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外交智慧的启示
一、引言
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古人的一些智慧对我们今天是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的。《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起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用这样的思维来观察国际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说在南海诸岛主权问题上，美国和越南挑战中国的现象看起来是相似的，但两者的意图实则不同，越南是想多争得一些海岛，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是有的，但和美国的意图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美国的意图是加速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制造周边国家和中国更多的摩擦和冲突，好坐收渔人之利；有时有些国际关系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今天对华政策中时而拉（比如美国学者提出G2概念），时而压（比如对华设置所谓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政策，表面上看不一样，其实质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一旦中国接受美国的G2理念，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性质就必须完全改变，中国就必须为美国的全球霸权付费和买单，使中国成为紧跟在美国霸权之后的、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二流霸权国，造成中国外交政策上全面的被动，同时内政上社会主义政权必将受到西化派的严重挑战，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后达到美国欲擒故纵的目的；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就比如说东盟高调地把美国引入东南亚，不少国人认为是东盟联合美国遏制中国，其实并非绝对如此，东盟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安全引入大国之间的博弈而起平衡作用罢了；有些国际政治现象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比如，美日同盟问题，国人一般认为它今天的功能主要是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其实也未必完全是这么回事，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核心的功能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崛起，以达到减轻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为此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核心目的还是要把日本永远放置在附属国的地位，至于说美国将来会联合日本，通过军事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为日本新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服务，那绝对是天方夜谭，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当然，日本绝对希望利用它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称霸，但美国不会同意，美国想自己称霸而绝对不会听命于日本的调遣。新中国建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对外政策，使中国外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文化的核心治国理念，必将为建构中国成功的外交战略与谋略，发挥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今天国际的主要矛盾是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破和平与发展进程的矛盾，前者处下风，而后者处上风，中国实力的上升第一次使中国出现了无论是国际地位、国际环境还是发展走向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十分相似的局面，而斯大林以其伟大的外交智慧坚定地捍卫了苏联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充分利用复杂的国际矛盾，把苏联真正做大做强。我们应该借鉴斯大林的外交智慧，处理好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与中国从西方的包围中突围为特点的复杂的国际矛盾，大力展开以西方国家产业工人为核心的，以体现国本的公众外交，才是中国外交真正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用斯大林的外交智慧解读国际主要矛盾的演变趋势
今天国际的主要矛盾是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仍然强劲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破和平与发展进程，谋求新的世界霸权的矛盾，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段更加隐蔽多样、其得手的霸权利益更加明显。因此，今天的时代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相当长时期处于上风，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相对处于下风的时代（当然，从长远看，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和平发展的力量仍然不可阻挡地将占上风，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这就决定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只会增多而不会减少，决定了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的难度系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何以认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处于上风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处于下风？第一，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与合作局面，可利用的矛盾空间不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群龙无首，相互的团结与合作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第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赢得了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比主张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更加强大的优势，和平与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者和强权政治具备了发动两个新的冷战甚至三个、四个新的冷战的本钱。第三，客观上新的两极对抗的局面已显现，世界多极化的动力已经减弱，由于中国的国力已经发展到仅次于美国，而中国又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必将“被超级大国”（即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像前苏联一样的超级大国）取代前苏联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联合对抗，发动新冷战的主要对手，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不管中国承认不承认，不管中国回避不回避，这种对抗的局面注定是要发生的。中国面对国际主要矛盾的这一演变趋势，采取什么对策，确实是应该严肃对待，认真思索的。
今天我们要防止中国“处大无患”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傲慢情绪发生，保持处弱时代那样，注意自己的行为和修养，做事低调思善，特别是对国际主要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和科学的把握，使今天中国天下大治的局面继续延续下去，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果说今天中国外交发展方向上有困惑的话，那也是发展中的困惑，不值得大惊小怪，要解决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新的困惑，唯一正确的观念就是要继承老一代领导人谦虚谨慎的美德和总是客观科学同时理性地注意国际主要矛盾，抓住国际主要矛盾，特别是不回避国际主要矛盾的精神气质和战略思想。新中国建立以来至今的外交，一贯表现为谦虚谨慎的特点。尼克松曾经这样赞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卡特的回忆录对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同样给予高度评价：“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可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在涉及台湾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克服的政治上的反对。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在建交之前还是在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政治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助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就外交而言，要清醒地了解国际政治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国际主要矛盾？其主要表现是什么？中国受到什么样的国际主要矛盾的制约？什么样的国际矛盾能为我所利用？
