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时崛起的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及其相互关系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近年，两国关系总体平稳且日益向好，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间领土领海争端浮上水面之时，中印边界却相对平静，这是权宜下的短暂和睦还是运筹中的长远有治，不仅预示未来中印关系的基本走向，或也昭示邻国间处理领土争端及大国间发展新型关系的新路径。本文拟聚焦1988年以来中印关系从缓和走向成熟的过程，分析其特点和成因，进而预测其未来趋势。
一
中国和印度于1950年4月1日建交，迄今已63年。以1962年两国边界冲突和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两大分水岭，中印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1962 年以前的友好期，1962－1988年间的冰冻期，以及1988年以来的发展期。1988年以来的中印关系又大体经历了从缓和到逐渐成熟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发展，高层互访日益频繁，边界谈判稳步前行，经济、文化和军事往来全面推进，多边合作方兴未艾。两国还于2005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间，双方虽因签证问题、西藏问题、边界问题等略有龃龉，但中印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势头。事实证明，在两国边界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中印已摸索出一套妥善处理分歧、推进务实合作的行之有效的路径，从而使两国关系日益走向成熟。
当前中印关系的成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两国关系基本在战略合作伙伴的总体框架内运行。关于中印关系的性质，国际学术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论。由于对1962年中印战争和其后较长时间中印交恶的深刻记忆以及中印边界争端尚未解决的事实，西方学者多秉承传统的对抗视角，断言中印是对抗和竞争的关系，“龙象之争”成为他们解读中印关系的惯用标签。
在中印各自国内，对两国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印度国内，所谓“中国威胁论”时常见诸报端。面对内外并不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中印两国政府始终保持着清醒，并于2005年决定建立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中印关系定了调、定了性。从近年中印关系的发展轨迹看，两国基本遵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思路来发展双边关系。近年，两国围绕边界、西藏、签证、贸易逆差等新老问题所产生的争执和矛盾，并未撼动双方对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信心。相反，在日益频繁的高层互访中，双方就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一系列共识，并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这些共识主要包括：
两国不是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 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 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中印应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分歧，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的关切和愿望；中印关系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也不影响各自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实践层面，中印两国已接受并开始适应对方的发展或崛起。在2011年开启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就世界经济形势、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及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深入交换了看法，目的就是为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除双边合作外，中印近年在多边领域的成功合作更是有目共睹。在20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多哈回合谈判中，双方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在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上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其次，妥善处理分歧，积极推进互信建设。边界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1988年以前，中印关系之所以难以走出僵局，主要就是因为太过纠结于边界问题。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表示同意将“边界问题与其他合作脱钩”确立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印关系从此取得突破，开启正常化进程。当年发表的《中印联合新闻公报》规定：“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办法的同时，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合情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此后，这一原则在两国达成的官方文件中反复得到确认，在实践中也得到双方的认真贯彻，而且进一步发展为将两国的所有分歧与其他合作脱钩。2006年《中印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致力于通过和平途径，以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积极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分歧，包括边界问题。同时确保这些分歧不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将边界问题与其他领域合作脱钩，并不意味边界问题被束之高阁。相反，中印两国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并取得了重要进展。2003年，双方建立了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专门负责边界谈判，并确立了“三步走”解决路径：即确立政治指导原则，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最后进行划界和勘界。由于特别代表分别由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任命，其政治授权较高，从而确保了边界谈判的深入。2005年，双方达成了《关于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这是1981年中印开始边界谈判以来有关解决边界问题的首份政治文件，被视为“重要进展”甚至是“突破”。同时，两国《联合声明》还将早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战略目标”。此后，两国特别代表围绕解决框架继续定期会晤，迄今已进行了15轮正式会谈。尽管进展缓慢，彻底化解分歧的难度很大，但双方对已取得的成果均表示肯定。印度特别代表梅农2012年底向媒体透露，双方正在准备一个“共同谅解”报告，以回顾和总结过去15轮边界谈判，推动未来谈判。
