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加上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误。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应该承担责任。
一、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危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加上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误。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应该承担责任。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自由化，允许高杠杆，增加流动性。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采用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它的利率到2003年6月降到只剩一个百分点。很大的流动性加上低利息，就鼓励了投机性行为，大量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造成房地产泡沫，同时也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票市场泡沫。资产价格的上涨，带来财富效应，美国人开始增加消费，美国家庭的赤字增加。由于战争，政府的赤字也增加了。美元是国际货币，可以靠印钞票去买东西，造成流动性过剩，不仅催生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股票泡沫，而且还造成大量资金外流。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
量化宽松的消极后果，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量化宽松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量化宽松进一步加剧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量化宽松本身有通胀的倾向，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其次，量化宽松也影响了中央银行信誉，央行由原来的反通胀立场变成现在一再采取刺激性政策。再次，量化宽松本身对于国际金融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既延缓结构调整，又可能会导致过度的冒险行为。他认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期望过高，因为发达国家缺乏改革的动力，各大国也不愿意为履行国际职责在国内政策上做大的让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到一部分主权的让渡，下一步研究应把利益诉求分析清楚，分析不同集团的需求，然后求最大公约数。建议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完善宏观监督、加强金融监管、改进IMF治理、增强危机应对等措施，以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造成全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形成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外部催化剂。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会议就讨论了中国是否应考虑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的问题。当时吴敬琏说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和美元脱钩，否则门槛太低，人人都出口，好企业会被拖垮。中国错过了时机，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000亿美元，现在是3.5万亿，当时如果进行调整，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到进退两难的状况。应该改革、调整的时候，没有调整，老想往后放。比较现实的选择，恐怕还是多种主要货币并存的格局，至少对美元能形成抑制。美元、欧元继续存在，增加SDR和人民币的作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革货币体系。我们应该有各种预案，虽然现在可能用不上，但一旦需要，我们要有东西、有准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体系出了问题，诱发的原因是美国金融自由化以后监管的缺失和泡沫破灭之后的低利率政策。美元和黄金脱钩导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失去制约，使国内不平衡的经济政策得以继续，是货币的问题导致了贸易失衡，然后导致结构的失衡。她设想的改革思路是把SDR逐渐打造成一个货币锚。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国际不平衡的责任是美国打三板子，中国打一板子，货币体系也打一板子。美国的监管政策允许没有首付就可以买房子，这是政策错误。如果改成必须要50%的首付，美国可以提升储蓄率，减少过度消费，减少贸易逆差，美国政策的改进可以减少不平衡。中国有三个长期变量，汇率、养老金、人口结构，这些变量如果改变，我们的贸易顺差可以从当时GDP的7%到8%变成零。也可以缓解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而导致了低利率，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来看，估计美元本位制和美元非本位制的体制下美元利率的差别是20到30个基点。有作用但却是有限的。
IMF高级经济学家武涛：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要负六七成的责任。主要原因不一定是它的货币政策，而是它的金融监管，财富效应所引起的消费过度、信贷过度。至于这与美元在全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地位的关系，未必有那么大。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固定汇率变成浮动汇率，各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私人资本取代政府资本成为资本流动的主流，其波动性、盲目性使得有限的贸易失衡所带来的危机被放大，是危机频发的真正原因。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曙：
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每一次储备货币紧缩的时候，都会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但紧缩只是一个诱因，真正的危机是在宽松的时候埋下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来的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都是由这个导致的。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本质和缺陷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力臻：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汇率自由波动与波幅失控的矛盾，国际货币制度缺少有效的汇率内在稳定机制；二是资本自由流动和监管失控的矛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国际游资的监管长期处于缺失和失控的状态；三是世界货币承担双重角色的矛盾，当美元的对内价格稳定与对外价格稳定发生矛盾的时候，美国常以本国利益为重而牺牲他国和世界经济利益；四是维持汇率稳定时，国与国之间收益与损害的非对称性矛盾。从长远趋势来看，既不依赖黄金，又不依赖于某一强国货币的全球统一的非主权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大趋势。而近期趋势是国际货币的进一步区域化和全球范围的非主权货币的进一步强化。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李建军：
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元本位的关系。美国有世界最大、最完善和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投资产品，而许多国家为了出口及稳定汇率，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国愿意也有能力吸收美元，其他国家愿意并且有能力接纳美元，形成了平衡的货币需求，这支持了现在的美元本位。世界各国在美国拥有的各类金融资产实际上都向美国的家庭或者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使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出现过度的杠杆化，助长了美国过度的消费信贷，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未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各国不断努力下，包括美国的自省，可能会出现新的货币体系；二是在美元强势回归下，我们又安于现状，回到旧的体系，成为新的危机的起点。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
