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普遍期待更多的改革。在2013年举行的西山会议上，大量的发言人使用了“春潮涌动”这个词汇来形容对未来改革的期待1。会议中，中国著名学者张维迎指出，“十八大”之后的新领导层，与浸淫数十年的官员不同，多少具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应该被寄予更大的期待2。因此，在当下以及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改革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发生，中外无数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显然是一值得研究的课题。
需要在技术层面加以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的改革是在一大系统下展开的“大文章”，研究者面对的是半开放的、复杂多变的系统背景和进程，各种真假难辨的资料犹如浩海星空，研究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决定从技术角度出发，选择中国改革进程资料系统的一个断面，主要以《交锋》这本书作为一个横断面来研究中国改革，再辅助以其他的资料作为佐证，在这样的资料基础上形成分析结论。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和真实，研究者特地拜访了《交锋》一书的作者马立诚先生，并与马立诚先生对中国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3。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改革是相当感性的，喜欢什么，就支持什么，就期盼什么，就传说将会发生“什么”。在一个感性而古老的社会，这种事情和现象的发生并不令人奇怪，但开放的中国，还有一半是理性的，需要了解更为客观的东西，需要以此来判断社会发展趋势，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成千上万亿的资金投向，这就产生了客观研究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在项目研究逻辑方面，研究者决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征候和预示性现象方面，也就是说试图要通过抽象的方法，建立一个表象系统，来回答中国的重大社会变革会在什么时刻发生。很显然的是，只有当这样的表象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改革发生的可能性才是能够在正常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某些群体的主观愿望并不能构成客观判断的基础，只有系统性的观察和综合性的判断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而这也就是本项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项研究对于改革的定义，不是指技术性的调整。从社会影响力的维度来看改革，改革是指那种能够全方位覆盖的重大变革，比如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变革；从时间维度来考察，是指那种能够在某一时刻发生的转折性改变。比如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所发生的事情。本项研究的报告结论是简洁的，假定以未来10年为研究窗口期，中国尚不可能发生根本意义上的改革。
一、中国重大改革的七大表征
中国改革发生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在历史上，甚至非常偶然的原因都曾导致过革命的发生，但革命、变革以及社会改良的发生，均非偶然，都需要一定社会基础的存在。只要对这些构成社会基础的因素进行抽象判断和系统分析，加之提炼形成一个观察窗口，将有助于客观而非主观地判断中国改革发生的可能性和社会条件。
中国改革发生的“七大”表征，抽象分析结果如下：
1、权力结构的分裂。
权力结构的分裂通常是变革的前奏曲，1977年之前的中国是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高压之下的，当时的中国，权力结构明显分裂为两个政治板块，一个是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政治板块，这个政治板块以“两个凡是”为理论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个政治板块，则以邓小平和胡耀邦为代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理论旗帜。两个政治板块代表不同的政治方向并且发生了剧烈的冲撞4，其过程复杂激烈，反复多变，人物起起伏伏，变化莫测，但关键性的胜利发生在1978年至1979年，最终以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一政治板块的胜利而告终5。
随之出现的情况就是邓小平和胡耀邦这一政治板块的力量大大强化，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大量冤假错案被平反。文革中原本有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在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的短短一年时间里面，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万个右派、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名誉6。有大量的老干部被重新安排了工作，中国领导层的格局与1977年之前相比，出现了极大的消长、变化和调整。
任何重大改革都有一个领导群体的问题，改革本身就是高层政治板块的重组过程，如果领导群体是铁板一块，或是政治方向基本一致，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在技术环节上，如权力重组、圈层利益、重心调整等问题上有一定程度上的意见分歧，或仅是有限争议，那均将无法构成重大改革发生的关键表征7。
2、理论舞台的变异。
改革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事实上，改革总是有迹可循的，其中最重要的迹象通常源自于理论舞台的变化。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中国的改革也会是这样。理论在一个感性社会总是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引导力量8，而最重要的是，理论舞台的背后，往往还存在若干重要的人物班底，可以在今后的改革中扮演、发挥巨大的推手作用。