当然，边界问题不解决，两国间的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就难以彻底消除。为解决这一问题，防止互信缺失的扩大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或伤害，双方近年来一直大力推动互信建设并取得重要进展，不仅切实维护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宁与和平，也保持了两国间相对积极的政治氛围。一方面，两国间的两个协定和一个机制，在确保两国边境“无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两个协定，就是1993年双方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简称“1993年协定”)和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简称“1996年协定”)。鉴于两国目前对实控线的走向还不能达成完全一致，为避免误解与误判，中印还于2012年1月设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专门负责处理边境突发事件，希望通过及时沟通与信息交流，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另一方面，军事交流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全新领域，也是近年双方互信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和2005年，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和总参谋长梁光烈先后访问印度。2006年，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进一步扩大军事交流。2007年，中印决定建立年度国防对话机制，迄今已进行了5轮对话。近年，中印还开展了联合军事演习，如：2003年的海军联合演习，2007年和2008年的陆军联合演习。2010年，双方因签证问题发生一些争执，军事交流一度中断。但2011年底，两国年度国防对话恢复。特别是2012年9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印度，双方就恢复和加强防务合作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两军加强高级别交流；建立青年军官交流机制；加强各军种间的交流；推动两国海军在亚丁湾的反海盗合作；开展新一轮联合军演等。中印军事交流的重回正轨，是两国关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三，拓宽和深化两国交流，扩大合作面。经济合作是中印关系的一大亮点。2011年，中印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39亿美元，是2000年两国贸易额的25倍，是1991年的284倍。中国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出口商品主要有机械、电机、钢材、化工产品等，印度对华出口商品主要有铁矿砂、棉花、塑料、汽车零件等。除商品贸易外，两国相互投资也快速发展。2006年，两国签署《中印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为鼓励和促进两国间更大规模的投资提供了制度和法律基础。据统计，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对印投资累计约5．8亿美元，印度对华投资累计约4．4亿美元。印度著名企业雷迪博士实验室有限公司(Dr．Reddy’s La-boratories)、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等均在华开展了业务。中国中钢集团、三一重工、华为、中兴、海尔等多家大企业也在印经营项目或投资设厂。在2012年底中印第二届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两国还达成了价值总额48亿美元的企业间双向投资意向协议。此外，两国金融合作也有明显进展。2006年以来，两国进行了五次“金融对话”，双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热点话题保持着密切磋商。多家印度银行已在华设有分行，其中印度国家银行在上海的分行还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2011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在孟买开设了分行。
此外，中印近年在能源、科技、人文领域的合作也稳步推进。在能源领域，两国于2006年1月签署《中印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鼓励两国企业加强合作，包括在第三国联合开采和开发油气资源。此前，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和印度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已在苏丹合作3年。2005年底，上述两家公司还联合竞标，成功购得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份，总值5．7亿美元，中印公司各拥有一半的比例。近年，双方还加强了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如2011年底印度信实电力(Reliance Power)与中国广东的明阳风电产业集团签署了价值30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协议。
据印度驻华使馆网站报道，中国近年还向印度输出了核电设备，表明两国民用核能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科技领域，2006年双方将地震工程学、气候变化和天气预报、以先进材料为主的纳米技术和以生物纳米为主的生物技术及制药列为四大合作领域。2010年，双方签署《中印关于绿色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近年，双方信息技术合作也不断加强。2011年底，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与河南省签订价值8亿美元的合作协定，拟在河南建立信息科技园区。同时，两国还决定合作开发通用的数字电视和移动通信标准。在人文领域，两国通过“中印友好旅游年”、“中印交流年”、“中印友好合作年”、“国家节”等系列活动促进了人文交流。2006年以来，双方还开展了青年互访活动。2010年，双方宣布共同设立中印优秀大学生交流项目。2011年4月起，印度部分学校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了汉语课程。目前，约有近万名印度学生在华求学，主要是医学专业；有2000名中国学生在印度学习。
二
近年，中印关系发展总体平稳并日益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而言，两国利益诉求的重合是两国关系日益成熟的主要基础。中印利益诉求重合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双方战略诉求相近，重发展、谋崛起的战略目标规定了中印和平相处的基调；二是两国国际地位相当，身份认同相似，由此产生的共同利益催生了双方在多领域特别是多边议题上的合作。纵观中印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两国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呈现出惊人的趋同态势。尽管起点不同，但中印都经历了国家战略的重要转型，即都将国内发展和民族复兴作为核心目标，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两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任务。