首先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际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论述进行分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斯大林对国际主要矛盾的思想和理论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最具有指导意义。理由有这样几点：第一，斯大林的“国际主要矛盾”观造就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它也必将为造就一个强大的中国发挥借鉴作用；第二，斯大林的国际主要矛盾观发生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和遏制苏联的时代，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态势同样也处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的状态之中，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所以，斯大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际主要矛盾观的确立和解决手段，对今天的中国有明显的借鉴价值；第三，斯大林对国际矛盾内容的把握同样对今天中国认识国际主要矛盾的内容有直接的启示价值。如果认为斯大林时代所表现的国际主要矛盾在今天已经完全改变，那完全是不真实的。真实而客观的情况应该是，国际政治的具体形式和具体内容、若干结构和科技支持以及文化条件等会有若干变化，但是国际政治的总体的本质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因此，既然在我们面前摆着、曾经在指导苏联的对外政策上发挥过非常积极作用的斯大林的国际矛盾观这一宝贵的外交遗产，我们万万不可使之束之高阁。
毛主席曾经高度赞扬斯大林的思想：“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斯大林在1924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精辟地概括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基本矛盾。斯大林说，“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极端，达到顶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在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三个。第一个矛盾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这些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1925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国际矛盾有五类，“第一类矛盾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最后，第五类矛盾就是苏维埃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
1928年7月，斯大林，在资本主义阵营现有的矛盾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
斯大林所论述的上述国际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在今天有什么表现？首先，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和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几十亿发展中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另外，斯大林所提到的五类矛盾中，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存在着，而且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即使是斯大林提到的矛盾在今天已经从形式上消失了，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它们的实质也消失了，比如帝国主义和其前殖民地的矛盾，常常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今天的国际政治同样造成新的麻烦和不确定性，有时矛盾表现得比其殖民地时代还要深刻和激烈。以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为例，如果不是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主权，香港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中国的急先锋和桥头堡。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今天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说，也客观地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文化的不和谐状况，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和其前殖民地矛盾在今天的明显表现吗？
斯大林在分析国际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应对国际基本矛盾的思想，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
首先，提出苏联明确而坚定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极强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在1939年3月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很明确的：（1）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2）我们主张同所有与苏联交界的邻国都保持和平和亲近的睦邻关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者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3）我们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4）我们不怕侵略的威胁，我们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坏苏联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战争贩子的打击。这就是苏联的对外政策。”
斯大林所表达的对外政策思想，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而这里的关键是，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是在对国际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基础上而得出的，因此它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在今天看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思想，仍然完全可以拿来服务中国外交，这就是用外交来拥护和平，加强同所有国家正常的事务联系，维护国家利益，发展睦邻关系，从道义上和行动上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随时准备用双倍的打击去回答企图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敌人的进攻。
第二，分清支援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与输出革命的关系。1936年3月斯大林对美国一位媒体负责人说，“如果你以为苏联人要亲自、甚至是用暴力去改变周围国家的面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苏联人当然愿意周围国家的面貌能够改变，但这是周围国家的事情。如果周围国家真正坚如磐石，我看不出这些国家会觉得苏联人的思想是危险的东西。……不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它国家也要产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产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而现在我们在建设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但硬说我们要在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要干预它们的生活，那就是无中生有，就是杜撰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过的主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国际政治中的表现决不能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理由，而对别国正义的事业装聋作哑，中国应该勇敢地支持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只要这个国家是真正“想要革命”的，是真正在进行革命的，是真正的进步事业，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中发生的人民进行的进步事业，中国应该积极地进行支援，因为这不是中国要在其他国家进行革命，要干预它们的生活。1980年邓小平就辩证而深入地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
第三，斯大林的“喘息时机”观可以而且能够对丰富中国的战略机遇观有新的启示价值。今天中国的“战略机遇”观不就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喘息时机”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能够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借鉴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是如何充分利用喘息时机把自己发展起来，做大做强自己的，以使自己的对外政策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明确”、“彰显”、“有功”和“长久”。1925年12月斯大林针对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只有短暂的喘息时机的国际环境指出，“这个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主要的和新的现象，有决定意义和贯穿一切事变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已经确立了某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决定了当前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阶段。有一个时期被我们认为是战后一个短促的喘息时机，现在已经变成整整一个喘息时期了。由此就产生了资产阶级世界和无产阶级世界间的某种均势和一个‘和平共处’时期。”
