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印度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对于印度的崛起，学界见仁见智，评价迥异。由于印度的基本国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印比较自然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如何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发展脉络，如何理解其增长模式的利弊优劣，如何看待它与中国的差距，以及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外交关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的印度
印度独立以后，一直实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采取“管制”和“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公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国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总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相当缓慢。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年时间里，年均增长速度缓慢。进入80年代以后，印度的增长率有所提高。然而，1991年出现了国际收支危机，印度被迫实行改革，改革进程由此艰难起步。从改革的进程来看，印度基本上经历了改革启动、改革加速、改革深化和改革攻坚四个阶段。改革的启动阶段一般是指1991年至1998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加速阶段是指1998年至2004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深化阶段是指2004年至2009年这一时间段，改革的攻坚阶段是指2009年至今。
改革的启动阶段。1991年6月，拉奥政府宣誓就职不久即相继公布了各种新经济政策。但是，它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国际收支出现危机，财政赤字高企，通货膨胀严重。无奈之下，拉奥政府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采取各种措施缓解迫在眉睫的国际支付危机，甚至不惜将国家储备银行的数十吨黄金运送到国外做贷款抵押，以避免出现更大的经济混乱局面。拉奥总理决定采取压缩进口、鼓励出口、增加关税、削减各种补贴的手段，尽快改善极为紧迫的局面。同时，改变对工业的传统保护机制，引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放开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除军事工业、原子能工业、危险化学品工业、烈性酒酿制业和烟草工业之外），改善公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对“病态企业”实行整顿或关闭措施，并实施部分公营企业的私有化。另外，还取消了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许可证，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在金融领域，放松了从事金融活动的某些限制，允许银行分支机构的关停合并，允许私营部门成立金融机构，允许外资银行建立分支机构，允许外国投资者个人或机构投资债券市场。在汇率方面，决定对卢比实施大幅度贬值，后来又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比可兑换。而且，拉奥政府一再强调改革必须具有“人的面孔”，保护工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发展对穷人的伤害。①
改革的加速阶段。1998年3月，瓦杰帕伊就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开始对农业、公营企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进行一系列改革。新政府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优先发展和大力扶持信息产业，继续进行公营部门企业的改革，大胆推进前几届政府几乎未被重视的农业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瓦杰帕伊政府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和具体可行的产业计划，确定了把信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而大力加以促进的路径。同时，还制订了促进电子通讯、生物技术、核能利用和空间技术的优惠政策，为了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政府还实行了加强战略性企业、出让非战略性企业的政策，通过了在43家公营企业撤资的方案。另外，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步废除价格管制，减少对小型工业的保护政策，继续深化财政金融改革，增加征税范围、扩大征收群体、调整税收结构，扩大各邦财权，压缩政府开支。在金融体制方面，采取降低银行利率、提高公营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等一系列措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继续放宽对进出口的限制，简化进出口手续，取消对所有商品的进口配额限制，对进口实行关税化管理，同时放松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放宽印侨对国内公司股票投资的限制，放松对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管制，鼓励印度公司对外投资。
改革的深化阶段。2004年5月，由国大党领衔的团结进步联盟在大选中获胜，曾经历任拉奥内阁财政部长和印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行长、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出任总理。辛格政府在注重维护低收入群体利益和扶持农业发展的同时，继续坚持公营部门的改革，鼓励公营部门的合并，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允许私营部门建立经济特区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放宽投资限制，允许卢比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大力鼓励有条件的印资企业在国际舞台实行并购，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的攻坚阶段。2009年5月，曼莫汉·辛格再次担任印度总理。为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竭力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应对通胀加剧、财政赤字上升的压力，辛格总理艰难地推动曾经两度流产的“第二代经济改革”。2009年7月，财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表示，印度有必要通过邀请外国超市连锁店、保险公司和工程公司协助印度实现农业、金融服务和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2012年11月，印度议会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通过决议，允许外商在印度超市投资占股51%（以前为24%），在设立直销品牌店时占股100%。