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研究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长约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阴霾气象一扫而光。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urban movements）、环境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其诉求各异，规模不等，形式多样，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绵延不绝。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如此普遍，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运动社会”（注1）(social movement society)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景象。
社会运动的勃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也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极大兴趣。一门专以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运动研究”因此而蓬勃地发展起来。大致来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些西方学者，比较著名的有法国的勒朋(Le Bon)、美国的布鲁默(Blumer)等，曾对社会运动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一般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反文化或社会失范状态，然后研究社会运动这样一种“共同行动”背后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是如何形成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色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2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西方社会承平日久，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爆发，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也逐渐发达起来。到70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学中最为繁荣的研究领域之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在此期间，“关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呈爆炸式增长”。（注2）到今天，社会运动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其中，又以社会学的研究最为发达，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问题和理论都是由社会学家提出来的。因此，在西方，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归入社会学而不是政治学。
在社会运动研究草创之初，不同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严重不足，整合程度很差。不但欧洲和美国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就是社会学内部也是各自为政。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还很不成熟，以致研究者们缺乏共同意识，很少认识到大家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的研究者要求加强学术交流和整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美国，1977年，社会运动理论家麦卡锡(J.McCarthy)和扎尔德(M.Zald)组织了美国第一次有关社会运动的全国性研讨会。这个全国性会议后来逐渐发展成美国社会学联合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下属的“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分会”(Section on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CBSM)。这个分会每年举行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方面的研讨会，并负责有关课题的组织、审查和评奖。此外，美国还有《社会运动、冲突和变迁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Conflicts and Change)以及《国际社会运动研究》(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等两种社会运动方面的连续出版物。在欧洲，社会运动研究最发达的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国，其中又以德国的研究力量为最强，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美欧之间的学术交流很少，彼此很少了解和引用对方的研究成果。1985和1986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塔洛(S.Tarrow)和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克兰德曼斯(B.Klandermans)召集美国和欧洲一批研究社会运动的著名学者开了两次讨论会，这两次会议对于促进美欧社会运动研究的交流和整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注3）此后，大西洋两岸的社会运动研究都开始自觉地吸取对方的研究成果，并尝试着提出一个统一的社会运动分析框架。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理论视角也比较复杂。不过，就大的格局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范式： 美国的“资源动员”(resourcemobilization)理论和欧洲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欧洲的“新社会运动”范式的主要理论兴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掀起那么大的社会运动浪潮? 这些社会运动与此前作为社会运动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或劳工运动相比，有什么新的特征? 这些社会运动的出现及其新特征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从“新社会运动”这个名称中，我们不难找到新社会运动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根本不同于工人运动的、全新的社会运动，这种“新社会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尽管“新社会运动”之“新”是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们的一致看法，但这个“新”到底新在何处，却是众说纷纭甚至大相径庭的。归纳起来说，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新社会运动”主要“新”在以下三个方面：（注4）
(1)价值观。新社会运动在价值观上是反现代主义的(anti-modernism)。它们反对把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推崇人际团结(interpersonal solidarity)，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 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individual autonomy)，而不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总而言之，它们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等等。
(2)行动方式。新社会运动在行动方式上既反对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也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职业取向的(career-oriented)科层组织方式。新社会运动更喜欢游行、请愿、静坐(sit－in)、进占(occupation)等体制外的、“非常规的”、直接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组织形式上，它倾向于采取小规模的、分权的、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方式。这一点与工人运动通常采取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3)支持者。根据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往往是两部分人：一是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为现代化过程付出了代价的人，即社会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另一部分是由于价值和需求发生转变，从而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非常敏感的人，这主要是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新中产阶级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社会弱势群体还是新中产阶级，均很难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群体内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作为妇女运动主要参与者的妇女，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但显然不能把妇女视为一个“阶级”。还有“新中产阶级”，其中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职员；既有高级经理人员，也有小私营企业主。因此，新社会运动很难说是哪个“阶级”的行动。
新社会运动理论致力于解释新社会运动的这些新特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又分为两种倾向，一种着眼于社会派系结构(social cleavage)，另一种则着眼于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变化。
强调社会派系结构变化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的派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产业的衰落导致产业工人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的地位衰落，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则导致一个新的白领阶层或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新社会运动的主体；其次是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加强了对各个领域的控制，这导致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矛盾——普通大众与技术官僚(technocracy)之间的对立取代劳资冲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冲突，这种新冲突具有与工人运动不同的价值和目标；最后是国际格局的变化。由于全球化过程的推进，以国家主权为主轴的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全球化治理”导致国家主权有削弱的趋势，这在促进社会运动兴起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运动价值和目标的多元化。
