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阶段已经过去。经过六年的反复权衡，中国现在坚定地贯彻全新发展战略。至少这是我通过刚结束的中国年度发展论坛，也是中国与外界最重要的对话渠道了解到的结论。
上述战略的基本主旨不出所料，中国改变投资结构，从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向着更平衡的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这样的转型既是主动为之但亦属绝对必要。
说它必要是因为持续疲弱的全球增长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为中国出口提供强劲的外部需求。同时也因为中国新领导层似乎决意解决威胁环境、造成收入不平等并拉大地区差距的各种国内不平衡。
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决策者为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思熟虑之举——“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多数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接近17，000美元大关（国际不变价格）时的中期增长放缓。长时间保持原有增长模式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会落入陷阱，而中国或许会在3－5年内进入上述阶段。
今年中国发展论坛有三项观点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坚信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规模结构转型正在展开。首先，已经出台以消费再平衡为重要支柱的明确的城市化战略。这一点在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和总理李克强的论坛开闭幕讲话中都有所强调，此外论坛期间的工作会议还提供了相当多的详细资料。
城市化是消费的基石，可以强力撬动中国家庭的购买力指标。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高出农村人口三倍以上。
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52.6%，较1980年的18%增长近3倍，且预计到2030年将占比近70%。如果持续城镇化能在重点发展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同时不断创造就业机会，那么家庭收入增长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城市化步伐应当打消西方关于所谓鬼城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疑虑。据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的统计结果，每年新涌入的城镇居民高达1，500－2，000万，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大城市（人口至少在百万以上）需要从2010年的125座增加到2030年的220座以上。此外，因为城市化需要海量资金且中国的单位人工股本（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要素）还仅有美国和日本的13%，因此中国有充分理由在今后若干年内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
当前的新课题主要是城市化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土地征用和环境退化等棘手问题。今年的发展论坛提出了解决这两项问题的“生态城市”框架，主要关注集约型土地应用、地方交通混合模式、轻型建筑材料及非碳能源等推动新型城市化模型的激励机制。
2013年中国发展论坛的第二项观点是新政府重点强化社会安全网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支柱。特别是户口（中国陈旧的户籍制度）导致公共服务和福利均不能异地享受。由此导致约1亿6千万名底层农民工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络漏洞导致高额且不断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进而妨碍劳动收入增加对可支配购买力形成推动。重要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在论坛上释放出积极审议户口改革的强烈信号。
尽管上述表态广受欢迎，但仍需要扩大福利范围来加以配合。中国的养老金系统仅仅管理着约4，300亿美元的资产（国家及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和私营部门养老金）。我就此问题追问过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建议中国拿出部分外汇储备余额来资助这项事业——中国曾用同样的办法为中投公司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而楼继伟过去五年半中一直是上述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者。遗憾的是，他对这项提议并不赞成。
我从论坛上得到的最终——也或许是最重要的观点涉及到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从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开始，中国的全新领导集体十分擅长分析、风险评估、情景预设和为解决棘手问题制定创新方案。此外，在原有中央计划机构当前翻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的机构框架下，中国已经聚拢了大量资源制定深思熟虑的全方位经济对策。
但归根结底，单凭强势政策和分析能力来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还远远不够。近年来我们看到这样不幸的例子在西方一再上演，而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也不一定能避免类似的错误。
目标和战略对实现中国新任领导人所谓的“中国梦”至关重要。但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在对抗来自根深蒂固的地方及省级权力集团的最强力障碍时也同样必不可少。在这个关键领域，掷地有声的话语必须伴随着大胆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