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奉行这样的方针，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两个“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印度经济改革起步于1991年，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经济发展步入相对平稳的快速增长期，并跻身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九。事实上，自1990年代末，“印度复兴”和“印度崛起”就成为印度历届政府的战略目标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2008年初，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尽管中印两国制度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是相同的，“发展议题占据了两国社会的中心舞台”；“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印两国都寻求其周边及邻近地区的安宁与稳定”。正是这种相似的战略诉求，使中印双方认识到，作为山水相连的两个邻近大国，中印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保持友好、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访印时所指出的那样：“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是两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国情、共同的挑战，使我们加深了彼此理解，也注定我们必须相互支持。”中印2010年《联合公报》中也再次确认：“双方欢迎对方的和平发展，认为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双方相信，两国关系的发展为加强双方合作提供了不断增长的机遇。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共同发展，也有足够领域供中印开展合作。”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以及相似的利益诉求，促使中印在全球层面或多边议题上加强合作。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印都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发展长期成为两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但作为快速发展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印又同时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如何在发展与减排方面保持科学的平衡，是中印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事实上的“攻守同盟”就不足为奇。再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中印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推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提升自身话语权方面有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印在“建立一个开放、公平、平等、透明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方面也有“共同愿望”，同时在稳定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加强对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等方面也面临共同挑战。
因此，两国在上述问题上所持立场非常相近，并以“金砖国家”峰会、20国集团、多哈回合谈判等多边机制为重要平台，合作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就主观而言，中印政治高层对两国关系的积极引领以及两国间各种沟通对话机制的不断完善，对两国关系在互信不足和分歧尚存的情况下得以平稳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高层领航是近年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两国高层互访频繁，领导人间的直接对话不仅反复确认了中印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方向，促进了合作，而且也通过及时的沟通与对话解决了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些问题(如签证问题) ，消除了双方不必要的猜疑(如水资源问题)。在双边层面，两国领导人基本实现了年度会晤。另外，由于目前中印都是在G20、东亚峰会、金砖峰会等多边机制的成员，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的机会也非常多。为推进两国高层直接沟通，双方于2010年决定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和外长年度互访机制，并开通了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其实，早在2009年，围绕当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印两国总理就多次专门通电话协调立场，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专门会见和磋商，并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立场文件，敦促发达国家履行义务和承诺，从而有效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另一方面，对中印关系中重大和敏感问题，两国最高领导人始终保持介入。如前所述，中印边界“特代”会谈得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授权，保证了谈判的深入、有效，同时也说明两国最高领导人始终对边界谈判保持着关注和指导。近年，“特代”会谈的内容已不限于边界问题，而是涉及双边关系的许多方面，表明该机制正成为两国高层战略对话的一个新平台。由于中印双方互信起点低，部分媒体(主要是印度方面)常喜欢炒作中印矛盾。对于可能会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不实报道和言论，两国政府包括最高领导人都能及时出面澄清。这里仅举两例。近年，印度国内对中印跨境河流的安全问题异常关注，有媒体炒作中国拟在雅鲁藏布江(印境内称作“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建造多座大坝，实现“西水东引”，因而会威胁下游印度的水安全。对此，中印官方多次出面澄清。据报道，2009年中印两国总理在东亚峰会期间讨论了该问题，印度总理辛格回国后向国内表示，他“相信”中国并无这样的规划。中国外交部也多次表态，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在开发跨境水资源时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会充分考虑对下游的影响。2010年中印《联合公报》还对“两国在跨境河流领域开展的良好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印方表示“赞赏中国向印度提供汛期水文资料和在应急事件处置方面提供协助”。又如，近年印度时常有媒体炒作中国军队“侵入”中印争议地区的印控区，对此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都相继澄清。印方最近一次表态是在2012年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期间，印国防部长安东尼承认，“过去三年没有发生过中国军队进入印控区的事件”。
