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东亚地区的军事与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自奥巴马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权力东移的势头不断加强。这一政策举动对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美国的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即安全上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同时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本文则从联盟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立足于联盟体系中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合作的关系，探讨美国构筑并加强亚太联盟体系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从而提出认识这一问题的新视角。
一、联盟体系中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合作
联盟（alliance）是国际关系中古老而又常见的一种现象，它通常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传统的联盟理论往往从安全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认为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军事安全，通过对军事安全的维护，国家之间得以建立相互依存的纽带。但美国学者乔安妮·高娃（Joanne Gowa）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认为，联盟内的经济交往可以降低联盟外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结盟的国家愿意通过寻求经济上的合作来发展自由贸易关系。与盟国进行贸易可以使盟国获得额外的安全保证，因为其得自贸易的收入将会用于进一步的军事开支。相反，与敌对的国家进行贸易，其收入将有可能用在军事开支上，从而对对方构成威胁，因此，国家是不愿同其对手进行贸易往来的，这反而会增加自身的风险。因此联盟国家之间比非联盟国家间更易产生紧密的经济往来，特别是贸易上的交往。这也是我们对联盟体系下安全与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
按照这种逻辑，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特别是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会在安全领域产生相应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外部性通常表现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用来扩充军备，从而对其他国家包括其贸易伙伴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而国家之间紧密的政治或者军事联系可以降低这种安全外部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军事联盟的成员之间，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有助于进一步密切联盟之间的军事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在贸易政策上也往往会以政策手段区分出亲疏远近，通常表现为对自己的盟国采取优惠措施而对其竞争对手采取一种歧视甚至敌对的手段。换句话说，各国对外贸易政策总是受到它们安全考虑的制约。它们鼓励与盟国进行贸易，而阻止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进行贸易。而且，尽管联盟为结盟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军事安全，但这也为盟国间经贸关系的延续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障。稳定的安全环境是经贸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反过来这种经济联系自然也对安全环境形成了较大的路径依赖。正是通过这样的模式，联盟中这种安全与经济利益的互补，成为确保联盟关系稳固的一个重要支撑。
联盟中这种安全与经济利益互补的发展模式随着联盟的发展而得以延续。由于联盟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特征，如果来自外部的威胁可能性较小，各国往往会将更多精力集中在经济利益的协调上，经济上的收益会使国家更倾向于巩固联盟关系。同时，经济合作的深入进行会促进结盟国家的国家利益不断拓展，而联盟必然要在安全上予以跟进，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
二、“重返亚太”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发展与巩固
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趋紧张，美国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建立了双边联盟，这五对双边联盟被形象地描述为“辐辏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美国犹如轮子的中心，美国的盟国则处于辐条的末端，与美国保持着单向的联络。它们依附于美国，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从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
维持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随着东亚地区在冷战后出现的权力转移和秩序重组，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和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加之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和一个美国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集团的出现，这一切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构成挑战，也对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构成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重返亚太，强化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
2010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夏威夷发表演说，拉开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重返亚太的序幕。演说指出，“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2011年11月，希拉里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全面阐述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内容，指出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她指出，在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并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时，美国处于一个战略转折点。在下一个十年里，美国的重中之重就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并持续加强。她认为，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与确保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完全契合。这一战略重心转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双边安全同盟、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工作伙伴关系、介入地区性多边制度、拓展贸易和投资、拓展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促进民主与人权。而在面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必须明智地进行投资，在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地方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对美国来说亚太地区真正代表了21世纪的机遇。最后，希拉里强调指出，尽管这一转向并不容易，但美国必须全力以赴。同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并在其国会发表演说，进一步解释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内容。他指出，美国从前是，今后也将一直是个太平洋国家。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在塑造地区秩序及其未来前景方面发挥长期而深远的作用。他认为，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美国首先要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建立一个权利和责任得到维护、法治和规范得到贯彻、商业和航行自由不受阻碍、分歧能够和平解决的国际秩序。其次应该维持美国在该地区强大的军事存在，加强与既有军事同盟的关系，拓展与印度尼西亚、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使美国的军事存在范围更广、更灵活、更可持续，同时要重新介入地区性组织，加入东亚峰会。最后，在经济上，美国要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平台，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打造新型贸易模式。总之，美国就是要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做到全身投入。
2012年初，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题为《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顺序》的新战略指南，这份文件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太”政策的基础上，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提出了“亚洲再平衡”（Rebalanced Asia）的概念，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了诠释。该文件指出，鉴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已经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到印度洋及南亚的广大地区紧密相连，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由于美国与亚洲盟国及关键伙伴的关系对于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将重视既有军事同盟，因为它们提供了亚太安全的重要基石。同时美国将拓展与亚太地区新兴伙伴的合作网络，以确保维护共同利益的集体能力。这份文件还提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商业的自由流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很大部分取决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军事存在。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性大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造成影响。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能力和区域军事能力，该战略提出美军的“空海一体化”概念，加强美国的海上力量以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能力。