1978年的改革发生之际，胡耀邦为了让改革顺利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曾经主办过非主流的刊物《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平反老干部以及后来的“真理大讨论”，都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总共出版过40期9。胡耀邦对这个刊物非常喜欢，以至于对身边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10。
理论舞台的背后是理论班底，实际上，对于上层建筑，存在两种意义上的理解。哲学意义上的理解是，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还有一种是现实意义上的理解，上层建筑不但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还涉及到系统化的精英人物。从这种意义来讲，改革的发生，是制度变革，也是精英阶层的重组。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社会反应，就在于精英阶层的声音和倾向性，也就是理论舞台。
3、经济基础的困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对立统一的，仅有上层建筑的支持，对于改革来说，尚不足以成事，经济基础才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纵观世界发展过程，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都与经济脱不开干系。
1978年以前的中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1978年之后，经济运行受计划经济低效的影响也极大，整体经济社会处于严重的短缺经济状态。现在的中国，依然有些左派人士说“计划经济好”，但1949年之后历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完全不支持这种观点11。实际情况是相当严重的，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取消价格管制的决定，社论刚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恐慌，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扫而空，群众也开始走上街头表达不满12。紧接着8月30日国务院作出决定，富有戏剧性的放弃了取消价格管制的决定。这样的反复，足以说明当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
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以及世界近代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中的若干因素始终与社会重大变革的发生是紧密相关的，这些因素往往是财政紧张、通胀、成本上涨和各式各样的重大利益冲突13。在一个多元的大国经济体中，除非这些因素有了明显的断崖式改变，施加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人们愿意付出代价看到社会重组，压力、不满和反弹形之于表，否则经济层面的问题将无助于重大社会变革的发生。
4、青年阶层的压力。
青年始终是社会的动态因素，他们富有朝气，也富有冲劲，他们的动向，总是与社会变革的发生息息相关。60年代全球性的“街垒战”，就是各国青年冲在前头，当时的大学生运动遍及全美及西欧，进而形成了当今大量的亚文化，摇滚乐、大麻文化和性解放等。在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情况其实大致也一样，正如马立诚先生在书中所言，是诗人和作家率先揭示了10年动乱的戕害14。”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青年以及青年思潮与民间力量的发育存在着紧密关系，而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其中，“伤痕文学”有着极其特殊的代表性。最开始是作家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的《班主任》，对文化专制主义发起了挑战，接着是青年卢新华的著名小说《伤痕》发表，由此启动了面向禁区的挑战15。此后，一连串的、令人反思的作品接踵而至，如《我是谁》、《神圣的使命》、《时代》、《我应该怎么办》、《盼》、《一个冬天的童话》、《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土牢情话》、《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大墙下的红玉兰》、《爬满青藤的木屋》等等，让《伤痕文学》一时间形成反思甚至挑战的思潮。
青年代表着未来的社会领袖，代表着最富生命力的民间力量，青年的不满和挑战对社会而言是一种远期或有风险。他们并不一定构成颠覆性的挑战，但所有的社会变革一定是青年走在前头，所以青年所感受的压力以及青年的动向从来都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向标。
5、农村社会的秩序。
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小群体16，而且这个群体尚处于初级阶段，并未在意识形态上构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甚至也尚未形成或凝聚成为具有主导力量的社会声音。与中产阶级相反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农村社会力量才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并且极具爆发力。中国历次革命的发生，都与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巨大的利益调整存在莫大的关系。
当今农村社会的问题很多，“三农”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愈演愈烈。而各种新生问题层出不穷17，社会压力日益集聚。土地纠纷、拆迁纠纷、村霸问题，层出不穷，导致了极多的群体事件。尤其是中国的土地问题极为复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经历过三次大的变革：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家庭承包责任制。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产生了遗留问题，每一次变革都对乡村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麻烦的是历次变革的方向还经常是矛盾的18，这就为农村社会奠定了不稳定的基础。而在农村社会里面，更为严重的社会现象是，基层政权网络实际已经在很大范围发生了变异，这种国家控制体系的崩解和扭曲19，使得农村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加陷入了渺茫的境地。
图：中国农村社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按照户籍制度计算，大约还存在约9亿农村人口
