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口发展的状况和动态，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是我国人口变动态势处于深刻转折的时期，从197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人口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基本格局是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的快速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社会抚养水平持续下降增强了储蓄投资的能力，相对缓慢的老龄化水平促进了经济积累，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推动完成人口转变，构造出一种人口红利的效应，伴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激活了劳动力资源和城镇化发展。
但是从“十三五”和“十四五”这十年间，整个中国人口格局处于大转折的时期。这个大转折的标志就是：第一，人口总量性转折，中国人口总量将逐步到顶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第二，人口结构性转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和总量开始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前农业生产率水平下将很快吸纳干净，低成本劳动力将无法继续，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开始上升，刘易斯转折点将全面出现。第三，人口城乡结构转折，未来的十年特别是2015-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是城镇化继续深化的时期，城镇化将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非农化阶段过渡到迁移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阶段，也就是中国需要完成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城乡平衡、区域平衡和社会内部整合问题压力更大。第四，人口老龄结构深化，“十三五”期间老龄化程度将快速“起飞式”提高，使得原来适应大量劳动力人口的“生产型经济体系”需要过渡到更加适应老龄社会的“生产-消费混合性经济社会体系”。第五，人口转变的转折，也就是以降低生育率和降低死亡率为主要特点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国家发展过渡到如何应对长期低生育率、长期低死亡率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人口格局的转折性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
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口格局的大转折，使得原来适应1980年代以来的支撑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支柱显得不适应了。在过去30多年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支柱包括计划生育和生育率控制、扩展劳动力使用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发展、强化“人口红利汲取”与忽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积累性生产模式，等等。未来的人口格局的大转折需要重新构造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在“十三五”期间布局和开辟新的人口发展略框架和人口政策体系，从而得以支撑“十三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支撑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支撑民生福利的提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首当其冲的是需要使国家的生育政策回归常态。应该看到从19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通过行政强制干预家庭生育的行政政策，它是在应对1960-1970年代以来人口快速增长和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临时救急性的政策，是一个以控制生育和控制人口为基本话语的公共政策，以及其政策目标是实现和促进从198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那么，在当前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紧张关系已经缓解，人口转变已经完成，而且生育率已经下降到很低水平以后，生育政策就有必要回归常态状态，即由个人家庭自主决定其生育行为，政府通过社会经济机制间接地对人们生育决策进行调节，并且通过支持和服务于家庭生育行为来提高妇女和家庭的福利。长期低生育背景下的人口内在萎缩，必然对民族和国家未来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长期低生育率日益产生出新的社会问题，则需要生育政策调整需要亡羊补牢地加以应对和避免出现。这些都提醒着加快二胎化到推进实现自主生育，逐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和转向家庭计划的必要性。而且，我们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作用已经越来越弱，人口生育率已经更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所决定。行政力量干预生育行为，也是公共权力过度干预私人权利的不恰当的行政作为，同时行政强制的生育政策反而成为了对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口的阻碍，成为阻碍部分居民的福利和幸福的行政政策。因此，在十三五期间的生育政策改革是呼之欲出和迫在眉睫的，并将会成为人口发展战略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生育政策改革着眼于长远的人口和发展均衡，着眼于家庭的发展能力和稳定性，以及着眼于鼓励维持合理的生育率水平对经济内需和国家未来发展提供支撑，将根本转变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生育政策方向、目的和执行方式。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二个取向，是从重视劳动力数量开发利用和汲取“人口红利”的发展战略，过渡到重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人力资本红利”发展战略。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升，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已经下降，低成本劳动力已经越来越不是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大量用工和密集劳动生产为基础的传统加工工业产业模式很难继续维持。同时，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和老龄化程度提高要求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在这个人口背景下，提高经济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增强产业生产的附加值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提高人口的素质，通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替代劳动者的劳动力数量，将会成为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区别于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投资于物的经济驱动模式，未来的经济发展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发展，通过投资于人，形成和开发附着在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包括加强人口教育、健康、保障、文化和迁移。人力资本蕴含着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创新精神和人口消费率的提高，都能够为未来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这样的投资于人的发展，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增进人的福利。投资形成庞大的人力资本和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本的作用，不仅要发挥青年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使青年人口的创新创业成为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包括发挥老年人力资本的作用。不仅要大力培养和吸纳移民和海外人才，也需要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使得迁移流动人口能够通过人力资本进步融入所在城市并支持城镇化的推进。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应努力使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并支撑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后的人口比较优势。