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经济体，非正常的大国
中国是正常的经济体，却是一个非正常的强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将中国推向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而且超出了预期的速度。中国仅用30年时间就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高收入的国家，成功解决了6亿人的贫困问题，这的确令世人震惊。但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制度化基础与经验还非常欠缺，而且成为更加“正常”的经济体还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及对全球经济循环的敏感性和风险增加。中国无法再依靠控制利率、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等手段来保持稳定。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开放资本市场必然会带来更大风险。此外，中国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确保国内稳定和成功实现大国复兴的历史任务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压力。上述种种因素都迫使中国领导人还是以关注国内问题为要务，并且，这种封闭性思维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紧张
过去十年的对华摩擦大部分是贸易问题，主要是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以及对出口商进行不公平的补贴。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就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头号投诉对象。但是，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关，并不是中国的政策激进或试图恐吓他国。在东亚制造业网络中，中国作为产品组装和成品输出国的独特地位，使它实际上获利不多却要承受本该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分担的贸易冲突。中国长于吸收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并集中进行以出口为导向的投资，所以才能够迅速脱贫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不适用于未来，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发展本土技术、实现结构转型的艰巨挑战。中国现在希望通过对国外企业的直接投资来利用国外的专业知识，但是这方面却常常受到目的地国的限制，而加重相互的不信任与沮丧。
资源需求与无赖国家
中国高度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在今后若干年仍将继续，因此，寻找新能源与自然资源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战略的重点。发达国家的敌对态度和重重规则迫使中国转向某些被称为“流氓”国家的市场，而在与这些国家的商业往来中，中国有时会规避对于这些国家的制裁。另外，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所在国意愿的原则往往招来批评甚至投诉，即认为中国不遵守既有的国际标准、忽视受其影响地区的敏感性。
地缘政治上不同的时间观念
中国之所以被认为专断自信，最深层的原因是其外交活动被认为影响到美国的安全、人道主义利益，并对亚洲其他国家与欧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对于朝鲜六方会谈、台湾和西藏等问题的立场都受到质疑或批评。尽管中国一向奉行不干涉政策，但是地缘政治的互动却经常因为时间观念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分歧。比如美国等具有频繁选举周期的民主国家倾向于从年度的角度来看待政策的影响，而中国领导人则较多地从世代的角度看待政策上的选择。
领土争端与不断变化的亚洲联盟
虽然中国倾向于让争议随时间逐步化解，意外事件却经常迫使它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做出反应，这些反应若被视为故意不合作，就会破坏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于钓鱼岛、美国重返亚太等问题，尽管中国一直避免卷入外部争端，但如果其他国家的行动有可能危及它的长期利益，中国领导人就不会坐视不管。而且，中国并不认为自己行为“武断”，而只是确保它在适当的时机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已。虽然中国曾在十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援助那些被西方抛弃的邻国，如今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却不仅改变了其与亚洲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大有孤立甚至针对中国之嫌，中国对此只能采取防御性反应。鉴此，中国对领土争议采取强硬立场，是对其他国家挑衅行为的自然反应，就像膝跳反射一样正常。
对中国保持接触与包容
那么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呢？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坐等有利时机并不可行，而采取过于敏感和激进的反应，对内对外都没有好处，甚至会加剧矛盾。所以，中国应该采取更为合作与开放的立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支持市场开放，通过双边与多边协议等各种可能的机会增加对外投资，并在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给予应有考虑的基础上，寻求折中的解决方案。
其次，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不应该视其为威胁并百般限制，而应将其视作战略竞争伙伴，共同致力于缓解国际冲突的行动，确保更具建设性地解决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全球性问题。中美两国必需以更开放的态度，专注于促进经贸合作关系的努力；关键是要让中国确信，妥协与合作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