中国农村社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口，在13亿人口中，按照户籍制度计算，大约还存在约9亿农村人口。从利益角度来看更是如此，13亿人当中，起码还有9亿人的生存和利益与农村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因此，农村社会的秩序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但关系到社会变革的支持者群体多寡，更是关系到政权的实质合法性问题。
6、外部环境的刺激。
历史上，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均与外部环境的刺激存在很大的关系，王安石变法的时期，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张居正改革，正值边防吃紧，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明朝政府因添兵设饷，国防开支巨增，财政濒临崩溃。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改革的因素也与外部刺激紧密相关，清廷晚期的现代化改革设想受到八国联军以及外部势力和文化侵入的明显影响，中国“89事件”的发生，更是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发生有关20。
1980年7月，波兰爆发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波兰政府在不可抗拒的经济压力下宣布大幅度提高肉和肉制品价格，成为此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几乎重演了十年前的“十二月事件”。但这次的结果却与波兰以往的“十二月事件”截然不同，在1980年工潮的声浪中，团结工会运动应运而起。自此之后，在波兰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的态势，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波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命运现在大家均已知道，团结工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团结工会运动范例性地影响了中国，直接助推了中国的年轻人走上街头表达意见，这种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因素是值得重视的，它使得中国社会看到了未来改革的前景和可能性。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社会还是有内在稳定性的，除非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重大改变，形成并且构成为环境刺激，否则中国在原有权利结构已经充分适应、总结、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条件下，社会重大变革通常不易发生。
7、科技的推动。
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新媒体的出现，另一个是参与度，再一个是透明度。
新媒体主要是指社会沟通工具和平台。在平台方面，互联网已经牢固地在现代社会扎下了根基，甚至推动整个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虚拟化时代，网络成为人们所依赖的沟通平台。现在我们可以没有电话，但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整个社会实际已经无法运转。银行开不了门，政府无法运作，军队无法实现战斗力……。在沟通工具方面，众多的即时通讯软件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其中微博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以至有人将微博称之为“自媒体”，大家都可以藉由微博来表达个人意见21。
参与度和透明度，都是科技发展的客观结果。参与度是实际有可能发挥的影响力，透明度是社会意见交流的状态和水平。由于科技的进步，微博之类的交流工具日益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对中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社会大众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参与度是大为提升了。透明度的情况也类似，大量信息反映在微博之类的沟通工具当中，有生活的，有工作的，有不满的，有发泄的，各个社会阶层状况以及社会现状得到极大的反馈，这种透明度的状态也是中国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以及信息对社会改革不可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
上述7大社会表征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观察窗口，这不是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不存在其他的偶然因素了，而是说从历史的变革逻辑来讲，这7个社会表征是最为可能和最为可靠的观察社会变革的窗口。比如现在众所周知的腐败问题，它虽然是一个遭人痛恨的社会痼疾，属于口诛笔伐的对象，但腐败是原因，而非结果，就如同社会中人们的各种不满。从系统逻辑的角度来看，腐败本身并不构成社会变革的预示性征候，而是一定会转而体现、反映到其他社会现象之上，从而变成为可观察和评估的对象。事实上，这7大社会变革表征的存在，不但符合以往的变革逻辑和事后总结，而且它们并未随着时间消失或变化，在今后它们依旧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值得认真对待和加之考察。
二、对中国改革可能性的评估
如果我们运用7大社会重大变革的表征来考察当今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其实尚未具备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和基本条件。
首先，中国的权力结构依旧是稳定的，目前没有发生分裂的迹象。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正常进行，所有冲突和矛盾都被小心翼翼的回避，这些情况说明权力结构的稳固性。很多人过多地注意到权力结构中表现出来的意见和分歧，其实意见和分歧总是存在的，但它们在很多时候被夸大了，关注此事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权力结构在核心利益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利益重组方面同样表现出这样的情况，现在并没有70年代末期的那种利益重组的需要，现在的利益重组，更多的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非权力结构的需要。所以，第一个社会重大变革的表征实际是否定的。
