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坏事发生——伊朗离拥有核武器又近了一步，朝鲜又发射了一次导弹，叙利亚内战平民死亡人数又上了一个台阶，卫星显示极地冰带融化令人警觉——总有一些官员和观察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问题只有一个：没有“国际社会”。
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制度将“世界”拧在一起。联合国大会是最接近的制度，但在联大，美国和中国与斐济和几内亚比绍平起平坐，对于如此组织，你也无法提起多少期望。
平心而论，二战后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是作为大国会晤决定世界命运的机构而设立的。但即便是这个安排，也没有按计划展开，部分是因为2013年的世界与1945年已经毫无相似之处。要不然如何解释英国和法国，而不是德国、日本或印度拥有永久否决权？
可惜，关于如何更新安理会，目前尚无一致意见。类似G20的安排值得欢迎，但缺少正统性和能力，而且规模过于臃肿。结果就是“多边主义困境”：容纳更多行动方能增加一个组织的正统性，但会因此牺牲功能性。
联合国改革也无法带来根本性的不同。如今，大国就世界治理规则众说纷纭，更不用说破坏规则的惩罚了。即使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如何实践也是莫衷一是。结果是世界比其所应有的模样更乱更危险。
就拿气候变化来说吧。燃烧化石燃料对地球温度产生影响是可测量的。但减少碳排放却难于上青天，因为这方面的承诺会制约GDP增长（对于深陷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不啻于诅咒），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获得能源和电力，中国和印度无法接受这一点。
停止核武器蔓延似乎是前途相当光明的全球合作问题。核不扩散条约（NPT）限定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仅限于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而且只能暂时拥有。
但协定薄如纸。NPT允许拥有出于发电等目的开发核能的权利，各国政府利用这一漏洞制造生产核武器燃料所需的大部分材料。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1957年所制定的检查制度只是个君子协定；检查人员只能检查问题政府自己披露的已知设施。政府（比如伊朗政府）可以也确实在秘密地点从事非法核活动，国际检查人员要么对此不知情，要么无法进入现场。同样重要的是，没有协定规定违反NPT（比如伊朗和朝鲜，后者在2003年退出了NPT）会怎样。
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多一些。在减少关税壁垒方面确实有所进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其195个成员国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但扩大全球水平自由贸易的进展陷入了停滞，许多国家在农业产品待遇、取消补贴和服务贸易方面存在分歧。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合作才刚刚开始——艰难起步。美国最关心网络安全和保护知识产权和基础设施。专制政府更关心信息安全——控制在互联网上获得什么信息的能力，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对于该领域合理的目标，尚没有一致意见。无处不在的非政府行动方让事情更加复杂了。
另一个国际社会中看不中用的领域是人道灾难。大规模攻击人民或坐视人民被攻击的政府将受外部干预。这一“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在2005年写入了联合国。
但许多政府担心R2P增加了人们对它们采取行动的预期，而这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军事支出和商业优先事项代价。一些国家的政府还担心可能成为R2P的目标。俄罗斯和中国在向应该受到指责和制裁的政府施压方面持保留态度，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叙利亚问题无法形成一致只是结果之一。
简言之，指望国际社会解决世界问题的人将感到失望。没有理由绝望或采取单方面行动。但只要“国际社会”更多地属于希望而不是现实，多边主义就必须更加多样。
在贸易领域，这意味着地区和双边协定。在气候变化方面，寻求“迷你协定”制定最低限度的标准提高能源效率、减缓森林采伐和限制最大经济体的碳排放更有意义。
在这些和其他领域，政府应该围绕地区承诺合作，比如相关国家或有意愿国家之间的结盟，或仅仅寻求各国之间关于尽力采取共同政策的谅解。这样的方法可能不如正式全球承诺范围广、正统性高，但在将事务落到实处方面自有其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