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和思考，斯大林对喘息时期的国际主要矛盾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1926年12月斯大林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述四个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地位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今天的中国仍然有战略机遇的时空，至少存在如斯大林所说的“整整一个喘息的时机”。在面向未来3年5年，好的话有8年10年的战略机遇期或者喘息时机，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国际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不清国际主要矛盾具体的情况，我们就可能真的彻底糊涂了。
未来几年中国可以利用的国际矛盾主要有：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称霸世界的野心膨胀而自身经济实力因金融危机的打击而使其称霸世界的图谋力不从心；二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和发展中世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日益加剧；三是美国欲主导西方世界和欧洲不满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也在加速发展。这三大矛盾的博弈，决定中国存在着可利用的战略喘息时机和战略空间。一是由于西方世界自身经济实力的削弱，使其企图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经济手段明显的削弱了，那些不可能得到太多经济好处的西方的所谓“盟友”们，大概不会唯唯诺诺地、不折不扣地听从和参与其遏制中国的唆使；二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使西方世界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之中，中国发挥某种使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是加剧冲突而是展开文明对话的潜在的桥梁作用，将会显现出来；三是出现有利于中国发挥促使欧洲和美国取得均势的地缘政治战略空间。能否利用好对我有利的喘息时机，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所持的态度好坏等都决定着利用成效的好坏。比如，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称霸世界的力不从心，中国要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外交，以多边合作和双边援助为主要模式，紧紧抓住联合国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地区，战略性地培养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比如，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明冲突，中国也可以采取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的消极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当然短期来看对中国似乎有利，但长远地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伤害最大。因为一个更加混乱的国际环境，必将使中国不可能赢得专心发展自己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也错失了调动中国强大的文明影响力展示中国吸引力的机会。再比如，面对欧洲和美国的矛盾，中国只能促进欧洲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但不鼓励欧洲和美国对抗。鼓励欧洲的独立，本质上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一个健康的多极化进程，即使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在多极世界背景下生活的美国，由于其疯狂程度受到一定的遏制，对其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理性，是有帮助的。
第四，支持各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而且也是避免自身被孤立，发展自身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之所在。斯大林在1917年4月俄国十月革命前就指出，“请问，我们支持那些反对压迫的人民呢，还是支持那些压迫他们的阶级？我们说，社会民主党既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应当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支持奋起反抗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给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建立后方，那末我们就真正采取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或者我们不这样做，那末我们就要陷于孤立，那末我们就放弃了利用被压迫民族内部一切革命运动以消灭帝国主义的策略。”
1927年8月斯大林指出，“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卡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援助广州和安卡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和安卡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
在斯大林对被压迫民族的进步事业进行支持的对外政策思想中，其思维导向是很有启发性的，他特别强调政治利益的互惠性，并非单纯为别人，也为自己，并非单纯为自己，也为别人。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由于中国长期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友谊，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信赖的朋友很多，造成了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关系时的有力的杠杆作用。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美国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的动力之一，就是看中了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关系，一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就可以发挥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重建关系时的桥梁作用，从而软化美国长期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动性所造成的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紧张关系。卡特在回忆录中说，“同中国交朋友还有一些更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其中之一是中国能够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我们同这些国家交往是很困难的。大多数革命政府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向美国，而苏联人有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同它们建立新关系———主要是通过向它们出售武器。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信誉很高；我们认为，同中国合作是促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和了解的一种手段。”
