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1919-1952》，陈远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39.80元
燕京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存在的时间仅有短短的33年(1919N1952年)，但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一流综合性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众多顶尖级人才。在两院院士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这还未计算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21人的代表团中包含了7名燕京人。因此，燕京大学的历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教会大学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由西方教会组织与传教人士在华创办的，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之前，由基督教创建的大学，还有圣约翰大学(上海，1879)、东吴大学(苏州，1900年)、沪江大学(上海，1906年)、之江大学(杭州，1910年)、金陵大学(南京，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成都，1910年)、华中大学(武汉，1910年)、奉天医科大学(沈阳，1912年)、湘雅医学院(长沙，1914年)、华南女子大学(福州，1914年)、金陵女子大学(南京，191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州，1916年)、岭南大学(广州，1916年)、齐鲁大学(济南，1917年)等。由天主教创建的大学则有震旦大学(上海，1903年)、津沽大学(天津，1923年)、辅仁大学(北京，1925年)等。这批教会大学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与其它教会大学相比，燕京大学成立的时间较晚，但却能一跃成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其内在动因则更是值得学者们去探究。
西方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展了对中国教会大学史深入、广泛的研究。但在中国大陆，由于受“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这一历史产物曾被粗暴地视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文化租界”和“反动堡垒”，因而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鲜有学者涉及。因此，对于教会大学的研究，可以说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燕京大学》一书，是作者所著《消逝的燕京》(重庆出版社，2011年)的姐妹篇。为撰写好这两本书，并不断挖掘这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作者曾走访了多位国内在的燕京学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及后人(尚未涉及曾执教于海外的燕京学人及其后人);查阅了大量不易见到的，涉及燕京大学的档案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并非珍本秘籍，但作者善于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进行合理考证，并提出新的观点。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所评价: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三十三年间的光辉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燕大当时的校训，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这一句话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书写在该校的校门正上方。另一句是“人本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司徒雷登校长将这两句话揉合在一起，作为燕京大学校训，可以说对于燕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注重学术”和“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办学理念，而燕大的校训恰恰是这两个重要办学理念的具体化。它明确指引师生通过学习或研究去认识、探索和发现真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用自己的学识服务社会。
作者在书中的一些提法具有独创性。譬如，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到底是从哪一年起，燕大才能称得上是一流大学，之前并没人给出明确的界定。作者谨慎地认为:“1928年，可以说是燕京大学确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一年。其一，是因为之前叙述到燕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举行的考试中的表现。其二，是因为在同一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结果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则是至今仍在运行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虽然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作者的这一观点给予明确的肯定，但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无可置疑是具有创新性的。
第七章“司徒雷登”无疑是此书的精华。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像司徒雷登(1876B1962)那样接近中国社会，融入中国文化，并卷入中国政治。在中国早期高等教育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能与司徒雷登相比。1919年，他在担任燕大校长之后，曾10次漂洋过海，以传教士的虔诚、教育家的执著为学校募集捐款，将一所曾以蜗居面貌出现的学校，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美丽的校园之一。使燕大这所曾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发展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学府。但由于他1946年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其进行了点名批评，司徒雷登也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此后，中国对于司徒雷登教育思想和在华教育活动的研究，几乎成为空白。作者在本章节内容中，对于上述史实都有较好的介绍与描述。
本书也存在一些错误。如在第96页，作者指出“二战之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L“ιιi“°““)，在1930年至1931年间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但并没有给出这一说法的依据。笔者查询了多种资料，均未见欧文·拉铁摩尔曾经是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的记载。据《顾颉刚日记》记载，拉铁摩尔1937年5月28日来校，作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演讲，晚间宴请拉氏时又邀请梅贻宝、邓嗣禹、侯仁之等人作陪。另外，将拉氏定性为“二战之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有失偏颇，准确的定性应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边疆史学专家”。
在第55页，“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一句，应该为“人本来不是要受人服侍”(参见《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第108页:“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大停办，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共有42人”，应该为31人(详见《燕京大学史稿》，第106页)，42人应该是到1952年，燕大并入北大时总计培养的硕士人数。第108页:“燕大历史学会成立于1927年”，应该为“1928年秋”。第108页:“历任学会主席:韩东信……”，应该为“韩叔信”。第127页: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一览表(1926B1951)，陈观胜的硕士论文题目，应该用中文表述:“中国清代西方地理知识的产生”，则更为合适(其他人的题目均是以中文表述)。以上问题希望该书再版时能予更正。
再有，作者对于燕大早年毕业并在美国执教的著名学者如邓嗣禹、王伊同等人的学术成就介绍很少，可能是作者掌握的资料较少所致。笔者认为，这也是本书在内容方面的不足之处。作者正值学术研究的盛年，我们期待着，他能在燕京大学及中国教会大学研究项目中继续开拓，为世人提供更多、更新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