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俄罗斯就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去武装过程和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谈判联系在了一起。这毫无疑问是明智之举。不幸的是，有两大问题会阻止在日内瓦达成一直的进程达到目标。但另一种安排倒可能奏效。
美国-俄罗斯这一举措的一地个问题是没有认清战争各方面临的约束。现政权——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大一统行动者——没有妥协空间：作为兼职独裁体制不存在这种东西。任何与反对派达成的政治协议都要求至少将部分原本掌握在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家族及其亲信手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资源控制权交出去。
一个欠下其支持者良多的政权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会减弱其奖赏——以及更重要的，保护——期国内外效忠者的能力。比如，若反对派在战后叙利亚掌握大量国家权力，叙利亚就不可能与伊朗和真主党保持密切联系。
反对派的处境也差不多，不过原因正好相反：他们远非大一统行动者。反对派只是许多派系组成的松散联盟，极有可能带着权力共享安排经历与政府类似的动态（尽管也许仅仅是暂时性和过渡性的），这将导致巴沙尔的反对者获得比完全控制国家情形更少的资源。仅此一个原因便将导致冲突和反对派内部分歧加剧，可能其内部许多人拒绝任何和平和解协议，令冲突延长。
美国-俄罗斯和平进程举措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对冲突各方的定义，即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叙利亚社会中的一些细分群体，特别是宗教少数群体，仍因为恐惧未知而站在政权一边；但他们并不相信政权会保护他们的利益。基督徒和德鲁兹派尤其如此，逊尼派多数群体中的世俗派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的是改变对冲突的认识。现实是，政权和反对派都是由众多派系组成的，各个派系出于各自各异的理由站在冲突的一方或另一方。
目前，国际社会只认识到反对派这一方具有这一多元化特征。这就为政权赢得了一些合法性，也迫使第三方派系噤声。因此，我们不应该坚持让政权和反对派走到一起的和平京城；叙利亚实现和平的政治途径应该是让叙利亚社会的诸多不同分支走到一起，不管他们在冲突中站在哪一边。
阿拉维派、基督徒、德鲁兹派、库尔德人、逊尼派代表，以及非宗教群体和更少数群体的代表应该前往日内瓦帮助打造新叙利亚的新政治契约。诚然，从各个社区选择代表是一项挑战性任务。但是，由于谈判的目的是广泛的国民契约（就言论和信仰自由等诸问题达成一致）和联合国民政府的临时过渡期，因此代表得是“聪明人”——即以深受所在社区尊重闻名者。
这一举措将绕过选择政权和反对派代表的问题，后者是日内瓦谈判的阻挠因素。按意识形态、种族和宗派区分谈判各方有助于超越政权和反对派的二分法。政权宣布代表的群体可以直接代表他们自己，这可能形成激励，促使他们不再支持政权。
尽管如此，从两方谈判进程转变为多方进程也有其自身弊端。多方谈判总是更复杂，可能陷入无尽的拖延。但多方谈判同时也更民主，更有代表性，高明的谈判设计和促进也有助于战胜多重挑战。
这就是设置严格的日程界限的重要性所在。就（比如）致力于成立多宗教、世俗和民主国家的承诺达成一致足矣。过渡期框架可以借鉴成功的先例，如南非和更为晚近的也门。联合国促进因素有助于参与各方就过渡政府和新宪法、公投和选举路线图达成一致。
问题在于在对话展开之前和展开期间会发生什么。在这里，联合国安理会能起到重要作用。让安理会全体成员，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所有各方都参与的叙利亚内部对话应该更为容易一些。安理会应允许使用武力来强制实施停火，不管暴力源自何处。美国和俄罗斯都可以更进一步，成立联合行动中心监控停火并防止新武器和武装部队进入叙利亚。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不应该在叙利亚内部对话中指手画脚。但它们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承诺支持任何对话产生的协议，拒绝任何意味着叙利亚分崩离析的交易。如果没有对叙利亚统一性的承诺，就不会有叙利亚人愿意谈判。而没有包容性的谈判，叙利亚内战就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