很显然，中国不能放弃和第三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而巩固和他们的友谊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要坚定地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包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内的一切进步事业，特别是要鼓励他们重新团结起来。毛主席一九六年五月十日在武汉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谈话指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毛泽东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思想，也同样是建立在巩固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在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中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我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况就算最后胜利了吗？没有。这是几十年的事情。美国帝国主义不打倒，这些军事基地不撤走，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的垄断资本或者是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拉丁美洲、非洲和整个亚洲，还有欧洲、北美、大洋洲如果不解放，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解放了，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算是暂时地解放了，譬如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北越、北朝鲜。但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敌人。所以我们跟你们要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试想，如果中国在和第三世界在团结问题上投鼠忌器，患得患失，因为担心支持第三世界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步事业会造成得罪美国，而减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支持甚至放弃支持，中国不但会在第三世界中失去朋友，陷入孤立，同时也会因为和帝国主义国家交往时缺少有力的杠杆而为实用主义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轻视，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中国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形势就会更加严峻。由此说来，中国无论如何发展，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身份不能丢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立足点的战略地位不能丢掉，为了中国的利益，为了第三世界的利益，甚至为了达到和西方国家发展务实的、正常的和有吸引力的关系，中国都必须牢牢坚持自己的第三世界身份不动摇。如果丢掉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好比庄子对惠子关于“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的发问一样，“大地广且大”就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厕足而垫之”地即脚能踩踏的一小块地盘就是中国本身。中国外交要发挥强大的作用，如果只是中国单兵作战，也就是只留下脚能踩踏的一小块看似最“有用”之地，而忽视“大地广且大”的看似“最无用”的广大第三世界的价值和作用，就像是把脚踩踏的一小块之外的地全都挖掉，甚至一直挖到“黄泉”———彻底失去第三世界的依托，中国外交本身就难以生存，中国外交之“足”就很难立得住，中国外交的作用就会很有限。
三、包围与突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曾经说过，“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包围，就应该时刻记住毛主席的这一教诲。江泽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挑衅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我们一贯欢迎和争取各国人民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加重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坚持对外开放，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江泽民还指出，“一些人向往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却并不了解这些国家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们都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个原始积累残酷得很，无论对殖民地人民还是对本国的劳动者，都充满了血与火的劫掠。直到现在，这些发达国家，仍然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中国如果不选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和统一，不可能实现民主和富强。同样，今天如果不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就巩固不了，就会重新丧失掉，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国际关系的基本矛盾决定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包围与中国同样在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上的突围的关系，这种包围与突围的关系，构成了今天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的基础。历史总是重演，而且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也会在不同的国度重演。1930年6月，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是这样描述的：“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行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帝国主义世界不愿意让苏联站稳脚跟并有可能赶上以至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就援助苏联的旧势力。”
今天的西方国家对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是采取包围的政策。中国周围存在着要在精神上奴役中国，在物质上培育反对派等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威胁的办法来支持我们中国内部敌人的敌对力量。虽然直接地对我国专家和正派的政治家的暗害和陷害之类的活动发生不多（一旦发生也往往动摇国本），但是，培养“台独”、“藏独”、“疆独”等分化中国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培植“西化”的骨干分子的活动一刻也没有松手。西方世界不愿意让中国站稳脚跟并有可能赶上以至超过西方国家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1937年3月斯大林指出的当时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这样的：“苏维埃政权只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而其余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这里有人常谈资本主义包围，但是不愿意想一想资本主义包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资本主义包围，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自己境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继续推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包围苏联，等待时机来进攻它，粉碎它，或者至少破坏它的实力和削弱它。我们的同志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要知道正是这个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
今天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人口肯定超过了世界的五分之一，除了仍然存在西方资本主义难以控制的广大的中间地带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确实构成了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包围态势。这是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和看到的一个很现实而又令人很不愉快的现象。西方世界时刻都准备在西化和分化中国方面取得成功，想方设法破坏中国的实力和削弱中国。这种状态决定着西方世界的包围同中国的突围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突围，怎样突围，能否突围成功？办法之一是努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的、战略的合作。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现状看，不能说合作是很乐观的，首先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就很不乐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淡，而两国在民族国家之间关键利益的相互博弈似乎取代了两国社会主义的全局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和冷静。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才刚刚启动，而且尚未见到明显的成效。中国所要做的是，加大力度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功，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生机和活力的展现，并逐步建立起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优势。办法之二是坚持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动摇。办法之三，坚持和西方世界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发展和维持关系，同时也做好军事上取得彻底打败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侵犯我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图谋。
四、紧紧抓住西方世界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的公众外交
公众外交的发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马克思。1864年10月21日马克思在他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地要工人阶级“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马克思1870年7月26日致欧根·奥斯渥特的信中还指出，“无论如何，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
