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土耳其国防部长耶尔马兹宣布，中国的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赢得为土耳其制造远程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招标。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讲话，称土耳其政府正在就购买一种不能与北约系统兼容的导弹防御系统签署合同进行讨论。经历一番折腾，或者说经过相关国家的斗争，中国第一次在高端防空导弹市场上击败了传统强国。此事毫无疑问被视为中国的成功甚或胜利。这种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军事科技进步和军工贸易的胜利，也是外交和地缘政治的胜利。
就军工科技的角度来说，中国近年来正在逐渐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能够把自己的武器装备出售给土耳其这样一个用惯了西方先进武器的欧盟准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有利于中国的武器装备出口和提升中国军工的形象。日前知名军事评论家、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在象征高精尖技术的反导系统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样的广告效应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武器装备的出口。”
相比之下，笔者更关心这次交易的政治价值及其启示。
土耳其：西方的二流盟友与大众民主的伊斯兰化
军火贸易是商品交易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其特殊性就表现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买其他国家的军火，不仅仅从科技水平角度，也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衡量，比如冷战时代，美国当然对苏联的盟国禁售，而苏联的盟友也主要从苏联获取先进武器。1989年后欧盟对中国采取了武器禁运政策，和美国的禁售一样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策略。
这次交易得以胜利的原因是多重的。就土耳其自身的决定而言，除了中国武器系统“物美价廉之外”，还有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深刻原因。
多数媒体评论此事时都会提到土耳其是亚欧大陆桥，是东西方历史上的通道，丝绸之路必经，跨东西方世界，既是西方的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实行西方民主体制，又是中东穆斯林国家，具有双重性质等等。在笔者看来，从土耳其的历史特点和地缘政治特点，以及西方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战略的角度更能领略此事的奥妙。
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交汇部分，接受了西方社会制度和政治话语霸权的她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虽然加入了北约政治同盟，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关系仍然处于外围而不是核心，因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基督教社会中孕育出来的，而土耳其无法改变其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特征。等级上看，英法美都是西方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和核心国家，而土耳其不过是西方同盟的二三流成员。
1453年，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都城拜占庭，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而且一度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穆斯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军官、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瓦解后的帝国废墟上建立了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塑造了一个现代国家，卡普兰称之为“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因为他改变了人民的价值体系”。出生在希腊的凯末尔按照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塑造新生的土耳其，排除伊斯兰化，取消宗教法庭，劝说女性不带面纱，把宗教的影响排除在政治之外。
多年来，土耳其一直谋求加入欧盟，上世纪80年代，这就已经成为既定的战略方向。可是，这种努力一直受挫。几十年了，土耳其依然被挡在通往欧洲的大门外。冷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和西方的矛盾上升，反恐战争就是最大的证明，伊斯兰民族和西方人的种种矛盾依然很激烈。冷战后伊斯兰主义的浪潮仍然呈迅猛之势，身为中东国家的土耳其也不能完全规避。
战后的土耳其，权力掌握在军人和世俗化的精英手中，保持亲西方的政治立场，并且逐步推动民主化。然而到了本世纪，土耳其的大众民主程度已经很高，于是国民大众的伊斯兰性质得到自然而然的发挥，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矛盾表明宗教文化情绪正在借民主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甚至形成了反美政治情绪。于是文化开始反映政治现实，土耳其开始有从“伙伴”沦为“异己”的可能。而作为中东工业与科技强国的地区大国，她又显得雄心勃勃，凭借着领导中东的潜力，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矛盾。美国不希望在北约内部看到地面部队规模仅次于自己的土耳其进一步得到加强，曾以人权为由拒绝对土耳其销售M270火箭炮系统。二流盟友的现实伤害了土耳其人的自尊。
这次中土军火交易也表明土耳其将借此拥有独立的远程防空能力，而购买一个国家的军火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军事思想、作战理念和训练方式，购买武器之后的训练、维护、保养以及升级将使双方的交流进一步密切。这也意味着土耳其开始追求北约内部独立自主的地位，此次交易不仅有利中土两军交流，加强双方的军事政治合作，而且与土耳其这样一个地处战略要冲的地区大国搞好关系，对中国自然是一件好事。
中国的外交成功与战略启示：从外围到核心的“攻城略地”
进一步地，中国是否可以由此得到更多的外交经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易往来有时会受到西方强国出于维护既得地缘利益目的的干扰。如何在西方老牌霸权与话语的阴影中打开外交的局面，如何在贸易和外交上与西方争夺与国，是中国突破目前外交局面的重要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体系打交道的方式应该是面对面的抗衡，也有人认为要无原则的融入，而笔者认为从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角度看，竞争与合作共存不可避免，但对西方主导体系应当采取从外围逐步分层次进入核心的办法，直接介入核心谋求关键利益是相对困难的（当然很多也都正在成为可能，比如我们可以成功地和欧洲强国甚至美国达成不少有利于我们的交易），但是很多领域的开拓却已经开始变得轻而易举。
国际体系是国家之间按照一定国家关系结合而成的国际社会体系，具有排他性。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庞大的程度，几乎笼罩着整个世界，中国也承受着这个体系的压力。当然，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也早已表现出衰落和瓦解的一面。
历史上存在的几个国际体系都具有等级制的重要结构性特点，其“忠诚性”随成员国在体系内位置而呈阶梯性变化，越是在体系的边缘地带越是“不可靠”。比如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制国际体系的成员国，但是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结果常常成为挑战体系稳定和中国主导权的因素，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来到东方，日本很快加入新的体系，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大敌。
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呈现出同心圆结构性特点的一面，外围成员国往往表现出较弱的向心力，所受约束力较少。土耳其发生的事换在波兰，会受到美国的全力阻止，换在加拿大根本不可能，因为它们是在地理上、政治上和历史上更接近西方国际政治体系核心的国家。这就说明中国在中间地带和西方更易取得外交成功，通过和这些周边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努力相协调，规避西方政治强势的阻碍和牵制。其实即使和西方核心国家进行经贸交流，中国也只能遵循从外围到核心的战略，逐步开拓经济合作的深度。中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培育友好往来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通过灵活的策略来拓展利益，培育良好的对外国际关系。今年以来，习近平和李克强频频出访中亚、非洲、东南亚，努力和这些地区扩大交流和增进合作并不断取得成功，为世界瞩目。显然，中国的对外开拓战略绝不是仅以对立的姿态去争夺，而是以自然而然的和平影响去改变世界，使自己的利益合理地最大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开拓的脚步已经遍及世界各地，随着实力的增长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变化，过去处于西方地缘利益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更容易取得更多进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攻城略地”将会呈现更加壮观的场面。
无论如何，在这次传统军工大国的博弈中，中国的胜利是值得鼓舞的事情。此外也表明在世界军火市场上，拥有高技术和低价位的新兴竞争者必将改变现有的军售格局。当欧盟成员国或是战略盟友进口中国大型武器装备的时候，中国还会在乎来自欧盟的过时的武器禁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