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农产品贸易在总体上符合要素禀赋的理论要求，由于农产品贸易的大国效应，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引致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呈非对称增长特征。研究表明，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本报告认为，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进口国外的土地、水等资源，2012年中国农产品进口相当于利用10亿亩国外土地。当然，农产品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内食物消费自给率的下降。我们必须对现行粮食安全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重塑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边界。
为什么中国近十年来农产品进口呈快速增长的势头？从经典理论看，根据H-O-S模型，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各个国家与地区将按照资源禀赋进行生产，并在一定的比价区间进行贸易，从而获得市场优化与福利改进。但该模型的前提排斥了大国与小国间相互贸易的情形，原因是小国无法完全生产大国所需的可贸易产品。但H-O-S模型属静态分析，并不能给出动态条件下贸易成因的解释。
一些农业资源相对紧张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外汇贡献。但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则转变为大量进口农产品，出现巨额农产品贸易逆差。到工业化完成后，农产品消费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后，农产品进口趋于稳定。
中国台湾地区，1952～1969年农产品出口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占外汇收入的50%以上，为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作出重要贡献。但从1970年经济起飞开始，台湾第一次出现6.6万美元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随着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再也没有出现过顺差。
韩国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从1970年的4.39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33亿美元，增长7.5倍，年均增长22.4%。1980～1990年，韩国农产品进口保持年均16.6%的增幅，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进口趋缓，目前保持在200多亿美元的水平。
日本农产品进口从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时开始大幅增长，1970年达41.4亿美元，1980年增加到177.5亿美元，比1970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15.7%。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农产品进口增加到1990年的508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2.9倍，年均增长13.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农产品进口增速趋缓，目前为700亿～800亿美元，1990～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5%。
目前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在总体上符合要素禀赋的理论要求，由于农产品贸易的大国效应，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引致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呈非对称增长特征，其根源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增长带来农产品消费总量扩张与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在持续快速增长，以食物为代表的农产品整体需求被不断推高，消费总量持续扩张。以2011年为例，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现金的消费支出中，全国10%的城镇最高收入户的食品消费支出是10%最低收入户的3.3倍。由于收入分组可以作为时间序列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参照，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物消费需求将随之快速增长。同样，农村的情况也较为类似。
在食物消费需求总量扩张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着快速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粮食与蔬菜消费量持续下降。以1990年为基础日期，2011年城镇居民粮食消费量为1990年的61.7%，蔬菜消费量为82.6%；同期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为1990年的65.1%，蔬莱消费量为66.7%，均显现出了较大幅度地下降。
第二，肉类消费量快速增长，其中白肉消费增速明显快于红肉。以1990年为基础日期，2011年城镇居民猪肉消费量为1990年的144.7%，家禽消费量则为1990年的309.6%；同期农村居民猪肉消费量为1990年的136.8%，家禽消费量则为1990年的363.2%。
第三，乳品、水果等食物的需求进一步增长，食品结构多元化已然凸显。同样地，以1990年为基础日期，2011年城镇居民鲜奶消费量为1990年的295.9%，水果消费量为1990年的126.5%；同期，农村居民鲜奶消费量为1990年的469.1%，水果消费量为1990年的361.6%。