机制保障是近年中印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近年，中印交流日益制度化，各领域对话机制不断完善。如前所述，在政治领域，两国最终建立起最高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和外长年度互访机制。在边界问题上，两国一是通过两个协议建立起边境地区的信任措施，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二是建立了“特代”会晤机制，专门负责边界谈判；三是为处理边境地区的突发事件，两国又建立了便利磋商及应急的新工作机制。其中，两国边境地区信任措施的相关机制迄今而言最为成功，特别是在双方军事互信因同步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而备受干扰和挑战的情况下。换言之，中印边境地区20年来之所以能够保持安宁与和平，主要得益于两个协定对双方行为规范的细致而严格的规定。例如，1993年协定主要规定了如下原则：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遵守实控线，任何一方不得越过实控线；双方裁减各自在实控线地区的军事力量，使其保持在最低水平；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双方确认的区域内进行特定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实控线地区如发生意外事件，双方应通过边防人员会晤和友好协商加以处理。而1996年协定则是对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如裁减军事力量、控制军演规模、应对突发事件等)进行了更为翔实、具体的规定。在国防领域，两国有年度国防对话。在水资源领域，双方建立了专家级磋商机制，就跨境河流的水文报汛、应急事件处理等定期进行交流与合作。随着中印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两国又于2010年底决定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经济合作，同时解决经济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贸易不平衡问题。2011年9月，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决定成立政策协调、基础设施、能源、环境保护、高技术等5个工作组。2012年11月举行的第二轮对话中，双方就铁路建设、节能环保和信息技术合作等问题又签署了一系列备忘录。
三
无可否认的是，中印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未来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仍相距甚远，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尚需时日；两国军事互信仍很脆弱，边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迫使双方不敢放松军事准备，而两军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又加重了彼此的军事猜忌；第三方因素仍困扰着两国关系，如印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异常敏感，中国对印度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方向亦有所警惕；中印贸易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贸易不平衡问题有待解决且难度不小；伴随中印崛起，两国利益同步拓展，利益交叉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相互竞争在所难免，新问题与新挑战会不断涌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如此众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中印关系近年来总体保持了平稳的发展势头，避免了大起大落，深化了合作，不仅为各自国内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展望未来，中印关系能否保持目前这种平稳态势，继续朝积极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其说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客观描述或反映，不如说是对两国关系努力目标的确定，因为两国关系中尚存一些阻碍双方进行战略性合作的重大且不易化解的障碍，如边界问题、第三方因素等。客观讲，西方和印度舆论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如前所述，从2005年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轨迹看，这一关系定位对中印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双方沿着这条轨迹开展了一系列战略合作，今天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越来越名副其实。未来双方能否坚持这种关系定位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双方的战略重点会否调整，即发展是否仍是双方的第一要务。只要双方仍将发展作为国家崛起的主要途径，将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双方就会冷静对待两国分歧，特别是边界争端。其二，双方相对的国际地位会不会发生质变。目前，依照国际属性，中印位于一个类别或阵营，如同属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未来，双方的总体实力差距是日渐缩小还是日渐悬殊？如果经济实力对比日益悬殊，弱势一方容易对军事力量对比产生过激反应，进而影响对整个综合国力对比态势的判断，从而产生“被威胁感”。
第二，中印能否坚持求同存异并有效管理双边分歧？
战略合作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共同利益并化解分歧、矛盾的磨合过程。大国间有利益竞争在所难免，邻国间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更是零和游戏。中印关系既是大国关系也是有着领土争端的邻国关系，两国发展战略合作的关键就是将共识与分歧有效分割，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对双方的矛盾和分歧进行有效管理。中印关系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主要得益于双方所坚持的“边界问题与其他合作脱钩”的基本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边界谈判进展大大低于预期，领土争端离彻底解决还甚为遥远时，人们就容易失去耐心，“边界问题与其他合作脱钩”的基本原则就容易遭遇质疑。求同存异并非机械地搁置分歧，而是正视分歧，管理分歧，并最终解决分歧。当分歧一时难以解决时，有效管理分歧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
第三，两国政治领导人是否勇于担当？
如前所述，在近年中印关系发展进程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及民意的积极引领作用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边界争端这个敏感议题上，两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政府决策均受到民意的严重制约，要想边界谈判有所突破，两国政治领导人都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决断。政治领导人是否勇于担当，既与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授权密切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战略眼光和历史责任感。在处理中印边界争端这样的复杂问题时，政治领导人是否能突破政党利益和选举政治的束缚，从长远国家利益、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地区和平的角度来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尤其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