强调意识形态变化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注5）第一种是英格雷哈特(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论。这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即从物质主义(materialism)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渡。战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充分享受了物质的富足。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价值，这便是良好的自然环境、自我实现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些价值需求是资本主义体制难以满足的，于是他们对这种体制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第二种观点把社会运动看做是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反应。这种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福利国家政策，使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全面满足。于是人们又开始追求别的稀缺物品，这些物品主要是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对地位性物品的追求会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福利国家却无力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社会运动。
上面两种观点都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视为“欲望膨胀”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新社会运动视为人的需要受到忽视的结果。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大家所熟悉的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合法性危机，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由此导致了“体制”(system)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殖民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忠诚，使人丧失了自我认同，发生了异化。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政治和市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忠诚和认同。
从上面勾勒的剪影不难看出，新社会运动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宏观结构层面上的问题。它的基本倾向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运动看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以期从社会结构的高度去解释这些“新社会运动”何以发生，何以具有这些“新”的特征。
三、资源动员理论
与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不同，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不太关心那些宏观结构层面上的问题。与新社会运动理论一样，资源动员理论也认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满”(grievances)是社会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然而，相映成趣的是，它对导致“不满”的社会结构原因并不感兴趣(而这正是新社会运动理论最感兴趣的地方)。在它看来，一个社会中出现“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它更想知道的是，潜藏于个人心中的“不满”是怎样转化为社会运动这样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不满”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心理状态，它要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个“资源动员”过程。这个“资源动员”过程，便是美国社会运动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美国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做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这个“理性”就在于，一个人对社会运动参与与否，参与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他在该行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这一假设是对美国传统集体行为理论的一个反动。在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中，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参与社会运动，要么是出于对社会失范的恐惧，要么是受到蛊惑或教唆，要么是由于感到相对剥夺而心生怨愤。资源动员理论在这一核心理念上颠覆了美国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这一理论的逆转过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该书中，他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引入了集体行为分析，对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问题较为微观和琐碎，因此这里很难尽述其研究成果。大体而言，资源动员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方向：一是分析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s organization)的形态。资源动员理论关于“资源”的理解非常宽泛，它既包括有形的金钱、资本和设施，也包括无形的领袖气质、组织技巧、合法性支持等等。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一部分资源动员理论家倾力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机制，比如招新网络(recruitment network)的建构、成员资格的确定、领袖的产生、行动的策略等等。
二是分析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mobilizationcontext)。与热衷于研究社会运动组织的学者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的运作，而是同时取决于社会运动组织所嵌入的社会背景。具体来说，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的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或压制性。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政治体制对社会运动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它给定了某种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机会。很显然，在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下，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开放的、多元主义的政治体制下，社会运动的发动可能就要容易得多，斗争方式也可能会比较温和；相反，压制性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就可能会导致激进的社会运动。但是，另一些资源动员理论家也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并不是社会运动的惟一决定因素。除了政治机会结构以外，社会运动的动员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社会运动产业”(social movement industry)的内部关系以及“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既然社会运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动员过程，那么，社会运动产业内部不同运动之间以及不同运动组织之间、整个社会运动部门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源上的竞争。因此，单纯根据政治机会结构，难以推断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比如，在多元主义政治体制下，由于政治管制较为宽松，社会运动似乎容易成功，但实际上，由于这项运动的对手和敌人也面临着同样的机会，如果在资源竞争上敌不过对手，那么，即使政治机会结构很开放，某些运动仍然免不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命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欧洲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和美国的资源动员理论确实在理论议题、研究兴趣和基本假设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用A. 梅鲁西(A.Melucci)的话来说，就是新社会运动理论更多地关注“why”，即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运动；而资源动员理论则更多地关注“how”，即个体是怎样作出行为选择的?（注6）表面上看，“why”和“how”之间存在的只是差异而非矛盾，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因为美欧社会运动研究在分析范式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由两种社会运动实际形态的差异造成的。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美欧之间，社会运动的实际情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两种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差异。因此，两种分析范式的整合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融合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把原来的理论解释系统推广到新的经验对象上的问题。此前，不管是新社会运动理论还是资源动员理论，在解释当地的社会运动时尚且存在着很多局限，而现在又要尝试将本已不够成熟的理论框架推广到新的、差异更大的经验对象上，困难自然不少。因此，要实现新社会运动范式和资源动员范式的整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 本研究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200108 ，项目主持人为洪大用副教授；本文同时是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课题“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1：参见Neidhardt，Friedelm&Rucht，Dieter，1991，以及Myer，D.&Tarrow，S.，1998。
注2：参见Della Porta，D.&Diani，M.，1999，pp.13～14。
注3：参见Klandermans，B.，Tarrow，S.&Kriesi，H.，1988。
注4：参见Sutton，W.，2000，pp.19～39；Della Porta，D.&Diani，M.，1999，pp.11～13；Klandermans，B.&Tarrow，S.，1988，pp.1～40。
注5：Klandermans，B&Tarrow，S.，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