——城镇化加快发展推动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到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6%。农业人口从乡村转移至城镇，生产生活方式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在饮食方面的变化较为典型，除了收入与文化的影响之外，食物的可获得性，诸如流通市场的数量、距离的远近等因素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综合市场的人均成交额也相应提高，这可以视为城镇化推动食物消费增长的一个例证。
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非食品类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更为迅速。如棉花、橡胶等非食品类的农产品，主要作为工业原料生产加工制成品，加工制成品消费的收入弹性远高于食品；城镇居民的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势必加速非食品类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如到2012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4亿辆，其中汽车保有量1.2亿辆，年增长1510万辆；由于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对天然橡胶的消费需求也快速增长。根据ANRPC报告，2012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为328万吨，消费量将达到383.4万吨，而2000年中国天然橡胶进口量为92万吨，消费量为140万吨，12年间中国天然橡胶的消费量增长了173.9%。
由此可见，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水土资源约束不断加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进口国外农产品、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将不可避免。
从国外进口农产品，相当于进口了国外的土地、水、劳动力等资源，目前正在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农产品进口也不可避免地带来食物消费自给率的下降。在开放条件下，自给率对小型经济体一般并无太大影响，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农产品进口一方面利用了全球农业资源，另一方面带来国内农产品自给水平下降，恰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是不可回避的两难选择。
为了评估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资源替代作用，本研究拟综合测算粮食、油料、油脂、畜产品、乳品、橡胶、鱼粉等资源性产品的土地等值。结果表明，1995年至今，中国每年通过农产品进口利用国外土地资源的总量已从3亿亩增长至10亿亩，17年间增长了2倍多，年均增长约7%。不仅如此，利用国外土地资源相对于国内播种面积也明显提高，如1995年，该比例为13.1%，2012年达40.7%，17年提高了2倍。由此可见，农产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全球农业资源，缓解了国内资源压力，为推进工业化、快速城镇化提供了资源保障。
2012年，中国进口农产品的土地资源等值约10亿亩，其中油料和油脂，分别折算为4.86亿亩和3.02亿亩，占比49.6%和30.9%，两项合计占进口土地资源等值的80.5%；进口谷物折算耕地资源仅0.37亿亩，占总进口土地资源等值的3.85%。这与1995年的情况有明显差异，1995年中国进口谷物折算耕地资源为7395万亩，占当年总进口耕地资源2.95亿亩的25.1%，进口油脂折算为1.63亿亩，占比为55.3%，而进口油料作物折算仅为93万亩，占比几近为0.对比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弃油保粮”战略使中国谷物进口占比逐步下降，油料进口不断上升。
——进口对国内食品自给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农产品大量进口，也导致国内食品自给水平的持续下降。具体表现在：
第一，热量自给率下降。1991～2012年，中国人均每日热量摄入量从2000千卡增长至3100千卡，增长55%。在这一过程中，来自进口农产品提供的热量也从90千卡增长至500千卡，热量自给率从95.5%降至83.9%。对于热量而言，剔除来自进口农产品的500千卡，由国内农产品提供的热量为2600千卡，不仅可以满足正常生理需要，更是超过营养摄入标准。
第二，蛋白质自给率下降。中国人均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从55克增长到76克，增长了38.2%。其中，进口农产品提供的蛋白质从每日3克增长至17克，蛋白质自给率则从96.1%降至77.6%。
第三，脂肪自给率下降。人均每日脂肪摄入量从19克增长到80克，增长了321.1%。其中，进口农产品提供的脂肪从每日0.02克增长至42克，脂肪自给率从99.9%降至47.5%。
进一步分析，按照国际通行的热量、蛋白质、脂肪指标衡量，目前中国人均营养指标已经基本与发达国家相当，在黄色人种中位居第一。毫无疑问，自给率下降的同时，营养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与20年前的高自给率、低营养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受到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那样高自给率、高营养水平的“双高”国家，农产品进口尽管降低了营养自给水平，但是提高了整体的营养摄入水平。因此，需要更为客观、科学地看待自给率水平的降低。
