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长期崛起
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可分为三个独特和连续的阶段：(1)持续了8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到 1800年)的长期准备期，即从作为前现代社会之通常组织形式的进贡模式开始的转变；(2)短暂的成熟期(19世纪)，在这一时期“西方”确立了其统治地位；(3)由“第三世界的觉醒”(我的著作标题，2007年出版)所导致的漫长的“衰落期”，其间各民族及其国家重新取得了改变世界的主动权，其中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针对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的帝国主义秩序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长期道路上的潜在动力。在21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和国家正在发起第二次独立浪潮。
所有前现代世界的先进社会(不只局限于欧洲的“封建”社会)特有的那些内部矛盾，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技术革新，而正是这些革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最早的浪潮来自中国，那里自宋代(公元11世纪)开始发生变革，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超越。继“中国”浪潮之后的是“中东”浪潮，它发生于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世界，然后通过十字军东征及其余波传入了意大利。
最近一次浪潮关涉着古代进贡世界向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转变。随着对美洲大陆的征服/发现，它开始在欧洲西海岸发生，并在300年(1500—1800年)的时间中采取了重商主义的形式。逐渐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一波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产物。历史资本主义的欧洲(“西方”)形式产生于大西洋和中欧，之后传到美洲，又传到日本，其特点是建立在剥夺基础之上的积累模式：首先剥夺农民；然后是周边国家的人民，他们被资本主义全球体制所吞没并成为后者的附属国。因此，这种历史形式与中心/边缘的矛盾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在不停地建构、复制和加深这种矛盾。
历史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发明了新式的“机器工厂”(伴随着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法国大革命则造就了现代政治。
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短时期内发展成熟，标志着这一体制的最高点。资本积累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统治社会的基本法则。从一开始，这种积累形式就是建设性的(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惊人的、持续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是破坏性的。马克思观察到，积累毁灭了财富的两个基础：人类(商品异化的牺牲品)和自然。
我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尤其强调了积累的破坏性的第三维度：对外围的被统治者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剥夺。马克思忽视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因为，在马克思撰写著作的短时期内，欧洲似乎专门致力于内部积累的需求。于是马克思把这种剥夺降级为“原始积累”的临时阶段。相反，我则把它描绘为永久性的。
事实上，在这短暂的成熟期内，资本主义发挥了无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它创造了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和有必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替代的条件，既在物质层面上，又在与它相伴随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层面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是如此)，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它能够加速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关联着“公平的”收入分配，就被认为是一种优越的“生产模式”。社会主义是另一回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因此，工人阶级运动并非偶然地植根于被剥削人民以及致力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这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明显，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表达。同样并非偶然的是，这一挑战采取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
垄断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了长期的衰退阶段。我的意思是，积累的破坏性方面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压倒了其进步的、建设性的方面。19世纪末，随着新的生产垄断(不再仅限于重商主义时期的贸易领域和殖民征服领域)的确立，资本主义的这种质的转变成型了。这种转变是对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长期结构危机的回应，危机开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正如希法亭和霍布森所强调的那样)表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自身如今已经过时了。对剥夺者实行必要的、可能的剥夺的时机到了。这种衰退体现在标志着20世纪历史的战争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列宁因此正确地把垄断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不过，列宁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第一次漫长的危机就是最后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历史后来证明，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这次危机，甚至能够适应由俄国和中国革命以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所造成的挫折。然而，在短暂的垄断资本主义复兴(1945—1975年)之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又出现了第二次漫长的结构性危机。针对这次新的挑战，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新形式的质的转型，我称之为“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在对资本主义“长期衰退”的阐释中出现了大量的重要问题，涉及当今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的性质。历史垄断资本主义的“长期衰退”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期过渡”的同义词吗？这一点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呢？
