质在于将资本主义工业观点运用于政治，英国财政垄断政策与不合理资本主义一起发展起来，新兴工业只准以王室垄断权的特许为基础进口，而且国王为了进行财政剥削，对其进行永久控制。在他看来，在传统中国，迂腐的士大夫阶层居于根深蒂固的氏族与工商业行会的势力之上，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发展遭到被他认为是“巫术”的顽固信奉的阻碍，这些都阻碍了资本主义兴起。布罗代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拥有牢固的市场经济，地方集市星罗棋布，贸易兴旺，但国家机器仍然高高在上，“官僚是中国社会中唯一的，几乎不可打破的高级阶层”。商业活动受到权力限制，商人难以形成代际相承的豪门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发展。
第三，国家暴力为资本抢夺资源与市场。首先，马克思认为国家暴力推动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剖析：
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土著居民遭到残酷迫害，对东印度进行的掠夺和征服以及非洲成为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到来。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表现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制度一部分是以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制度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社会生产方式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并尽可能地缩短转变的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上靠杀戮、掠夺而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回宗主国，然后在那里转化为资本。
其次，弗兰克（Gunder Frank）认为国家暴力帮助欧洲成为全球经济中心。他试图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提出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存在周期性置换。他认为，现代早期，即1400年到1800年间的全球经济，也就是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并且，此后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欧洲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超越中国，在于国家暴力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使其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
最后，贝克特认为国家暴力塑造了全球生产复合体。他提出，“棉花帝国”必须依附一定的“国家”体制才能运作，欧洲人将资本力量与国家力量联合起来，以暴力的方式去塑造全球性生产复合体，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联姻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西方国家得以转型的前提条件。正如贝克特所说，“随着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越来越以延续性最坚韧、权威最为强大的和发展最为迅速的体制出现的时候，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合便越来越成为双方都需要的选择”。战争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对外的领土扩张和土地抢夺；工业资本主义则需要国家通过官僚机器和法治体制，强制实施低工资制，并对劳工阶级的反抗进行暴力镇压”，从而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全球资本主义”的建构则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国家以谋求自身利润为出发点的努力对全球南方国家原有经济体系和商业网络造成破坏，推动了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
（二）政治权力冲突与资本主义大转型
在另一些研究看来，资本主义从传统农业经济特别是封建经济中挣脱出来，这个过程意味着与旧秩序的决裂，是伴随着政治权力和阶级利益重构和斗争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专制君主与不同社会阶级的结盟或者斗争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演进及其道路；另一方面，国家应对资本主义后果的不同方式也影响了新旧秩序的大转型。
第一，君主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塑造了资本主义转型的政治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诞生的政治过程的分析主要在于不同社会阶级及其斗争扮演的角色。此后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社会阶级与君主的关系也影响了资本主义如何从封建领土经济中破茧而出。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一方面，市场和贸易的扩大以及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为，在市场中诞生的资产阶级反过来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厉以宁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也认为，在封建社会中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在于封建社会形成了一种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形成了由这样的异己力量所组成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就是市民，资产阶级就是从市民的分化而形成。这里所说的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伴随着城市的成长和力量的增强，动摇了西欧封建领主的统治，使得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削弱消失或者演变。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中，斯齐威（Paul Sweezy）和多布（Maurice Dobb）的“转型之争”则转而关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即是否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使得小商品生产逐渐摆脱封建主义束缚而推动了资本主义。多布认为，阶级斗争“改变了小生产方式对封建领主关系的依赖，并最终使小生产者从封建剥削关系中解脱出来”。
在这些观点中，专制君主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并不清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阶级关系及其与专制君主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从封建领土经济中转变的过程。一方面，他认为，农业商品化及其方式，极大影响了专制君主与土地贵族、城市有产者上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进而导致不同国家走向议会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他的分析中又暗含了相反的因果逻辑，即专制君主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又会反过来影响不同国家农业商品化以及资本主义如何发展。
在他看来，英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羊毛贸易与随之而来的土地商品化推动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融合，土地贵族不再依赖君主专制的权力，通过强制劳动压榨地租和农产品，从而大大削弱了他们对国王的依附关系。如果上层土地贵族并没有适应商品化与资产阶级融合结盟，那么，他们往往有可能继续依附于君主，依靠政治强制在农村攫取农业产品和地租，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只要土地贵族能够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攫取地租，比如革命前的法国、亚洲和俄国，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会推动社会走向一条压迫较轻的现代化之路。因此，将资本主义从封建经济中解放出来，也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不同政治道路：有的爆发了暴力革命，有的则从未受过革命的洗礼；有的保留了土地贵族或积累了大量农民，有的则让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融合或让农民无产阶级化而成为工业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大转型也是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
第二，社会保护方式影响了资本主义转型的政治道路。波兰尼不进行阶级分析，他认为社会保护而非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转型各种问题的核心，各种社会失序与其说是阶级经济利益问题，不如说是市场脱嵌于社会的后果。在这种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诞生也伴随着政治的过程。这种政治过程不仅体现在绝对主义国家为市场开辟道路，而且还体现在国家需要应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挑战，资本主义的大转型必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回应。
