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都在讨论中国学术话语的建设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切中真正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有诊断力的话语。至于这个话是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古人说的还是今人说的，是在中国大陆说的还是在美国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中国学术话语”并非只是关于当下中国问题的话语，也包括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如果“中国学术话语”不回应历史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如果“中国学术话语”无法阐释未来发展趋势，那么说明中国学术缺乏前瞻性，最终难免失语。
“中国学术话语”一定是中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表达，外国人说出来的肯定不是中国的学术话语。费正清、傅高义等研究者在中国学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但他们所建构的并非“中国学术话语”，而仍然是关于中国学研究的“西方话语”。
古人说的“中国话语”，有的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说仍然有生命力，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学术话语”的基础，或者直接转换为当下的“中国话语”。但是，大多数“古人话语”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尤其是古人不可能知道当下中国的问题。因此，时代变迁、社会嬗变，决定着“古人话语”无法对当今中国的现实进行阐释。
关怀中国历史
阐释未来“向何处去”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术话语”，只能是当今中国学者的话语。所谓“中国学术话语”，顾名思义是指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对当下中国社会切诊，包括对过去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对未来中国走向的预测，并基于中国自己学科体系之上而形成的一套学术话语。
首先，“中国学术话语”是关于当下中国的学术关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已经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日益关键。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纷纷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构塑一个“中国”，从而形成它们的“中国观”。这些对中国的认识，在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可能会存在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误解、曲解。这就迫切需要用“中国学术话语”来塑造一个更为客观的中国形象。
其次，“中国学术话语”必然对中国历史有学术关怀。有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现状都是过去历史的产物。既然我们无法与过去进行彻底的决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向过去汲取智慧并明智地加以利用。除谦逊地低下头来向过去的经验学习外，我们还找不出其他更聪明的方法。历史不仅是现实的基础，更是现实难以摆脱的束缚。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必须要对中国历史进行现实性阐释。这是“中国学术话语”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次，“中国学术话语”不仅要说明当今中国“从何处来”，即对中国历史的关怀，而且还要努力阐释未来中国“向何处去”，即对中国未来的关怀。不能阐释一个民族、国家未来定位的任何学术话语，都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外界最担心是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外界产生恐惧感、不安全感。因此，“中国学术话语”对中国未来的关怀就在于，从理论上要向外界讲清楚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扮演，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的未来取向。
最后，“中国学术话语”是当今中国学术界，而不是古人，也不是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学理性阐释。今天强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就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失语，无法回应国际学术界所构塑的各种“问题话语”。坦率地讲，被动反应的“中国话语”恰恰表明中国学术界没有主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能力，因而回应多是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徒劳的。只有基于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之上主动构建的话语，才是最有力的。
过度崇拜外语
催生“学术GDP”泡沫
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学术没有“走出去”。而为了中国学术“走出去”，从国家层面到具体科研管理部门都在力推用英语（国际学术主流语言工具）写作，要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要到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等。对此，难免令人疑虑：
其一，用英语写作就能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内容本身。如果没有内容，无论用什么语言来表达都是徒劳。如果都能够用外语写作，那母语还有用吗？真到了绝大部分学者都用外语写作的时候，母语很可能就像某些地方方言那样需要保护了。
其二，由于强调在国外发表论文，因此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学术数据库，严格按照国外学术规范写作乃至思考； 然后，又用科研经费向国外编辑部支付审稿费，甚至还要支付版面费；最后，因为在国外发表论文而获得科研管理部门的科研奖励。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套取科研经费的恶性循环。而学术论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似乎被人遗忘了。
其三，国外出版社以前都是严格按照学术水平来确定一本著作是否出版的，根本不会要作者补贴出版经费。我曾经就此事专门咨询了美国的学术出版社。然而，一些国外出版社近年来开始经常通过邮件向中国学者发起出版邀请，跟国内出版社一样，竟然也明确提示作者必须支付一定的出版补贴，而且这种规定仅限于中国作者。这也就是说，国外出版商心领神会地为中国科研管理部门制造“学术GDP”，为中国学术发展作出“贡献”。试想，这种成果能够提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吗？
那么，究竟该怎样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呢？我以为，不能崇洋媚外，不能陷入“洋教条”和“洋规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跟不少研究中国的知名专家交流过。他们的汉语即便非常好，但一旦在学术会议正式发言时，往往都会用母语发言。然而，中国学者一旦到了国际会议上，大都喜欢展示自己的外语水平，似乎这样就能表明自己是一个国际性学者。我总觉得，在日常交流的时候不用翻译可以节省时间，但正式表达学术思想时还是要强调对思想的精准表达。这时候，母语表达可能更好。
对外语论文、论著的过度崇拜，不仅无助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而且还会陷入“洋教条”。在苏区建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回来就对苏区的做法表示怀疑，说“山沟里长不出马克思主义”“苏区是流寇主义”等。对此，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进行有力批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这一句话中，三次强调了“中国”两字。同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也是一样，需要中国学者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和决心，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就只能是空洞的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