从1500年(大西洋的重商主义形式向成熟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到1900年(对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的挑战的开始)，西方人(欧洲人、北美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一直是博弈的掌控者。他们独自塑造了历史资本主义新世界的结构。已经被征服和统治的处于边缘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会尽可能地抵抗，但最后总是被打败并被迫适应他们所处的附属地位。
与欧洲—大西洋世界的统治地位相伴随的是其人口的爆炸：1500年欧洲人占地球人口的18%，1900年则占到了36%，他们的后代移民到了美洲和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历史资本主义以农民世界的加速消失为基础的积累模式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自发地向边缘地区民族和国家转移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发生的最后一次社会主义革命。20世纪，伴随着边缘国家人民的觉醒，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它最初的表现是伊朗革命(1907年)、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中国革命(1911年)以及处于“半边缘位置”的俄国的1905年革命。这种边缘人民和国家的觉醒被1917年革命、阿拉伯—穆斯林复兴党、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宪法(1908年)、1919年的埃及革命以及印度国会的形成(1885年)进一步推进。
作为对历史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危机(1875—1950年)的回应，在1914—1917年间，边缘国家的人民开始解放他们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与进步性社会革命相关的社会主义(俄国、中国、越南和古巴)或民族解放(印度、阿尔及利亚)的旗帜下，他们被动员起来。他们采取了此前一直被(旧的)“古典”帝国主义的支配地位所阻碍的工业化道路，从而迫使帝国主义去适应边缘地区民族、国家和政府的第一波独立运动。
我没有依据康德拉捷夫长波理论来看待老化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两次长期危机，而是把它们视为历史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衰退和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转化的两个阶段。我也不把1914—1945年这一阶段单独看作是继承“英国霸权主义”的“30年战争”。我把这一阶段看作是帝国主义中心对抗边缘世界(东部和南部)第一次觉醒的长期战争。
边缘世界民族的第一次觉醒浪潮的衰落有很多原因，包括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和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成功找到了统治世界体系的新方式(通过对技术发明、资源、国际金融系统、资讯信息技术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
然而，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长期危机，这时正好是在第一次危机之后的100年。资本对危机的反应与上一次完全相同：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强制集中、全球化(“自由的”)和金融化。但是，新的三方集团帝国主义(美、欧、日)的胜利时刻——第二次“美好时代”(1990—2008年)，与第一次“美好时代”(1890—1914年)相呼应——却是短暂的。一个充满了混乱、战争和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开始的边缘国家的第二次觉醒浪潮现在不再允许三方集团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地位，更不能允许它们通过对世界的军事控制来达到这一目的。
列宁把垄断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把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永恒阶段”，因为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已经建立，它从来没有停止复制和深化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化。19世纪末的第一波垄断的形成的确涉及资本生产模式在基本结构上的质的转变。列宁由此推断，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近在咫尺；罗莎·卢森堡则认为，替代性的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列宁确实太乐观了，低估了帝国主义租金(及其与之相关的转变)的作用对革命从西方(中心)转移到东方(边缘)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资本集中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构成了这一体系的第二次质的转变，我把它称为“普遍化的垄断”。从现在开始，它们不仅控制着现代经济的高地，而且成功地直接控制了整个生产体系。中小企业(甚至一些垄断集团之外的大型企业)，如农场主，事实上失去了产业，降低到了次级承办商的地位，从而服从于垄断集团的严格控制。
在资本集中化的最高阶段，它与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资产阶级)的联系已被打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由本地家庭构成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让位于不具名的寡头/富豪政治，尽管后者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处于分散状态，但他们却控制着垄断集团。在过去几年中发明的金融业务所涉及的范围见证了这一异化的极端形式：投机者甚至可以卖掉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以至于产权原则被贬低到了可笑的地步。