在这一系列战略原则的指引下，美国也采取了相应举措，以实际行动重构和加强美国的联盟体系，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一方面，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得到不断巩固强化。美日双方在国际场合多次重申，美日联盟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础，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同样，美韩两国正式签署了《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盟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构筑两国“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2011年11月，在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永久性的驻军协议，规定从2012年开始，美国将在澳大利亚北方港口达尔文驻扎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六年内驻军规模将增加到2500人，这将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常驻南太平洋地区。2011年，美国在菲律宾选择以轮换方式定期驻扎军队并向该国提供驱逐舰，这是冷战结束20年后美国重新在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基地数量。
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拉拢一些对其有军事依赖需求的东南亚国家，同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范围，扩大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希拉里和奥巴马甚至先后于2011年和2012年访问了缅甸，成为自20世纪以来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国务卿和美国总统。美国安全战略的触角甚至还伸及蒙古、印度等与中国存在陆上边界的周边国家，使得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更加具有网络化和立体化的特征。2011年，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蒙古，向蒙古军队提供维和训练和英语教学方面的支持，并在边界地区部署巡逻无线电通讯和工程支援系统。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将“亚太”的定义扩大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此举表明美国有意在更为广阔的地缘范围内努力主导亚洲的均势体系。在南亚地区，奥巴马政府继续以高姿态重视印度的作用，不断强化美印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对印度的军事支持和合作，积极鼓励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以达到制衡中国的作用。
总之，美国一方面通过巩固与日本、韩国等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全面强化了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全面延展与亚太新军事力量伙伴的关系，扩大了在亚太地区军事协定的适用范围。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开始由以往应对传统威胁的联盟体系向应对多元挑战的安全共同体方向转型，但其对安全内涵的关注非但没有变化，而且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美国在构筑网络化的安全联盟体系的同时，其亚太联盟体系的经济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美国在安全上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在经济上也高调参与亚太地区贸易结构的发展，积极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简称TPP），力图谋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主导权。这一举措实际上与美国强化其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是美国构筑其亚太联盟体系的必然。
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的首要目标是构筑这一地区稳定的安全秩序，但这种安全秩序却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即“东亚国家出口商品到美国市场，美国出口安全到东亚”，安全与经济事务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广泛联系。历史上的亚太联盟体系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今天在重返亚太背景下的联盟体系亦是如此。
TPP早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之前即已存在，它的前身是2005年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和文莱四个亚太小国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旨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合作。该协议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尽管成员国少，但却是一个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协议，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东盟的重要成员国新加坡和文莱；二是该协议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走在了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前面，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农产品贸易、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美国极为感兴趣的内容。美国于2008年宣布将加入该协议，2009年11月，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要在2012年秋季前制定一个零关税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从而实现在2020年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圈（TTAPP）的目标（见表1）。
由于美国的大力推动，截至2012年底，正式加入TPP的成员国共计11个，分别是：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从加入TPP谈判的成员国来看，美国的盟国及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居于主体，结合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通过联盟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发现，联盟通常具有下列特征：它是主权国家为应对外部威胁而建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盟约为保障，以安全合作为主要目的，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组织形式。联盟建立的初衷和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安全上的需要。美国对亚太联盟体系的强化的初衷也是基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关注和应对的根本问题一直是其他大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以及随之引发的美国地缘战略和国际与地区力量平衡问题。联盟的存在使得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而且联盟的威慑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使得这一地区的国家对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预期，从而确保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能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适应，中国开展军事现代化建设，保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一切都对美国以及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构成了极大冲击，更使得与中国存在历史纠葛及领土争端的邻国愈发担忧，从而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上的保护。美国重返亚太有了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借口，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也得到明显加强，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对地区内安全事务采取积极介入的姿态，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战略核心地位，从而试图扭转自身在这一地区力量衰退的趋势。
在具体做法上，美国不像以前那样靠向亚太地区提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提供主要市场和资本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更多地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依靠安全问题以及利用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的矛盾和纷争来达到实现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看到了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强化与盟国的关系，提升军力部署，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防卫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发生的领土争端积极介入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不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尽管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自身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积极维护者，但这丝毫不能改变美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以及试图维护传统的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的意图愈发强烈。这无疑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近些年来中国周边安全所出现的一系列挑战即可证明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国强化联盟体系所采取的措施还具有深刻的经济战略意图，可以说，TPP打开了美国主导亚太地区市场结构的突破口，是美国重返亚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更是美国从经济上对联盟体系加以巩固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的时代，联盟的经济效应更加突出，我们仅从安全意义上无法完全理解美国联盟体系的强化，特别是TPP所产生的战略效应。
