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与大国关系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把美国的兴衰作为观察的坐标，一些人就会认为国际战略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然而，二战后的历史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跌落或易位。二战后，导致国际格局第一次重大变化的是战后第一个“世界老二”苏联的“和平解体”。
冷战时期，从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全面抗衡的世界老二是苏联。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和势力范围，建立了仅次于美国的核武库，国际战略格局形成美苏两极体制。伴随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种经济力量中心的出现，美苏两极开始瓦解，世界出现“两极多元”结构，世界经济上出现美欧日三极主导，中国成为国际政治领域重要的力量中心。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日本取代苏联成为世界老二，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国际格局变为“一极多元”结构。
引起国际格局第二次重大变化的是，战后第二个世界老二日本“和平衰落”，中国取而代之。中国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期待、猜疑甚至误解。尽管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外交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自我宣称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其并不能避免作为世界老二而受到来自美国的打压。美国曾经一度在内部把日本视为冷战后最大的经济威胁，压日元升值，在贸易摩擦方面敲打日本，诱导日本国家模式、企业模式转型，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结果，1994年经济规模已达美国80%以上的日本，现在却不到美国的40%。2010年，日本按美元计算的国内总产值(GDP)被中国超过，中国成为战后以来第三个世界老二。2012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4倍，但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日本的约1/10，排在世界第76位。尽管如此，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以此为拐点，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到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事件，对中日关系全局造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中国成为日本防卫战略的主要对象。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企图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造成共同威慑、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美国则多次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企图借助日本及南海问题牵制、消耗中国，但并不愿被日利用来火中取栗。来自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压力反而成为中国壮大发展、开展和平外交、塑造国际新格局的动力和机遇。对中国来说，未来20年最重大的战略课题是如何不成为第三个二战后以来失败的世界老二。
那么，中国成为世界老二，是否意味着中美对立不可调和？ 未必。从传统的大国关系格局看，中美之间的矛盾因素由来已久，美国战略本能决定它不会善待世界老二，甚至可能以对付前苏联和日本的全部手段对付中国。
但是，我们要看到，自2001 年“9·11 事件”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的较量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争。具体讲，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全球化、网络化，形成隐形的“一极”。
国际恐怖组织与传统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热战持续至今，并没有因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和本·拉丹被击毙而终结，相反又蔓延到西亚北非地区。非传统安全因素、非传统国际格局，改变了传统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既要维系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和地缘战略优势，又不能不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应对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严峻挑战。一旦国际恐怖组织获得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核材料，美国的核威慑战略将失灵。
中国并非前苏联，不仅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而且是美国在国际反恐战线、地区防扩散领域必须借助的伙伴。另外，当今世界并非中国异军突起，而是“金砖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在中俄关系中便可看到。
在亚太地区，二战后以来，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几乎每10年就会发生一次格局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四国之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性质的变化方面。变化的原因是国家模式竞争结果与领导人更替后的战略调整，以及国际矛盾的变化和各国决策层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不同。自2010年以来，中日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中日GDP之比：2010年为5．9万亿美元∶5．4万亿美元，2012年为8．3万亿美元∶5．9万亿美元。2013年由于日元大幅贬值，中日GDP总量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照此发展下去，未来三至五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将是日本的2倍，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日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会作出实质性让步。在国际贸易方面，2011年日本进出口分别占世界贸易的4．6%和4．5%，居第四位；中国则占9．5%和10．4%，居世界第二位。在军费开支方面，日本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居第二位。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开始明显调整。这主要表现在2010年12月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其具有国家对外战略的性质，把中国定位为主要防御对象，规定日本防卫重心将转向西南诸岛，明显涵盖钓鱼岛。这表明，日本对华战略的基调发生改变，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警惕和防范为主。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在对华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没变，但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执政表明安倍内阁还不是日本最右的内阁。中日关系也还没有跌到谷底，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性。安倍内阁2013年上半年最大的国内政治目标是赢得7月参议院选举，然后再利用在众参两院支持修宪的2/3以上多数议员，修改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打破发展军备和使用武力的法律禁区。因此，只要不发生海上冲突，安倍内阁并不急于解决钓鱼岛问题，而是要继续利用这一问题维持民众的高支持率，争取打赢参议院选战。
在外交上，安倍内阁并不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是开展针对中国的所谓“战略外交”，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拢有关国家共同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安倍选择参与 TPP 谈判而冷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完全是出于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战略考量。安倍认为，由于中国壮大，单靠日美两国难以应付，而要搞“日美+1”，建立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甚至联手菲律宾和越南，共同牵制中国。前不久，安倍访问蒙古，并对北约颇感兴趣，企图建立更大范围的对华威慑网络。在军事方面，安倍内阁利用所谓“火控雷达照射事件”大做文章，竭力炒作。尽管中方已经否认，但日方仍揪住不放，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一是企图主导日美首脑谈判议题，突出中国问题；二是挑明中国是日本的“威胁”，进一步凝聚日本国内共识，对华进一步采取强硬立场。
日本2013年出版的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都可能借所谓“火控雷达照射事件”公开把中国说成是海上和空中威胁，为下一步再度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做铺垫。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将从以往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转向不惜进行军事对抗的方向。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若与主张修宪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联合，日本修宪便将被提上日程。
今后，日本在中国周边布局的同时，将继续利用中国的社会矛盾、民族分裂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这样，一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日本，很可能促使中国把它视为最大的外部威胁。然而，安倍的“战略外交”开局不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在岛争问题上与邻国矛盾同时凸显，反而使日本更加孤立，甚至在美国那里都没得到无保留的支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对野田内阁“购岛”曾持疑问和消极态度，担心会刺激中国，但野田内阁未听劝阻。
目前，中日之间虽不至于发生战争、冲突，但一些摩擦现象与 1894年甲午战争前有相似之处，中国须居安思危，加强国防。在坚持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常态化的同时，要继续就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根据向日本及国际社会做详细说明，同时着眼长远，继续推进中日世代友好事业，实现钓鱼岛局部利益之争与中日友好的再平衡。
未来2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中国主要威胁将来自内忧外患的复合型挑战及暴力的多边主义，即依靠军事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的军事打击。因此，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同时，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争取实现可持续安全。中国外交要避免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对立起来，因为这两者如同《易经》中的阴与阳是不可分割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在“韬光养晦”时要坚持原则，自强不息；在“有所作为”时要谦虚包容，广结善缘。在塑造国际战略新格局的进程中，中国应注意关照各国利益，努力做好负责任大国和受别国信任、尊敬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