社会性生产劳动的功能已经消失。高度的异化早已把生产性美德赋予了金钱(“金钱会下崽”)。现在异化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本身的美德就能够独自“产生利润”。出于对该体系的再生产的要求的回应，新的资产阶级已经被降到了“领取薪酬的奴仆”的地位(而且还不稳定)，尽管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上层的成员，属于“工作”报酬丰厚的优越阶层。
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可能的答案：垄断机构必须被国有化。这是通往可能的工人和市民管理的社会化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沿着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前进。同时，这将是唯一的发展新的宏观经济的方式，这种新的宏观经济将为中小型企业的运作保留真正的空间。若不这样做，抽象资本的统治逻辑只会造成民主与文明的衰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普遍化的种族隔离”。
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我对历史资本主义的阐释强调由资本的形成历史所产生的世界多极化(中心/边缘的对比)。这一视角质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景以及历史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思想。我们面对的“革命”(或转化)不一定是这些历史观点的基础，也不一定是战胜资本主义的策略。
人们应该认识到，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所要挑战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还不如说是现存资本主义的持久的帝国主义特征。因此，问题在于这种斗争的重心的转变是否一定(至少是潜在地)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
把现实分析中的“科学化”阐释与社会和政治行动(宽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基础理论(也就是对由资本剥削工人劳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真正来源的发现)对于这种斗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马克思的这种基本和显著的贡献被放弃的话，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双重失败。任何对剥削理论(价值规律)的放弃都会把对现实的分析降格为对现象的分析，都是一种被对商品化需求的屈从所局限的思维方式，而这恰恰是由该体系本身所造成的。同样，放弃这种基于劳动价值的对该体系的批判也就毁灭了改变世界的策略和斗争的有效性。
这样的话，这些策略不过是在这种异化的框架内被设想，其“科学性”论断没有真正的基础。
然而，仅仅依附于马克思的清晰分析是不够的。不仅因为“现实”本身在变化，而且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发展中总有“新”的事物需要被考虑。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并不完整。在他计划出版的《资本论》第6卷中(没有真正撰写)，马克思打算讨论资本的全球化。现在，这需要由其他人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敢于倡导建立“全球化价值规律”的模型，恢复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的非平等发展(通过中心/边缘的两极化现象)的位置。在这种模式中，“帝国主义租金”被融入资本的生产与循环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这一整个过程中。这种租金是导致挑战的源头：它解释了为什么帝国主义中心的社会主义斗争会衰退，并且强调了边缘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的斗争具有的反帝国主义性质。
这里，我不再去讨论马克思的文本对这一问题的诠释。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巨人，由于其批判的敏锐和思想上不可思议的缜密，他的直觉必定告诉他，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可以从他对英国工人阶级与沙文主义结盟的灾难性后果的敏锐观察中看出，而这一后果与对爱尔兰进行殖民剥削直接相关。对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法国，马克思一定也不惊讶，因为法国在经济上比英国落后，在政治觉悟上却比英国高。像恩格斯一样，他也希望德国的“落后”能使一种进步的原始形式向前发展，把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融合在一起。
列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强调了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质的转变，得出了必然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一个必要的进步性的阶段，现在已经“腐朽”(列宁自己的话)。换句话说，它已经变得“陈旧”和“衰老”(我的用语)，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期不远，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在这个框架中，他设想了一种在边缘地带(比如作为“薄弱环节”的俄国)开始的革命并付诸实践。然后，在他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破灭之后，他认为革命应向东方转移，在那里他看到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与反资本主义的目标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
毛泽东严密表述了在上述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并不存在于19世纪最明晰的政治觉悟中，其出现是由于改变世界的主动性已经向边缘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转移。
帝国主义租金不仅造福于统治中心的垄断资本(以超级利润的形式)，它也是社会整体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它存在明显的阶级结构和对工人的剥削。这就是佩里·安德森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所清楚分析的状况，他将其描绘为“失败的产物”(对社会主义视角的抛弃)。随后马克思主义遭到谴责，因为它不再致力于“改变世界”，而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失去了政治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泛滥是最终的后果，它既向美国的“共识”意识形态靠拢，又向服务于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大西洋主义靠拢。