此前不久，印度曾宣布放松外商收购民航、零售、广播和电力贸易行业的股份限制，分别可达51%、49%和74%。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印度还决定向私人资本出售印度斯坦铜业公司、国家铝业公司、矿产和金属交易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的股份。这些举措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应该看到，最近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慢，卢比汇率急剧下降，股市市值下跌严重。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印度神话破灭”、“印度经济面临穷途”的声音。不过不可否认，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十强行列，经济结构和和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信息产业引起世人关注，开放性经济取得重要进展。2012年4月19日，印度《经济时报》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尽管人们还是习惯于用汇率法排列各国实力的顺序，但这样的排位对于提振印度人的自尊心而言确实起到了某种兴奋剂的作用。
客观地说，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许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赞叹的成绩。当然中国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发展的质量、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以及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等，都需要通过极大的决心、不懈的努力加以改进。必须肯定，印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上和中国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一点，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多次在内部讲话中都直言不讳，甚至在不少场合公开提出“向中国学习”的口号。他在2008年5月访华时发表演讲说：“印度十分钦佩中国经济发展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事件之一，作为中国的最大邻邦和朋友，印度对这一重大进步不能不受触动。” ②今年3月，曼莫汉·辛格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印度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众所周知，曼莫汉·辛格是一位经济学家出身的政治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曾经担任财政部长，一直被认为是印度经济改革之父。正如他的一些幕僚所说，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对数字比其他人更敏感。他深知那些宏观经济数字差距的含义。早在2007年，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就说过，“我们希望在基础设施方面模仿中国”。③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莫汉·古鲁斯曾向印度政府建议，印度的战略性经济政策应该“以中国为鉴”。
经济改革的时间差。中国自1978年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印度是在1991年才开始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两者相比，原来的经济基础虽然各有千秋，但基本的水平相差无几。那么改革起步的年份有早有晚，自然会有不小差距。这一点，至少说明双方改革起步的时间有明显的早晚之分。
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9.8%，在世界所有大的经济体中是绝对是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没有哪个大的经济体能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两三年前，当印度短时段的经济增长冲上9%的台阶时，一些西方的媒体出现了印度赶超中国的舆论，认为“印度神话”将很快超过“中国故事”。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降低，其中既有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因素，也有经济结构矛盾的制约，还有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的成分。即便是这样，2012～2013年，中国7.8%的增长率还是超过印度5.3%的增长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如果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印度相当于中国的2.3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印度的43.5%。④但是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实行“管制”和“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增长十分缓慢。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年时间里，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5%，被称作“印度教徒增长率”。整个80年代，印度的增长率有所提高，达到5.5%。1991年，由于国际收支危机，印度被迫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经济出现明显进步，整个90年代的增长率达到6.4%的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很大释放，印度的经济增长在2002至2012年间，平均增速为7.8%，是增速仅次于中国的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印度的资料，其中2004～2005年度至2008～2009年度，年均增长10.3%。，即按年分别递增9.1%、10.6%、11.2%、10.9%和9.7%。⑤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印度的增长率受到不小影响。2008～2009年度增长率回落到6.7%，2009～2010年度为7.2%，2010～2011年度为8.5%，虽然该年度农业增长率仅为0.4%，但由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增势明显，分别达到6.9%和8.8%，所以经济表现仍很抢眼。2011～2012年度，印度增长率下降为6.5%，考虑到整个世界经济的严重不景气，这个速度还是可以被认可的。2012～2013年度，印度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达到近年来的最低值，为5.3%。尽管这是一个令众多发达国家艳羡不已的速度，但已经大大低于印度政府的预期，是过去十年来最低记录。应该说，自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年均增速为7%，2004至2008年间甚至高达9%，充分展示出印度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经济数据的水平差。