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的社会脱嵌伴随着双向运动，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即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活动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的过程中，社会保护就同时启动了。1870年之后，社会保护运动主要针对的并非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集中在职业地位、安全与保障、生活方式、生活视野、环境稳定性等方面，这正是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后果。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认为，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往往成为国家两种主要的回应方式。一方面，国家的干预主义是对社会保护的一种回应。1795年颁布的《斯品汉姆兰法案》就是旨在阻碍劳动力自由化的国家干预主义，它是统治着乡村的地主阶层推行的一种延缓乡村工资上涨和防止传统乡村生活结构崩溃的方法。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它的目标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它是针对社会性问题。在它兴起的过程中，它利用能利用的大部分社会情绪，并使其极端化。另一方面，国家推动的自由放任则是另外一种回应。波兰尼认为，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自由放任是有意为之，但计划却不是”。国家推动的自由放任将恢复市场的自我调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种观点看来，并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将毁灭社会，而是诸多保护社会的因素破坏了市场的自我调节。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干预方式也将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有的国家走向西方式自由民主，有的国家走向法西斯道路。
四、资本主义转型的不同道路
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无疑非常独特，它从封建主义中脱胎而来。即便在欧洲内部，也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多元化。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而言，资本主义并非从打碎封建主义人身依附中萌芽诞生，后殖民国家也并没有抢夺殖民地获取实现资本积累和市场抢夺的可能，苏联和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则是从计划经济活动之中产生。那么，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否是市场化之下商业化模式自然而然演进的产物？
第一，美国的行政国家打造资本大市场。前商品经济时期的土地贵族与专制君主的政治冲突，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美国也从未有过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转型存在异同之处。
一方面，美国也被认为是自下而上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摩尔认为，美国内战是最后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很多人认为，种植园和工厂并不直接冲突，蓄奴制与雇佣自由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和冲突，南方生产的棉花对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走向德国那种转而依靠容克地主去压榨农奴帮助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爆发了内战。摩尔认为，这是在于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在利益和文化价值上都存在根本而不容妥协的冲突，南北战争标志着农业时代的结束和工业时代的开始。
另一方面，与欧洲专制君主制不同，美国被认为是最接近基于自然状态的社会契约而搭建的国家。就如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所言，国家就像一台“隐形机器”（invisible
machine），或者如黑格尔（Friedrich Hegel）所言，美国并非“真正国家”，他们都认为美国建国初期是一种“无国家”（stateless）的结构和形式。对印第安土地的侵入和美国内战并没有造就一个完整的国家。在20世纪之前，其国家基础更像是拼凑的架构，基于地方和选区的政党分赃政治和司法裁决是国家运作的基本形式。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随着铁路建设突飞猛进，然而，铁路线路、铁路运营以及全国铁路网的建设都被基于政党政治的地方利益瓜食，地方的社会经济冲突不断涌现，并逐渐演化为全国性的问题。作为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政党分配政治进一步激化了这种地方特殊主义的利益矛盾，依靠司法机构的介入也使得司法的能力几近耗竭。
美国进步时代形成的行政国家开始打破政党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从拼凑国家机器到重建国家机器，美国全国性的行政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它开始为资本主义开辟全国性市场。1885年，一小群经济学家成立了美国经济协会，并宣布“进步的监管理论”的合法性。作为经济超然派，他们推动重组监管国家，强调行政公正、科学管理和独立委员会的角色。州际贸易委员会诞生于1920年，是进步主义重建运动的标志性胜利。此后，国家通过对资本的监管和去监管，影响全国性市场和全球资本流动，在对资本的控制时代和对资本的自由放任之间演进。比如，罗斯福新政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时，并以控制资本来促进经济，包括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提供了新的收入保障；同年的《瓦格纳法案》（The Wagner Act）将工会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各国实施跨境资本管制的权利，以确保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自主权。与此不同，1973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不久美国就解除了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第二，前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转型。科尔奈（János Kornai）认为，东欧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不是国有制，而是对于资源配置的官僚协调。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协调的持续存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自然产物，社会主义经济会向官僚部门的协调不断提出要求，使得其权力之手不断延展和扩散。科尔奈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自发扩张和强化受到国家决策的强烈影响。国家管制可以阻碍或加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转型。
然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中，这种强有力的官僚协调被迅速废除。最初的期望是，一旦支配资源配置的行政体制被废除，市场机制将填补暂时的真空。换句话说，官僚命令将立即被市场信号所取代。这一立场所依据的假设是，这两个协调机制之间是简单的互补关系。而实际发生的是，消除官僚体系的行政命令协调所留下的真空不是由市场来填补，而是由其他间接的官僚体制的协调工具来填补。这种国家力量从市场和经济生活中的丧失，被认为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后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研究者认为，休克疗法打碎原有的经济组织体系，而无法代之以市场体系，指令和市场都失效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国家领导并组织市场转型，国家权力一直保留对市场化和市场的控制，渐进式改革创设市场和监管市场，从而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进而，对于这种市场转型路径的形成，伊亚尔（Gil Eyal）和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苏东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有很大不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以允许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与贵族逐渐“融合”。而在俄罗斯，财富在私人手中的积累远远领先于市场制度的建立，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事例。在休克疗法转型中，私营部门并非从体制外草根逐步成长发育起来，而是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在休克疗法中迅速被私有化，资本迅速集中，寡头和超级富豪随之产生，他们往往都是原有体制的精英，并仍需获得高层政治官员的庇护。在他们看来，中东欧则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市场制度的发展似乎超过了私有财产的发展，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家群体去推动这种转型。但是，与科尔奈强调国家对于转型的作用不同，伊亚尔和塞勒尼认为，中东欧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资本主义，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即如何由技术官僚-知识分子精英在社会主义中引入市场机制。