“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指的是忠诚于朝向社会主义的长期道路的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提供一个解决边缘地区人民(占世界人口的80%)问题的办法！“改变世界”因此意味着改变这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世界的现实，以使变革的力量尽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必然需要承担起一个面向三个大陆(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决定性使命。
这与我们面临的斗争领域有何联系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我的主张是分析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转化(“老化”)为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因此而更加老化)。这是为了回应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长期体制危机而发生的质的转变，而这种危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1)帝国主义体制已经转变成了三方集团帝国主义，以回应第一次觉醒浪潮所带来的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这与新帝国主义实施控制世界体系的新方式同时发生，这些新的控制方式基于对地球及其资源的军事控制、寡头们对独占技术的超级保护以及他们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2)随着独特的统治寡头的出现，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视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所代表的决定性转变的普遍化。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知识分子拒绝衡量寡头集中的决定性影响，如今寡头们在整体上支配生产系统，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支配着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活。把“社会主义”这个词汇(随后是“共产主义”)从语言中抹去后，他们展望的不再是对剥夺者的必要剥夺，而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被他们称为带有“人类面孔”的“另类资本主义”。“后”话语(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的泛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这种决定性转变不置一词，而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核心。
在法语中，“le people”(更精确是，les classes populaires)就如同西班牙语的“el pueblo(los clases populares)”，它不是“所有人”的同义词。它指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因此也强调他们的多样性(及其与资本的各种关系)，它使建立有效的具体策略成为可能，并使这些策略成为积极的变化动力。这与英语的同义词正好相反：“people”(人民)并没有这个意思，它与“les gens”(每个人)同义，在西班牙语中，其同义词是“la gente”。官方宣传中忽略了这些概念(它们由马克思主义提出用法语和英语表述)，并代之以一些模糊的词汇，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奈格里所使用的“multitude”(大众)。赋予(没有增加，反而减了很多)这一词语一种所谓的分析力量，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错乱，他借用了斯宾诺莎的用法，而斯宾诺莎所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与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联系。
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的时髦的政治思想也忽视了普遍化垄断的统治所具有的帝国主义特点，进而用空洞的词汇“帝国”(奈格里所使用)来替代它。极端地说，这一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任何对帝国主义租金的反思。只有认真考虑这一概念，才有可能理解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及其带来的挑战。
相比之下，关于用什么样的术语来分析这一挑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又具有现实性的观点，使他有可能推断出沿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不断前进的有效策略。由此，他区分并联系了现实的三个方面：人民、民族和国家。
人民(大众阶层)“想要革命”。这意味着有可能建立一个霸权集团来把不同的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团结起来，这个集团对立于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的那个集团，后者的运转依赖于买办霸权集团和供其驱使的政权。
帝国主义统治否定“民族”的尊严(被边缘社会的历史所伪造)。这种统治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民族的原创性。人民的解放与他们所属的民族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用一个更加团结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来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民族需要“解放”，这与人民斗争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因此，这里的“解放”并不是对过去的恢复(一种文化主义者对过去的幻觉)，而是对将来的创造。这是基于民族历史传统的激进转型，而不是虚假的“现代性”的人为植入。继承下来并受到转型检验的文化在这里被理解为政治文化，请注意不要使用毫无区别性的词汇“文化”(它包裹着“宗教”和很多其他形式)，它没有任何所指，因为真正的文化并不抽象，也不是一种历史上永恒不变的存在。
