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金融结构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各类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提出的。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由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并且一国的金融结构会随时间变化而不断演变。金融结构在宏观层次上是指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金融资产等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而微观层次上是指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和收益结构的构成、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趋势。最优金融结构是动态的，因此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从根本上说，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这反过来又需要特定金融结构的支持。金融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迁，这会使得金融体系的风险结构相应变化，从而可能改变原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范畴、降低原有金融监管体系的效率。因而金融结构的变迁就要求金融监管做出相应的变革，满足新的监管需求。
金融结构变迁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金融风险种类、风险分布和关联形态，从而增加金融监管成本、降低金融监管效率。在传统的银行导向型和金融市场导向型的两类金融结构基础上，下文根据国内外金融市场发展的最新特征提出第三类“金融证券化型”金融结构，并针对性地分析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风险特征及其对金融监管所提出的要求。
(一)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
传统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德国和日本都是较为典型的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在这类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可以促使企业更好地运用资金、披露信息和按期还贷，银行在吸收社会储蓄、配置社会资本、进行风险管理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一般具有如下风险结构特点。首先，从风险分布来看，金融风险主要聚集于银行及相关的存款者和贷款者。其次，从风险类别来看，主要是贷款的信用风险，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相关的流动性风险等。再次，从风险之间的联系看，以存贷业务为主的金融产品和业务都较为单一，风险之间的联系也相对隔离，较少风险传染。
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下的风险结构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对象以银行为主，监管内容主要是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及质量的控制。主要的金融监管工具是对银行的存贷比、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水平等指标，并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安排，来缓释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监管结构主要集中针对银行而较为单一。
(二)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能够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市场导向型金融系统通过鼓励竞争、促进创新，可以为研发及增长创造更强烈的激励和动机。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在将社会储蓄配置给企业、对公司经营施加控制和进行风险管理等方面，股票和债券市场都比银行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社会的风险结构。从风险分布看，金融风险从存贷款者间扩散到更为广泛的各类金融机构和交易主体中。从风险类别看，除了信用风险之外，因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等导致的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等都更加凸显。从风险间的联系看，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很难绝对分割，而容易相互传导。而且在交易更加便捷、信息更加充分的金融市场中，各类风险更容易传染和扩大。
市场导向型金融结构下的风险结构要求金融监管进行适应性变化，如监管对象和风险类别的增加使得一元化监管走向多元化监管，而在监管模式上要求有基于金融部门的机构型监管和基于金融业务的功能型监管等。
金融证券化的初衷之一就是金融风险的转移和分散，这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结构出现深刻重构。首先，从风险分布看，原来集中单一的风险分散由更多的投资者承担，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可能在广泛的交易者之间传导和扩散，而且大量在场外柜台市场(OTC)进行交易的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缺乏透明度，难以纳入有效监管范畴。其次，从风险类别看，流动性风险日益凸显，因为频繁和高杠杆的交易要求更加灵活的头寸管理，且频繁的市场波动也要求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再次，从风险之间的联系看，金融证券化的发展也使得原本相对风险隔离的子市场成为复杂的风险转移和传导网络，增强整个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风险的外部性。最后，从风险量级来看，金融证券化产品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往往具有较高的杠杆率，这种经过放大的风险对于单个金融机构往往是灾难性的，对于整个金融体系也更容易酿成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结构与金融市场结构的不匹配已经酿成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金融当局金融监管改革的一致方向，就是要与金融结构和风险结构的演进相匹配。
目前国际上有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不同模式，通过分析这些主要的金融监管模式，可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供参考方向。
(一)美国：“多元监管者”模式
美国的金融监管是在联邦层面和州层面同时存在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别由不同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为适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和全球化浪潮，美国通过《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模糊了分业监管结构下不同金融市场的边界，是美国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标志，也允许根据金融行为或者产品类型而不是根据机构来划分监管职责。然而，这一法案并没有完全废除分业监管体系，功能监管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因而，美国金融监管的特点是，监管当局根据金融部门被分割开来而有多个金融监管者，可被称为“多元监管者”或者“部门监管”模式。
随着美国金融证券化的发展和金融风险结构的演变，这种部门监管模式越来越体现出与金融结构的不匹配。这些缺陷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得到集中体现。鉴于此，2010年7月奥巴马签署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份里程碑式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强化了多元监管者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目的是维护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和防止类似金融危机的出现。法案对原有监管机构和职能进行必要的重构。尽管这份改革法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固有缺陷，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多元监管者”或者“部门监管”的模式。
(二)英国：“单一监管者”模式
随着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各业相互渗透和日益融合，原来的多元化监管体系显示出职责不清晰、监管效率低下等缺点。1998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直接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2000年英国议会通过《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正式成立，并将此前分别由九个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分担的监管职能聚于一身。FSA与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有明确的分工：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系统整体的稳定性”，而FSA的监管职责主要是针对各类具体的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本轮金融危机，2009年的银行业法案又增加了英格兰银行“保持金融稳定”的法定目标，防止特定金融领域的风险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可见，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美国多元监管模式的另一极端，只有一个权力极大、几乎全能的监管者，因而也称为“单一监管者”或“综合监管”模式。
(三)澳大利亚：“双峰监管者”模式
一个是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其监管对象涵盖银行、信用合作社、建房互助协会、一般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互助组织、养老金行业的大部分成员，负责整个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而另外一个监管者是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监管对象包括澳大利亚的金融公司、金融市场、金融服务组织，和在投资、养老金、保险、吸储和信用市场上交易和提供建议的专业人士，其职责在于保证澳大利亚金融市场的公平和透明，以及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和知情权。ASIC的权力进一步扩展到银行、保险等更广泛的金融业务范围，同时具备了公司监管者、金融市场监管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者等多个监管角色。
可见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介于多元和一元之间的一种模式，由两个独立的监管者分别负责审慎和业务行为监管，可称之为“双峰监管”或者“基于目标的监管”模式。
对我国而言，需要根据当前国内金融结构的发展阶段，分析我国金融市场所特有的风险结构特征，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最优监管结构和变革方向。
在短期，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仍然是以银行为主体，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的体系，金融行业之间风险结构还相对隔离，但金融集团化和混业经营的趋势已开始显现。金融创新和现代化的程度仍然较为有限，整体而言金融证券化型的金融结构尚未充分形成。因而，美国基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功能的“多元监管者”模式，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市场仍较为适用。而且，中美两国目前都采用多元化的监管者和传统的基于部门的监管结构，因而短期内更容易在不过度冲击现有监管结构模式的前提下，平稳地改进金融监管模式。
从具体内容上看，首先可以授予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大型金融集团全部行为的权力，从而有效防范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对象主要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集团。其次，应在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下，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将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针对不同市场的相关监管者有效聚合在一起，加强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并填补可能存在的监管空白。
然而在中长期，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混业经营趋势更加明显，金融证券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风险传导更加隐蔽、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金融风险结构必将更加复杂。因而未来我国的监管结构要与金融结构和风险结构相适应，更加重视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建议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中长期改革，可以参考澳大利亚基于目标的“双峰监管者”模式，或者是英国完全综合化的“单一监管者”模式。总之，为适应未来混业经营的金融结构以及相应的风险结构，更为综合化和集约化的监管模式是我国金融监管长远的改革方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