值得关注的是，营养水平的快速提高，特别是蛋白质与脂肪摄入水平的增长，带来了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据中新网报道，截至2010年，全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达32.1%，肥胖率达9.9%；根据复旦大学的调查，当前中国儿童肥胖率为8.1%。由此给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带来极大负担。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农业生产，大量提供廉价食物，导致出现肥胖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不得不对医疗卫生提供补贴，解决由于肥胖和营养过剩带来的健康问题。如此政策效果，警示我们必须对现行粮食安全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重塑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边界。
大豆进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口品种较多，本研究以各方面关注的大豆为例，进一步分析农产品进口的影响。2012年中国粮食总播种面积为16.5亿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约为1.24亩。如果将5838万吨大豆进口，按照目前的单产水平折算为国内的耕地，约4.05亿亩。如此，加上国内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中国实际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1.54亩。可见，大豆进口使我国人均增加0.3亩的粮食种植面积，增幅约为1／4.这意味着，中国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自给率仅80%。
进一步分析，201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8957亿吨，谷物与大豆净进口合计7100万吨，若不考虑库存等因素，2012年国内谷物、大豆等消费总量为6.6057亿吨，谷物与大豆进口相当于消费总量的10.7%。由此可见，进口10.7%的谷物大豆产量，相当于进口20%的土地资源。因此，大豆进口意义重大。
为了评估大豆进口对国内农产品生产以及宏观经济的具体影响，本研究采用GTAP8数据库模拟分析不同情景下大豆进口的影响。亦即，本研究设定了两种可能性下的六种情景：一、以2012年大豆进口量为基准，分别减少10%、20%、50%、完全不进口大豆四种情景；二、以2012年大豆进口量为基准，大豆进口量增长10%与20%两种情景。具体模拟分析方案如下：
情景I：2012年大豆进口减少10%；情景Ⅱ：2012年大豆进口减少20%；情景Ⅲ：2012年大豆进口减少50%；情景Ⅳ：2012年不进口大豆；情景V：2012年大豆进口增加0%；情景Ⅵ：2012年大豆进口增加20%。
模拟结果表明，减少或增加大豆进口，将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带来深刻影响。
第一，若大豆进口减少10%，中国国内油料作物产量将增加9%，但食用油脂消费下降2%。同时，国内水稻、小麦与其他粮食生产都会有所下降，畜产品、乳品以及食品产量也会有所下降。
第二，若大豆进口减少50%，中国国内油籽产量将增长70%，但食用油脂消费量将下降13%，对居民食用油消费产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谷物等粮食产量将下降2%，对国内粮食供给形成一定影响；畜产品生产也将有2%的降幅。整体看，若大豆进口减少50%，将对国内农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若出现完全不进口大豆的极端情形，将导致国内油籽产量增长5倍，粮食生产下降15%左右，畜产品生产减少15%～20%，食用油脂消费量减少一半。
若完全不进口大豆，以2012年的基准数据进行计算，中国粮食总产量将减少到5亿吨，肉类产量将减至6400万吨，因此将导致人们的食物消费水平倒退10年。
第四，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若大豆进口增长10%与20%，尽管中国国内油籽产量会有相应的下降，但是粮食产量、畜产品产量以及食用油脂的产量都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
进一步分析，根据情景I、Ⅱ、Ⅲ、Ⅳ的模拟结果，减少大豆进口将导致农产品与食品价格的整体上涨。与此相反的是，根据情景V、Ⅵ的模拟结果，增加大豆进口则会导致农产品与食品价格的下跌。
第一，在大豆进口减少10%的情形下，国内油籽价格将上涨2%，食用油脂价格上涨3.4%，粮食价格、畜产品价格以及其他食品价格将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涨。
第二，若大豆进口减少50%，国内油籽价格将上涨14%，食用油价格将上涨20%，粮食价格约上涨1%，畜产品价格上涨2%～3%。
第三，在完全禁止大豆进口的极端情况下，国内油籽价格将上涨120%，食用油脂价格上涨85%；粮食价格将上涨10%一20%，畜产品价格上涨20%～30%。这意味着，若按照2012年城市食品价格计算，5升装大豆油价格，将从60元／桶上涨至110元／桶，大米价格将从5.6元／公斤上涨至6.5元／公斤；猪肉价格将从25元／公斤上涨至31元／公斤。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完全禁止大豆进口，有可能导致形成恶性通货膨胀。这种短期内因恐慌造成的价格上涨，有可能远远超出模型测算的数值。
第四，与上述情形相反，若大豆进口增长10%与20%，国内油籽与食用油价格将出现显著下降，其他粮食与食品价格水平均有不同幅度地下降。
从理论上看，若限制大豆进口，将导致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使农民受益、消费者受损，总体经济福利水平将下降。同时，有可能使中国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资源价格的变动。
第一，当大豆进口减少10%时，国内土地价格将上涨0.6%，同时因为关联产业的产出下降将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产生更多失业，使劳动力价格下降0.1%。
第二，当大豆进口下降50%时，国内土地价格将上涨8%，劳动力价格将下降1%。
第三，若禁止大豆进口，土地价格将上涨140%，劳动力价格下降10%左右。
第四，若增加大豆进口，将会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
由此可见，限制大豆进口，会带来食品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失业与劳动力工资的下降；而放开大豆进口，则相当于从国外进口耕地、水等资源，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大国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