谈论“国家”的基础就是必须承认其在处理与霸权集团的关系中的自主权，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即使国家也具有大众性和民族性。只要国家存在，就不能忽略它相对的自主性，至少在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中，它的相对自主性会始终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没有国家的社会”，而不是之前。这不仅因为人们应该保护大众和民族的进步不受持久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要推进这一漫长的转变”也需要“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在边缘国家极力阻止的事情，并消除世界两极化现象，这与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分不开的。这与通过模仿中心帝国主义来实现“追赶”是不同的，这种追赶是偶然的、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受欢迎的。它强加一种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概念，这种现代化/工业化基于实施过程中大众阶级的真正参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会给他们带来即时利益。因此，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占主导地位的推理，即认为人民应该无限期地等待，直到生产力的进步最终产生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的条件。这些力量最初就应得到发展，以便建设社会主义。显然，国家的力量处于“发展”的需求与“社会主义”的需求之间的冲突的中心。
“国家需要独立”，这必须被视为两方面的目标：大众阶级的独立(自治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世界压力下的独立。“资产阶级”(宽泛地讲，在国家处于控制地位的统治阶级，其目标总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民族性和买办性。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扩大自治来对抗帝国主义的话，他们会选择“捍卫民族利益”。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们会选择成为“买办”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需求。“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仍然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即使它以大众集团为基础时，也至少部分地受到“资产阶级” 倾向的驱动。
从以上三个层面(人民、民族和国家)对现实的正确阐释是“变革”这条漫漫长路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这需要加强人民进步、民族解放和国力发展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如果大众的动机与国家的动机之间的矛盾加剧，则任何进步最终都会失败。
如果这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不关注对其他层面的阐释，那就将陷入僵局。作为唯一的实体的“人民”这一抽象概念，和不必担心权力交替就能改变世界的抽象“运动”的论断，都是不成熟的。“不惜任何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思想(被看成与霸权集团的社会内容无关)，会导致难以挽回地执着于过去的文化幻象(政治的伊斯兰、印度教和佛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并且事实上毫无力量。这导致了向独裁主义的转变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演化到一种“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的异化是最悲剧性的例子。
边缘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不接受帝国主义体制，“南方”是一个长期存在起义和叛乱的“暴风区域”。从1917年开始，历史的发展就主要由边缘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反抗以及独立运动(就独立于支配性的现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制的意义而言)所构成。这些运动，尽管具有局限和矛盾，却形成了当代世界最关键性的变革，远胜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处于体制核心地带的相对容易的社会调适。
南方国家的第二波独立运动已经开始。“新兴”国家正在和其他国家——像它们的人民一样——斗争，在斗争中，三方集团帝国主义试图使它的统治持久化。华盛顿及其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世界金融系统正在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自治性的地区体制。寡头政治的技术垄断已经被消解。
当今时代的情况是要恢复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国家，是继外来殖民统治之后的内部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它们正在政治上崛起。
在斗争中，大众组织和激进的左翼政党已经击退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计划(在拉美)，或者正处在斗争的过程中。这些举措，首先在根本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有可能使它们走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漫漫长路。
这两种可能的未来的相互关系如何？正在建造的“另一个世界”通常是模糊的：有最坏的情况，也有最好的情况，两者都是“可能的”(没有任何历史法则会在历史发生之前给我们一些暗示)。第一波边缘世界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革命浪潮发生在20世纪，它一直持续到1980年。任何对其内涵的分析都没有意义，除非将这三个层面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考虑在内。边缘地区的第二次革命浪潮已经开始。它是否会更加有效？会不会比上一次更加彻底？
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力寡头正试图恢复他们的体制。为此，他们需要通过一种并不会挑战其至上权力的“共识”来说服人民。要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在一些关于生态挑战的说法上作出让步(尤其关于气候问题)，给他们的统治加上环境保护的标签，甚至暗示他们将实施社会改革(向贫困宣战)和政治改革(善治)。
那种试图说服人民需要达成新的共识的诡计，将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它将延长致命性的假象。这是因为应对全球系统危机所提出的挑战，首先需要权力关系向符合工人利益的方向转变，也需要国际关系向符合边缘地区人民利益的方向转变。正像人们所期待的，联合国已经组织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但却没有什么效果。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必然的需求。对衰落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长期危机的反应发生在1914—1950年间，其形式表现为边缘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统治的冲突，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有利于大众阶级的内部社会关系。用这种方式，它们为二战后的三种体系准备了道路：当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民族的和大众的万隆政权以及北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道路，这三种体系成为边缘地区独立革命的必然选择。