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化的四种情景。所谓“变化”，主要是围绕着货币本位展开的，又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类。影响渐变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的此涨彼消、意识形态的减弱、贸易与金融的发展。因为这些因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在2025年可能出现三种情景：美元仍然占统治地位、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SDR成为主要全球货币，其中多元储备货币并立的可能性最大。突变的因素，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导致四种场景：第一种是美国、欧盟都安全度过这一次危机，这是正常的一种变化。第二种是欧债发生重大危机，导致美元地位得到加强。第三种是美元发生重大危机，可能导致SDR使用范围扩大、人民币地位加强。第四种是美元和欧元同时发生危机，引起全球的经济崩溃，可能会暂时回到金本位或形成分割的货币区。情景三、情景四是小概率事件，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如果危机能够安全度过，未来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形成多元储备货币的格局；如果发生重大危机，将会推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
马骏：
美元本位的体制不是导致全球危机的最主要因素。危机前后这四五年当中，美元地位没有变化，而美国的经常性项目逆差大幅度下降，同时中国的经常性项目顺差也大幅下降，美国和中国各自通过在国内的一些政策改革，加上其他因素，在不改变美元本位体制的情况下，就使国际不平衡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国家，其危机的原因大部分是自己的外债太多，不管用什么货币发外债，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支付，总会出现危机。
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不够，一般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如果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IMF只在危机发生时起一些作用，正常的情况下很多经济学家无事可做。全球资本项目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改革的空间或者监管加强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1960年特里芬提出，美元成为国际核心货币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必然要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贸易逆差从而导致美元贬值，但若要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美国就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构成一个悖论。我认为特里芬悖论慢慢已经不太适用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渠道可以向全球提供流动性，而不致引起贸易逆差。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可以货币互换，或通过民间的互换，即他国用外币买我的人民币资产，我也输出本国货币到国外去，这都不影响贸易逆差。还有“第三方”创造的货币，比如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如果香港银行体系能够贷款起来，潜在的贷款可能是五倍，使7000亿元人民币存款变成35000亿贷款在全球市场流动，这跟中国的贸易顺逆差没有关系，使得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不受贸易顺逆差的制约。但是到一定程度，从全球货币第二名变成第一名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特里芬悖论。现在美国遭遇的是新的特里芬悖论：即美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和其他国家储备当中必须要持有相当多的美国国债。这种情形可能造成的危机是更应该关注的。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
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最需要建立的是货币汇率的协调机制，以此抑制一些国家的货币超发。可能的情景有两种。一是扩大SDR作为一个锚，各国汇率按照一个范围浮动，有点像欧元之前的欧洲汇率机制，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很大，也未必最优。二是在今后三五年建立国家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汇率协调机制，比如在中美之间，这可能是更现实的且更容易调节。这种协调机制最终能否有效，取决于每一个国家自身的金融实力。中国在今后几年的关键，是进行金融改革、提升自己的金融实力，要实行汇率市场化，或者资本账户一定程度上的开放。
武涛：
特里芬悖论在狭义上不成立，但在广义上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随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和发展，从狭义上来讲，特里芬悖论和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关系不存在了。从广义上来讲，每一个全球化的货币发行国都面临短期、长期目标的冲突，其长期目标是要维持自己的币值以维持别国对本国货币的储备和投资需求，而短期目标常常必须要通过贬值以够维持顺差，短期和长期的矛盾对于美国、欧洲、中国都存在。
管涛：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看法。首先，对于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作用不能过分高估，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主要还是内部失衡造成的。其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实存在很多缺陷，但没有什么完美的替代方案，而且主要发达国家也没有改革的动力，国际货币体系大动基本上不太可能。最后，小变、渐变是一个现实，储备多元化可能是一个发展趋势，资本管制和金融监管的加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途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
应在承认现状、继续维持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为国际货币体系增加稳定的系数，就是给美元寻找一个锚，即SDR。SDR的价值是一揽子货币定值，其价值是比较稳定的，用SDR的价值将美元锚住，就可以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美国不会轻易接受这个方案，但随着多元化国际货币的不断发展，其他货币加强合作，对美元形成合力的时候，美国就会认真考虑这样的方案。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安排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当然是在承担一定义务的基础上的巩固。这种制度要在国际合作、各自承担相应义务的基础之上才能实施，因为如果美元偏离了与SDR确定的上下限，那么美元要干预，其他国家也要帮助美国来干预。从本质上看，如果建立了美元与RDR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等于建立了主要国家间的一种加权的综合定值的国际货币体系。
马骏：