第三，后殖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后殖民国家而言，它们面对的不是封建主义桎梏，也不是计划经济转型，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将它们卷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欧洲和亚非拉的经济关系局限在沿海局部贸易、棉花种植和采银业，此外，这些社会仍然围绕庄园经济组织起来，庄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官员和殖民者及其后代处于阶级顶层。19世纪中晚期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加大了对原材料和食品的需求，并造就了一个扩大的全球范围的市场，所有地区都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米格代尔（Joel Migdal）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信奉自由贸易和“看不见的手”，但帮助达成这两个目标的却是欧洲的政治霸权和殖民政策，包括土地所有权模式变革，新税收形式和程序以及新交通模式。
与欧洲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绝对主义国家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主导协调经济活动的强大官僚体系不同，后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兴起时面对如何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问题。米格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扩散使得后殖民地原有的社会制度瓦解，并造就了弱国家。与政治发展理论强调市场和经济现代化扩散到第三世界国家而推动这些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不同，米格代尔认为，当旧的制度安排瓦解时，没有必然的力量自然地将社会引向“更高”的文明。在欧洲资本主义力量造成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情况下，不同宗主国所采取的政治霸权类型和殖民政策不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策略方式和依赖力量也不同，这使得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社会控制模式影响到哪些国家可以建立起强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国家的市场和资本深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负债的产业化”（indebted
industrialization）来描述这种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对拉美的投资中，卖方信贷和直接投资的比例不断缩小，银行和金融信贷逐步成为主要投资方式。在这些国家债务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负债的产业化”使最不发达国家的精英和国际金融家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结盟，在这些国家产业发展面对发达国家本土市场挑战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精英把自己的财富押在第三世界的快速工业化上，以此从中攫取收益回报。
五、小结与讨论
商业化模式将市场当作自发扩散的自然演进过程，并构成了市场自发秩序的价值规范。更经典的研究则可以超越商业化模式，深刻揭示市场和资本的兴起不仅仅是自由竞争和市场自发调节，还指向了一系列巨大而深刻的大转型：它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还意味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分离；它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组织，还意味着经济活动从社会关系中脱嵌，并反过来试图以市场支配和重构社会；它不仅仅意味着市场的扩大和扩散，还意味着合理化经济组织方式的出现、商业社会的新形态以及以集中垄断等面目出现的市场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它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大转型，还意味着专制君主、土地贵族、农民、劳动力商品化和市民阶层的各种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它是国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冲突的政治过程。这些大转型正是这个时代诸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不将市场和资本的扩散完全作为基于人自然属性的演进过程，使得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必要：第一，不同国家的市场和资本如何发展起来。欧洲资本主义是从封建领土制中脱胎而出的，绝对主义国家将政治与经济分离，推动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并通过国家暴力攫取原始资本，以合理化国家打造合理的经济体系，从而与资本主义携手发展；建国初的美国更接近于在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隐形国家，政党分赃制和铁路建设浪潮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缠绕在地方性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之后经历了行政国家的建设，为资本打造了全国统一市场，并在对资本的监管和去监管中演进；苏东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建立在指令经济的休克疗法之下，指令退出，而市场尚未建立，被认为是休克疗法难以如渐进式市场转型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源；后殖民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就被动地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它们面对现代国家建构和资本全球化的双重挑战。
第二，何种因素塑造了这种市场和资本发展的不同道路。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人口模式、宗教精神、法治传统、社会形态和阶级力量等都被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重要影响。然而，自发的市场秩序并非意味着国家毫不相关。相反，资本主义大转型是一个政治过程。
一方面，国家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欧洲而言，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即便被认为是隐形国家的美国，行政国家也在打造资本主义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推动了绝对主义国家和行政国家的形成。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则面对不同的环境。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资本主义需要打碎原有的国家主导体系，对于后殖民国家而言，在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后才开始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们在后发的经济现代化中面对各种挑战。另一方面，政治冲突和国家回应方式也会塑造资本主义的不同道路。与商业化模式建构了市场自发扩散和自我调节的自发秩序不同，强调资本主义诞生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大转型使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大转型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和政治权力关系以及社会脱嵌的问题，都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不同国家对这种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些应对方式规导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轨迹。
中国式现代化在对资本主义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走了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以社会主义终结传统土地经济关系，进而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打造现代国家，在现代国家权力架构下推动市场转型。此后，不管是国家打造市场体系，还是应对市场经济和资本兴起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上都形成了独特的应对方式。以西方资本主义大转型为观照，将有助于推动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和发展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