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的资料，2011年，中国人口为13.44亿，印度为12.02亿，中国为印度的1.12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30万亿美元，印度为1.68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总值的10%和2.3%, 中国为印度的4.35倍；中国钢产量为6.95亿吨，印度为7220万吨，中国为印度的9.65倍；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为9.3万公里，其中包括近7000公里的高速铁路，印度铁路为6.4万公里，数量为印度的1.45倍，质量明显高于后者；中国公路里程为40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5万公里，印度为260万公里，中国为印度的1.57倍；中国航空旅客周转量为4517亿人公里，印度为6700万人公里，双方差距巨大；中国外贸总额为3.64万亿美元，印度为7475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4.87倍；中国出口总额为1.899亿美元，印度为2965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6.40倍；中国进口为1.7434万亿美元，印度为4510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3.87倍；中国外汇储备为3.2028万亿美元，印度为2719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11.78倍；中国利用外资1240亿美元（不含香港引进的830亿美元），印度为276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4.49倍。
从2012～2013年度的最新数据来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3万亿美元，印度为1.95万亿美元，中国为印度的4.26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6176美元，印度为1624美元，中国为印度的3.8倍。谈到印度何时能够赶上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莫汉先生持有相当悲观的态度。他说：“印度和中国能够在国内生产总值上齐头并进吗？如果如此，印度到2025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11.6%。直至2050年，印度必须保持8.9%的年均增长率。可能我们许多人都无法活到那一天去亲眼见证了。”⑥有人曾经假定，如果以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基数，印度经济以年均9%、中国经济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要想达到两国人均GDP水平持平，需要103年。⑦
人类发展的指标差。中国公共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5%，印度为0.94%；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0%，印度为3.90%；中国婴儿死亡率为1.31%，印度为5%，孕妇死亡率按每10万例活产婴儿计算，中国为30例，印度为212例。从上述数字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据报道，印度五岁以下的婴儿死亡案例为166万，其中40～50万死于痢疾。⑧据调查，印度的婴儿死亡率达到7.6%，而这一指标在俄罗斯、中国和巴西分别只有1.6%、2.4%和2%。从1970年到2004年，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从0.254上升到0.611，同期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从0.372上升到0.768。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承认：“在多数衡量生活水平的社会指标方面，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平均年限和免疫接种率方面，印度与中国的差距都在拉大，而非缩小。” ⑩印度前海军司令阿伦·普拉卡什不久前在访问上海后发表文章，认为由于治理糟糕，印度在每一个衡量发展和进步的指数上都落后于中国。11综观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进步与差距，著名历史学家拉马昌德拉·古哈在印度独立65周年之际发表文章称，在发展问题上，“骄傲和耻辱各占一半”。12这说明，印度在与自己纵向相比的时候，可以感到骄傲，但在与中国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的时候，就感到了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距。
印度的深层次无奈：制约发展的若干因素
应该看到，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些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参考。例如，印度拥有引以自豪的政治制度，拥有实效运作的议会两院，拥有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拥有良好的英语教育，拥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拥有比较严格的金融管理，拥有富于活力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35岁以下者占人口的65%），拥有声誉颇佳的信息产业，等等。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它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尽管有些弊端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它们的确是印度快速前进的严重羁绊。
政府决策低效。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普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的决策随时受到反对党和民众的监督制约感到自豪。我们不能说印度是一个早熟的或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但其决策效率确实不如人意。印度现有85个大小政党，往往出现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党魁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倾向。就经济政策决策而言，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提议却遭到抵制，无法变成政府行为。特别是近年来印度的政治生态出现复杂局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取得议会多数的席位。由此形成的联合政府难以推动经济自由化的重大改革，结盟小党的政治压力常常迫使领导人推迟或取消原拟出台的政策。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说，“福利项目和民粹政策是吸引选民的保证，政府更担心短期生存的问题，如何困难决定都抛之脑后”。13由于党派众多，自然会形成印度社会特有的各种“分利集团”，导致整体利益遭受侵蚀，政府决策能力和执行效率大打折扣。很多情况下，不是政府没有制定详尽的发展计划，往往是实施计划的能力非常脆弱，呈现出“功能性无政府主义”的局面。14