“工人阶级”成为外交的主体，这在工人阶级建立的国家出现以前，明显属于公众直接主导外交的外交模式，或者说是先进的人类所进行的非政府的、非官方的、属于公众直接主导的外交模式。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除了展开从政府的角度进行传统外交之外，展开广泛的公众外交，才是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外交模式，这种外交模式，在第一个成功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十分深入人心的，或者说，苏联在国际帝国主义包围中为什么能够突围成功，其成功的“工人外交”功不可没。搞公众外交也存在一个如何抓住主要矛盾的问题，恐怕公众外交的主要矛盾还是要以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为主要对象，不管他们是蓝领还是白领，紧紧抓住西方世界的产业工人并做好他们的工作，公众外交的局面恐怕就真正打开了，因为西方国家产业工人仍然是西方公众中的先进分子，而且也是数量最大的劳动者群体，在资产阶级始终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工人阶级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仍然是雇佣劳动的关系没有改变的今天，做好以西方产业工人为重点的公众外交，这在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方面，在帮助西方世界工人阶级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美国人需要再解放，……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帮助西方世界工人自立自强，本身也是帮助自己，这一点斯大林是非常重视的。斯大林指出，“苏联工人阶级所以强大，还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支持它，帮助它。苏联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的共和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毫无疑问，苏联工人阶级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能掌握政权，就不能保证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因而就不会有它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苏联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国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和威力之一。西方的工人说，苏联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突击队。这说得很好。这就是说，全世界无产阶级今后也准备尽一切力量和可能来支持苏联工人阶级。但是这就把一些重大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了。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自己的工作来证明我们没有辱没全世界无产者的突击队这一光荣称号。这使我们有责任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奋斗，争取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胜利。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要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忠实于世界各国无产者兄弟联盟的事业。”
同样，中国工人阶级要体现其强大，也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帮助。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各项建设的先锋队，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的共和国同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产儿。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掌握好红色政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国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和威力之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中国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改善了中国人民及改善了世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成绩主要，贡献巨大，但是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因素，比如当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市场时，由于中国价廉物美的各种产品进入到世界市场，尤其是打入西方世界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市场，客观上造成西方世界一些工人的失业，另一方面西方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通过在中国投资建厂，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从而客观上造成西方国家一些工人因为资本家追求利益的贪婪而失去工作，或者减少收入，本来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中国剥夺西方国家工人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但是经西方媒体歪曲和扭曲的宣传报道和相关西方工会组织的推波助澜，使由中国工人先锋队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政府，反而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压制工人”的笑谈，这是十分明显的国际经济关系影响到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的情况，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没有什么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大家都要自觉地进入这所大学校学习。
在民主革命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从战争学习战争’，今天我们则是从改革学习改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迄今为止，市场经济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如何有效地街接和更替，其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突出的矛盾需要解决。这就要有创造性。”
苏联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中国曾经借鉴的只是苏联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历史贡献当然不能否认，同样今天中国搞市场经济，主要是学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只要从性质上是用社会主义的定义加以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同样不可否认。但是中国在和世界经济接轨时，西方世界从中国进口质优价廉的产品提高了其民众的实际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促进其经济保持增长、为其服务贸易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出现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情况，这也是始料未及的。这或许是在表现中国自身利益的经济空间拓展的同时，反而使表现中国自身利益的政治空间受到了压缩，或许是西方世界政客们精心设计，一方面从中国获取大量经济好处又同时在政治上毁坏中国形象，破坏中国和西方世界产业工人关系的陷阱效应发酵。如果中国面向全球的市场经济，以并排消极地影响而是十分积极地影响世界相关工人和从业人员的利益为前提，那我们就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进行必要的优化和设计。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拓展外交空间的国际群众基础是否牢固的大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先锋队所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的大问题，关系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事业能否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理解和帮助而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的大问题，从而也是决定外国政府对华政策态度和倾向的大问题。
五、结束语
国际主要矛盾的演变趋势决定中国今后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来说，战略机遇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的对比失衡。在今天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明显处于强势和上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明显处于下风，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中国要么服服帖帖地按照西方世界设计的标准走，那就是走上毁灭道路的西化和分化之穷途末路，要么就是突破西方的围墙，变得更加强大。显然，中国选择的是走向更加强大的道路，而不是被西方世界西化掉和分化掉的末路。幸运的是，中国有走向强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留下的外交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