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有三个版本，即SDR、其他类型的超主权货币、多极体制。前两个版本困难比较大，而多极体制，尤其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后30年中成型的可能性较大。多极体制的优点是：第一，在经济规模上，美国、欧洲、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支撑一个比较均衡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在危急时刻可以保证提供流动性，一个央行不行的话还有两个央行可以提供流动性；第三，可以避免单一储备货币的超强势地位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不平等。这个体系的问题是交易成本要上升，在不同国家做交易要换来换去，以及不同储备货币之间的流动可能会比较大而频繁，造成对市场的冲击，但相对来讲，这些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向多极体制的过渡需要三方面的努力：第一，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从而为全球提供人民币的流动性；第二，欧元区要实现财政一体化，欧元区能够发行欧元债券，从而使欧元资产作为一个比较大的资产类别进入全球的投资和储备；第三，协调主要国家政策，减少人民币替代欧元或者美元的过程中的市场波动。
四、国际金融规则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
中国应该积极推进国际金融规则的建立。中国内部的政策要做表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一些实质性的推动，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不超过4%的规则应该接受。美国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不感兴趣，但东亚区域内的很多国家还是感兴趣的，包括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方面的诉求，中国应在东亚推动一些规则的建立。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他建议的汇改方案是：连续12个月内，累计波幅上下7.5%以内可以不干预，超过7.5%要干预。这个规则不光适用于中国，也可适用于目前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甚至可以不由美国干预市场，而是把这个权力交给IMF，当超过这个边界时，成员国提出干预的申请，由IMF出面干预。
管涛：
关于汇率政策协调和区域性货币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汇率浮动对于大国来讲实际上不是问题，汇率更多的不是它的目标，而是经济运行的结果，担心汇率大跌大涨的主要是小国。而不论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还是完全浮动，各国对于汇率波动本身都是干预的。对于固定汇率的国家来讲，不管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会造成资源错配。在全球范围内做管理浮动，建立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考虑在区域范围内协调，这样的成本较低，且比较符合货币共同区域的原则。德国马克就是先把自己搞成区域化货币，又搞货币联合，这样可以缓解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外部冲击。中国也可以把区域性的国际化先做起来，不一定像欧元那样做硬性的，但可以跟亚洲国家，甚至包括按照产业链跟我们有联系的国家之间建立一个汇率政策协调机制，而非在全球范围内。
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婧：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她指出，长久以来中国是很不愿意本币国际化的，因为有三个担心：第一，如果本币能够被非居民持有的话，容易遭受投机的冲击；第二，本国很难控制货币供给；第三，金融管理将变得复杂。但2008年金融危机使政府和企业都意识到人民币的非国际化是有风险的。对于政府来讲，美元贬值对外汇储备有负面的影响；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讲，是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成为中国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李婧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四种途径：全球途径（获得像美元、欧元那样国际的地位）、区域途径（利用与周边国家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基础，发展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通过合作直接成为国际储备资产（加入SDR或者成为某些国家的储备货币）、直接成为大宗商品计价货币。无论以什么样的路径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人民币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过程。这个顺序不一定是遵循货币功能的顺序，可能交错进行的。从经济角度，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受非GDP因素的制约，即受到金融市场发展、汇率制度和资本帐户自由化的相关改革的影响。不同的国际化方式对国际货币体系有不同的影响：全球路径会直接影响到中美之间的货币和金融关系；区域路径非常有优势，可以更好地克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可以说是在亚洲之内建立一个国际货币体系；加入SDR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直接成为储备货币资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信号；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将直接冲击美元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潘英丽：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一种路径，前期应该是创造稳健的国际需求。一个是资本输出，首先是资本输出推进企业、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第二个经济金融转型必须成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最后，假如转型完成了，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也完成了，这时候才是释放人民币海外供给，可以大规模一下子推出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研究员伍戈指出，在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行过程当中，中国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和方式。即使在贸易项下，中国也不是直接展开的，而是先在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中国的决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首先会探出一步，然后寻求这个政策是不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然后再据此继续推进。不管是FDI也好，还是QFII、QDII也好，政策是渐进式地推进。
马骏：
利率自由化的完成应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假设资本项目开放的时候，利率还是管制的，国内有一套管制的利率，同时又会出现一套隐含的利率，实际上出现两种利率。如果隐含的利率低于国内的管制利率，国内管制利率自动失效；如果隐含利率高于管制利率，就会出现大家都用比较低的管制利率借钱，然后到市场上用高利率贷出去，这个情况比现在要混乱得多。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部副主任施莉娅：
应推进以本币为主导的金融开放。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货币来参与全球化，都是发达国家输出资本时把货币带到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以本币主导其金融开放，所以越开放，币种错配问题越严重，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哀。从国际收支的币种结构上看，在人民币和外币不同币种的主导下，对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外币时是我们资产的增加和减少，但是我做本币的时候，人民币本身就是一张欠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人民币发行权的优势，这个负债的发行权掌握在我们国家手里，所以在管理这个货币的时候，主动权在我们这里，而我们是没有调控外币的能力的。如果我们把本币做到国际收支币种结构的40%~50%的时候，再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格局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立足做好本币的金融开放，降低我们国家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