2008年，帝国主义的第二次长期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激烈的国际冲突已经开始显现：它们会不会以反帝国主义为基础，挑战普遍的垄断统治呢？它们与作为统治阶级为应对危机所坚持的紧缩政策的牺牲品的社会斗争有何关联？换句话说，各民族会像大国所做的那样，采用一种使自己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摆脱出来的策略，而不是一种使体制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策略吗？
为权力服务的空谈家们正在精疲力竭地发表着关于“危机后世界”的毫无用处的评论。中央情报局只能设想体制的恢复，把“新兴市场”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更大参与视为欧洲的损失，而非美国的损失。它不可能认识到，日愈加深的危机不会被“克服”，除非通过激烈的国际和社会冲突。没有人知道它的结果如何：可能更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或者更坏(世界各民族分裂)。
社会斗争在政治上的激进化是克服它们的内部碎片化和它们独有的防守策略(“保障社会福利”)的条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识别出走社会主义长期道路所需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给“运动”带来真正的自主权。
给运动带来自主权需要一个使具体计划具有可行性的宏观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框架。如何创造这些条件？这里我们来谈谈国家权力的核心问题。一个重建的真正受欢迎的民主国家能够在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条件下实施有效的政策吗？左翼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性回应已经导致人们呼吁采取举措以达成一种最小的全球共识，作为避开国家而进行普遍的政治变革的基础。这一回应被证明毫无效果。除了实现民族层面上的进步，别无他法，也许地区层面上的适当措施能起到强化作用。民族和地区必须最终在一种不同的社会基础之上进行重构，在此之前设法拆解世界体系(脱钩)并在未来超越资本主义。这一原则对南方国家同样有效，这些亚洲和拉美国家也在沿着这一方向运动。令人叹息的是在北方国家，即使激进的左翼也还没有设想到要拆解欧洲的各种机构(欧元机构)。
工人和人民所必不可少的国际主义
20世纪南方觉醒带来的进步的局限性及其最终矛盾的恶化是第一波解放运动失去动力的原因。这一点被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长久敌意大大加强，这些国家甚至发起了公开战争，据说这得到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支持或至少被他们接受。帝国主义租金的利益可能是北方国家的大众拒绝国际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采取另一种态度的共产主义少数派，尽管有时国际主义意识很强烈，但却没能在他们周围建立起有效的替代性团体。社会主义政党全部转入“反共产主义”阵营，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力量的成功。然而，这些政党并没有得到“奖励”，在20世纪第一波斗争浪潮失败之后，垄断资本主义抛弃了他们的盟友。这些政党并没有通过激进化来吸取失败的教训，反而选择投降，投向了他们所熟悉的“社会—自由党”的阵营。这证明，如果需要的话，帝国主义租金会在北方社会的再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第二次投降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一场闹剧。
上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从专制向独裁的转变，国际主义的失败是其部分原因。俄国和中国革命中所爆发的创造性的民主表达，使诸如“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成熟以实施民主”之类的过于轻率的判断成为谎言。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受到其人民的支持，这很大程度上使已经步履维艰的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追求更加困难，这是边缘国家资本主义遗产导致的后果。
因此，21世纪第二波边缘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觉醒浪潮在一个似乎好得不能再好而事实上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美国的“共识”思想(服从普遍的垄断资本主义大国的需求)所谓的特点，对摧毁了民主的反叛潜力的有效性的“总统”政体的采纳，对虚假的被操纵的个人主义及其不平等(被看成是美德)的不加鉴别的赞颂，北约国家与美国当权派结盟所实施的策略——所有这些都在欧盟内部得到快速发展，而在这些条件下，欧盟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计划的失败成为了通过三个大陆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斗争进行的第二波解放浪潮取得成功的首要的初步条件。在第二波浪潮发生时，他们现在和未来的进步仍然是脆弱的。因此，不排除20世纪的情况会重现，即使我们当今时代的条件与上世纪已明显不同。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悲观情况。资本对工人的侵犯已经在制度的核心部分发生。如果必要的话，这证明了当资本由于战胜了边缘地区的人民而变得强大时，它就能够迎面反击处于体制中心的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可能想象斗争的激进化。欧洲政治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消失，它应该有利于推动全球化所必需的国际意识的重建。然而，这一方向的演化却便利了帝国主义租金。
这不仅是垄断的额外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也制约着社会整体的再生产。由于得到了试图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现存的“民主”选举模式(然而事实上并不民主)的各方力量的间接支持，中产阶级的力量很可能会摧毁大众阶层的激进化所产生的潜在力量。因此，很可能三个大陆中的南方地区的进步将像在上世纪一样，继续处于局势的最前沿。然而，一旦进步的力量产生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帝国主义租金，北方地区的人民应该更能够理解屈从于普遍化的帝国主义垄断的需求这一策略的失败。激进左翼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力量应该在这种伟大的解放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要建立在人民和工人的团结基础上。
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斗争在这次复兴中是决定性的，我把它总结为建立工人和人民的“第五国际”的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