产业结构偏差。印度实行改革之前的1990～1991年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9.6%、27.7%和42.7%。到了2000～2001年度，这种比例变成22.3%、27.3%和50.4%。而2011～2012年度，这种比例变成13.9%、27.0%和59.0%。15众所周知，印度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十分发达，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应该承认，它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该产业所能吸附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仅为数百万人，无法满足扩张猛烈的就业市场需要。另外，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印度制造业不能迅速扩展，不仅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更无法提供保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展的后续潜力将大打折扣。
能源资源短缺。印度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国内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印度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缺口日益加大。尽管其煤炭储量在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但其高效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明显短缺。2007年，时任石油部长艾亚尔宣布印度的石油储量达到16.6亿吨，比此前的数字增加了1倍以上。即便这样，人均储量还不到1.5吨，尚不到世界人均储量的四十二分之一。随着进口石油的数量激增，加之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猛涨，印度消耗了大量宝贵的外汇资源，现已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有人说，印度每年软件出口的全部收入不过750亿美元，仅够支付石油进口三分之二的费用。2011～2012年度，印度的石油消费量为1.96亿吨，而国内生产尚未达到2500万吨，其余1.71亿吨都要依赖进口。也就是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87.3%，预计2020年前后将达到92%左右。可见，能源问题绝对是印度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社会矛盾激化。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不小成就，但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大量人口仍处于贫困或相对贫困的状态之中。印度媒体报道，2010年仍有3亿多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每天不到1美元）以下，3.5亿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线（每天不足2美元）以下。其中，表列部族的贫困比例达81.4%，表列种姓人口的贫困比例为65.8%。16而按照2011年3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印度的贫困人口高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66%。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北部和中部那些所谓的“病态邦”（包括北方邦、比哈尔邦、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贫困人口的比率更是居高不下。17印度农村的贫困人口由于生活无着，自杀率逐年攀升。大量涌入城市的穷人特别是低种姓的穷人大多聚居在条件十分恶劣的贫民窟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印度的豪富们往往一掷千金，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
在“龙象共舞”中和谐共赢
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排位仅在百位上下。中国梦的实现不是以印度为坐标，我们需要向前看，需要盯着遥遥领先的领跑者，在全球经济的马拉松竞赛中不断缩小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在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上，我们既需要自信，又需要虚心，还需要合作。中国虽然已经领先于印度，但是应该看到对方也有不少优势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能五十步笑百步，只看到对方的弱点，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人们经常把中国比作巨龙，把印度比作大象。龙象共舞，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将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象脚可能会碰到龙爪，龙爪也可能抓伤大象，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只有不断磨合，了解对方的关切，妥善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建立彼此的政治互信，减少相互间的猜疑，深化彼此的合作，双方才能成为一对相对和谐的舞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DJ023）
注释
1、沈开艳等：《印度经济改革发展二十年：理论、实证与比较（1991-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2、吴迎春：“印中要扩大合作互相学习”，人民网，2008年5月15日。
3、6、9、［印度］莫汉·古鲁斯瓦米、左拉瓦·多利特·辛格：《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王耀东、王峻岭、牛震、郑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43、168、18页。
4、7、14周文：“中印经济增长：趋势、问题与展望”，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9、299、312页。
5、陈利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吕昭义主编：《印度国情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8、［英］维克托·马莱：“印度未来的道路”，载《金融时报》，2012年11月21日。
10、［英］詹姆斯·拉蒙特：“印度基础教育拖累经济”，《金融时报》，2012年2月10日。
11、［印度］阿伦·普拉卡什：“黄埔江畔的深思”，《印度教徒报》，2013年7月7日。
12、《印度斯坦时报》，2012年8月15日。
13、“民主的瓶颈”，英国《经济学家》，2012年6月8日。
15、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evey 2011-2012, p.8, http://indiabudget nic.in.
16、“55%的印度人口是穷人”，印度《经济时报》，2010年7月15日。
17、吕昭义主编：《印度国情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