从TPP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它确实会对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的构建造成冲击，导致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TPP中的贸易模式与在东亚地区既有的自贸区主导下的贸易模式之间发生竞争，从而妨碍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亚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有建设自贸区的实践，东亚地区自贸区的建设始于1993年1月东盟自贸区的建立。随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特别是中国在2002年启动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东亚的自贸区建设呈现快速、多轨的发展势头，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东亚地区除了东盟十国的自贸区外，还存在着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分别签订的“10+1”自贸区；东盟具体的成员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与南亚大国印度以及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成员国与区域外国家如美国等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中国、日本、韩国与区域外国家单独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正在谈判的三边自由贸易协定。
但美国却从一开始就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美国虽然曾经提出过建立一个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框架、地理范围涵盖整个亚太地区的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但由于各成员的国情相差太大和成员众多，美国国内对此也兴趣不大，因而这一自贸区建设一直没有实质性举措。此间，面对东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加速推进的自贸区建设，美国也尝试与东亚一些国家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如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的自贸区谈判，但美国始终对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自贸区建设不感兴趣。奥巴马上台以后，为配合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于2009年11月将原有的P4扩大为今天的TPP。2011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谈上，美国等参与TPP谈判的九个国家共同推出了TPP的协议框架，其内容涵盖了商品、服务和农产品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劳工、环保、国有企业、产品供给链、中小企业等诸多现有自由贸易协定未曾或未深入涉及的领域。美国希望通过建立这一跨太平洋的自贸区，与以东盟为核心但实际上由中国主导的自贸区相抗衡，抵消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同时，由于TPP的成员已经涵盖大部分东盟成员国，从而在实质上架空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亚太自贸区冲淡东亚自贸区。此外，通过启动TPP建设，为未来的地区乃至全球自由贸易谈判设置新的规则和标准，使得美国成功成为东亚乃至全球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鉴于当前参加TPP的成员国中很多也是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国，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贸区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以及日本对TPP表示出较高的兴趣，不难想象美国启动的TPP谈判对当前东亚地区正在兴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的冲击和对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和自贸区建设构成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目前也参与进TPP的谈判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形成了更大的冲击和威胁。日本加入TPP谈判，无疑会增强TPP的分量，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本就具有特殊性，日本加入TPP谈判，将使美日的经济分量占到TPP成员国的95%以上，在中国周边经济环境中，美日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也将始终强于中日间的经济关系，其背后引发出的政治含义也就更加复杂了。可以说，TPP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机制，它在经贸领域之外还会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进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台，为美国构建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提供了更多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话语权，参与TPP也将从政治上把美国与亚太地区法定地紧密联系起来，从经济上则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到亚太市场中去。
TPP的存在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巩固美国既有的联盟体系，从而进一步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主导作用。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回归，是外交、安全与经贸政策多管齐下、同步进行的。如果说对亚太联盟体系的强化是美国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途径强化它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的话，TPP则是通过经贸一体化的形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扩展美国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逐步扩展和渗透到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合作。面对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日益彰显的主导趋势，而这种影响力的增加又没有足够多的安全上的承诺和制度上的约束，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将是一种必然，美国通过发挥联盟经济的作用，发挥联盟体系的支点示范效应，将利用TPP实施对中国的“对冲战略”（hedging strategy），以安全因素为诱饵吸引更多的东亚国家加人TPP，以化解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崛起的忧虑。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周边战略的实践本就时间较短，而且许多政策尚属摸索调适阶段，其实践效果尚未得到充分展现，在美国强大的联盟体系以及外交攻势下，中国的周边战略实际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同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战略形成的推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增长，而中国对经济外部性的控制似乎并没有达到最佳的效果，尽管中国是许多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并非都是周边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因此，当美国以军事安全为由头重返亚太时，美国联盟体系的经济效果就得到了有效的发挥，这也就非常容易激起周边国家对一个还没有历练、没有经历过外部冲击检验的中国的进一步担忧。
四、结论
周边关系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终于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第一次实现周边没有敌国的新环境。这样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这种经济发展本身也让中国的周边国家从中受益，进而不断增强中国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经济上的发展，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影响力增加，反而让中国成为这个地区问题与矛盾的焦点，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传统的联盟体系的弱化和冲击作用明显的同时，也使应对“强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的一种“准共识”，更为一些国家利用时机进行“多向平衡”操作提供了契机，美国联盟体系的巩固并发挥相应的政治经济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美国的势力不仅不会从该地区消退，而且还可能会继续强化。虽然地区内多数行为体在经济上与中国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在安全上却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也没有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替代者。
这种复杂的周边形势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通过“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目的是希望“使自身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这一政策旨在通过经济上的联系实现与周边国家在安全上的信任。但近几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安全与经济上的互动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往往是将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从安全与经济两个领域分开来进行分析。实际上，随着美国联盟体系的加强，联盟的安全效果在增强，而美国的联盟体系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低附加值产业链上，与周边多数处于中等收入以下的国家产业竞争力基本同构，而高收入水平的美国市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其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在对美国联盟体系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保持警醒的同时，中国更应该引入联盟经济的视角，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这一问题，结合对中国周边未来态势的把握，深入探究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对于中国周边战略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含义，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