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了8年美联储(Fed)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卸任在即。要不了多久，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将需要挑选一位继任者，这会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我认为他应该物色一位通过三重测试的候选人。
首先，他应该寻找拥有适当经验的人。这些人必须拥有类似职位的任职经历并且表现突出。华盛顿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这里的官僚机构是不同寻常的机构。那些联邦高官上任后可以在职位上边学边干，但就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而言，学习过程在上任之前就完成更好一些。
其次，他们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目前，美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就业率过低。在正常年代，可能会有人辩称美联储主席应多关注通胀问题，少关心其他目标。不过如今并不是正常年代。新任主席必须发自肺腑地感受到失业者的痛苦。
第三，他们必须理解正确的经济运行模式。自2008年以来，对于支出可能陷入低水平恶性循环以及美国可能持续受到“无就业”复苏困扰的问题，伯南克操心得太少了。他一再对经济增速、就业和通胀的数据感到意外，这些数据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低于他的预期。
美联储主席的优秀候选人应该是能够从闵斯基主义(Minskyite)和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视角理解美国经济的人：即：时而陶醉、时而悲观的金融家的羊群行为可能造成真正可怕的巨大破坏；若没有政府的推手，决定产出和就业的支出流动是不会自行再平衡的。
这些候选人中有五位远胜其他人，他们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联储现任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以及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前主席劳拉•泰森(Laura Tyson)。他们堪称“五杰”(Fabulous Five)。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上任，我都会十分高兴。选择其他任何人都将是不必要的错误。
如果现在是一个正常时代，我在“五杰”中的首选将十分明显——耶伦女士。回顾1994年，耶伦被克林顿政府从学术圈调入美联储。那是一个高明的选择；她拥有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表现出善于凝聚共识。她常常是人群中最有洞察力的人，却不会不断显摆这一点，她还拥有在华盛顿成功任职15年的记录。
不过，目前并不是正常时代。在正常时代，经济活动低于正常相对水平的“短暂时期”是一年左右。如今，我们已经有5年时间没有看到正常状态了，而且没有多少人愿意押注我们将在失去整整10年之前恢复正常。
在正常时代，美联储的高级政策制定者好比经济学牧师，信奉技术官僚型经济管理的现成福音。而如今，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上世纪20年代一场类似的危机期间所说：“没有人手上有福音”。因此，凯恩斯当时说：“下一步（必须）是开动脑筋……”而今后四年，美联储正是就如何才能复苏和重建进行思考的最佳场所。
这正是为什么我偏爱萨默斯的原因。他是五人中最有创意的思想者。如果我为与萨默斯的一个小时讨论准备4个小时，他会用15分钟把握主线，随后30分钟里我能勉强抵挡，而最后15分钟他会提出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我就算之前用12个小时考虑这个问题也不会想到。如果形势不能更快开始好转，一两年后美联储目前的政策共识显然会“过期”。那时会需要大量打破条条框框的思维。
相对于选择耶伦来说，任命萨默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错误？有可能。如果你告诉我今后四年或许会十分平静，而美联储目前的共识接近最优，我还会选择萨默斯么？不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在萨默斯领导下会平静而愉快么？不太可能，不过该委员会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下也算不上平静而愉快。萨默斯当哈佛校长时未能维持住哈佛教师团队的信心，这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么？会的。不过，奥巴马对于萨默斯执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表现还不错吗？是的。
因此，我认为任命萨默斯的潜在效益大于风险。不过，我对萨默斯的偏好只比耶伦强一点点。如果我换一种方式权衡共识和创造力的相对重要性——就像其他人合情合理地所做的那样——我可能会偏向后者。而且我认为耶伦本来就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五个人里的任何一位都是如此。只是我认为萨默斯可能会更优秀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