例如中国未来的人口比较优势不是低成本的简单劳动力，而是低成本的技术工人和低成本的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这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创造、推动万众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创新性产业和生产体系。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三个取向是加快实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当前我国城镇化的比重已经达到54.77%。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达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但是其中多数是非户籍的人口迁移流动。据统计我国离开所在街道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2.98亿，离开所在区县的人口2.53亿，其中的外出农民工1.68亿。城镇中7.5亿人口中，有约2.7亿人口没有所在地的户籍。这样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和城乡发展。构成了城市工业部门吸纳传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但是在未来5年中，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很快就会吸纳干净。因此如何使非农化的人口实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合，是城镇化发展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也就是要不仅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是要使人口融入城市，实现人的城镇化。市民化和社会融合对于国家发展必要性在于如果不能实现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将会加剧城市内部分裂和扩大城乡分裂，就难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同时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的不足，也难以在城市部门中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经济内需，并不利于城市部门形成稳定的产业工业而推动产业进步。因此虽然生育和家庭问题仍然重要，但是生育问题已经越来越不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轴，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战略将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土分布格局、决定城镇化发展和城乡生活的基本面貌。新人口发展战略也将更加需要重视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适应人口大量集聚对高密度城市区域提供平等性、整合性社会服务、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适应人口迁移流动完善城市体系和重视满足人口的民生福利需求。这样的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实施社会整合和社会包容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将会成为未来新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四个取向，是国家发展要适应老龄化过程，逐步通过制度建设和社会体制建设，将老龄社会构造成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不论采取什么政策，老龄化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不能阻挡的，老龄化构成人口结构变动的常态，未来我国也将进入老龄化加速增长的时期。因此整个社会的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险体制、年金体系的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等等，都需要实现快速地调整和建设，来适应快速的老龄化过程。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是总能够通过公共政策的相互利益协调，创造出条件推动相关制度的改革；例如就业制度的改革，需要完善更加适应老年人口就业的灵活就业制度，等等。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构建的目的，不主要是为了缓解老龄化本身，或者将老年人口作为被照顾的对象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和服务，更在于老年人口本身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年轻人口一起共同构成未来老龄社会的组成部分。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不是如何服务照料老年人口，而是社会经济体系如何能够有效包容老年人口，以及将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过程构造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服务经济的新动力。例如与老龄相关的健康产业的巨大潜力，将成为制造业作用相对减弱以后城市和国家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分年龄组死亡率的下降总是会不断加深老龄化，在这个意义上老龄化意味着健康促进和社会的进步。人口的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逐步延长，也使得在老龄化背景中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作用，推动生产性老龄化的发展。使老年人口能够继续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特别是老年人口参与家庭社区服务、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贡献，不仅是对老年人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新构造，也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和释放的作用。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人口总量上被印度超过成为世界人口第二的国家，但中国将长期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老龄化是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国家战略、尘世战略和社区层面积极和充分地加以应对，完善相关的养老服务和老龄社会发展体系。
面向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五个取向是强化家庭的发展能力。人口转变完成、长期的低生育率、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剧，以及相关联的婚姻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规模减小、家庭的功能弱化、家庭支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能力都显著下降。例如未来的家庭将面临严峻的养老的压力，以及家庭给生活和工作发展正面临日益尖锐的紧张关系。家庭能力的弱化削弱了社会稳定的能力，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问题的日益凸显将表现为社会问题。同时家庭能力的弱化也削弱了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因此未来的人口发展战略需要从重视生育率下降，逐步过渡到提供对家庭的支持服务，重视增强对家庭的发展能力。当前的人口政策有着若干对失独家庭、贫困家庭的特殊性政策，但是还缺乏完整系统的家庭政策的设计。家庭政策的发展需要在我们的收入税收体系中不是以个人来考虑，更要考虑家庭福利和利益的均等化，在补贴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来提高人口的福利。家庭政策的强化，通过家庭政策提供家庭生活事务的支持，引导家庭生活模式的变化，结合家庭生命周期提供系统的保健、生育、幼托和养老服务等，将成为人口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能够使得人口政策真正回归于家庭计划，提高家庭福利，通过提高家庭实现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中国正在经历着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需要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根本调整，从宏观和围观的人口政策需要适应性的改变。人口发展战略调整和政策改革需要从促进和推动人口转变和汲取人口红利的阶段，到更加强调人口和家庭服务，强调在人口结构转变中中塑造新的人力资本优势，以及适应人口变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运行形态。这样的人口发展格局的大转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大转折，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还要求人口政策的变化，而是需要根据人口格局的客观变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人口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需要实现实现内在契合。实现这样的内在契合才能重新构筑国家发展的优势，支撑经济社会实现新的发展，使国家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