其次，中国当今理论舞台的兴奋远未达到发生变革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勇气和学术水平的领军人物。理论舞台的活跃与全民意见表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理论舞台上的人物是旗手，要有群体的号召力，同时又需要功底和智慧。但环顾当今中国大部分学者和社会精英，要么满足于充当技术型幕僚，望文生义或是望题生义，搞各种报告；要么游离于社会，以市场性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他们均属于是地位疲软而且缺乏号召力的人物。另一方面，草根阶层支离破碎的声音，只能算是基于个人利益的不同意见而已，他们无法汇聚构成为支配性的舆论力量。所以观察当今的理论舞台，对比胡耀邦搞《理论动态》时期的舆论活跃程度，可以说大的基调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调整，现在的舆论导向还完全不足以支持、号召重大变革的发生。
第三，经济基础的困难，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前阶段的国民经济运行困境，主要表现在土地经济、债务问题、国企改革、社会保障、成本上升、市场垄断以及财税过高、支出过大和冗员过多等等，根本性的问题是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制度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但制度的设计和调整跟不上节奏，踩不到节拍。在经济改革这个层面上，技术性调整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很有必要发生，但尚不至于推动重大变革的发生。只要比较过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经济数据，我们就可大致比较现阶段经济的状态。1989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在5%左右徘徊，通胀高达两位数，现在则是低通胀，经济增长率长期在8%左右，甚至更高。所以，当前经济运行方面的确存在若干严重的困难，但尚不至于支持重大变革的发生。
当然潜在的问题也可能演变到失控的地步，债务问题的发酵、腐败导致的乱投资所推动的潜在严重通胀在中国是存在的，如果经济政策未来不慎真地“翻了船”，那么这个明显的驱动因素显然也将会立即发挥作用，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表征。所以综合来判断，经济基础方面的困境，导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
第四，青年阶层的压力在中国比较大，这中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大量年轻人进城，但实质上却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条件下，成就感无法满足其愿望和标准，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失望；二是代际矛盾严重，“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中国过去的事情了解不多，作为独生子女，他们更加关注自己成就和幸福，属于典型个人主义的一代22。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充满历史危机感的“权力一代”，因而产生了对抗情绪，从而造成了政治分野的某种可能性。
社会变革是讲求理性的，也只有理性的改变，才能谈得上变革，否则就会演变成为了革命或暴动，而不是变革。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虽然在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方面释放了相当部分的改革能量，对社会腐败等问题也相当不满，但他们自身的追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偏重于讲究个人享受，既缺乏理性又缺乏勇气，“茫然”恐怕是形容这一代年轻人的最佳词汇，至于真正的社会变革，目前恐还指望不上“80后”和“90后”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还需要时间来历练成熟。
第五，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现在的“涉农”问题极为突出，从1994年到2007年，中国的群体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迅速增加至10万多起，参与人数从73万增至约307万人。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内就能引起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参与。据相关统计23，近几年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群体的诉求主要是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
由于近10年来中国沿用的发展模式基本就是“土地经济”，政府财政依赖土地出让，产业发展依赖土地出让，大家都在争抢土地资源，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农业社会产生矛盾，最终让问题愈演愈烈，“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24，并且极易赢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社会其实已经走向了无序化25，稳定得不到保障，使得中国农村社会成为发生变革的支持性因素。一旦基于农村社会的变革发生，预计将会立即赢得大范围的支持，这是中国社会未来的重大风险所在。
第六，外部环境的刺激因素，这个因素发挥作用的关键主要在外部世界。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全球化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全球利益分享的大格局已经确定，平衡的局面不会被轻易打破。中国周边环境虽然复杂，美国占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地，但由于中国的周围都是小国，不太可能在影响力上对中国现有权力格局形成实质上的挑战。除了朝鲜因素不确定之外，大致上外部环境是稳定的。所以，在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外部环境实际并不支持变局的发生。
第七，科技的推动是一个新的因素，为社会带来了迅猛的变化。几乎是眨眼间，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网络社会，而且还是在全球占比相当高的网络社会。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网络连接世界》报告指出，2010年互联网经济对英国整体GDP的贡献率最大，其互联网经济规模已达1210亿英镑，在英国GDP中所占比重达8.3%，中国则以5.5%的排名高居第三位。排名第二的韩国，互联网经济规模则占到GDP的7.3%。这也就是说，如果以50万亿计算GDP总量的话，互联网在中国拥有的经济份额已经达到了将近2.5万亿的规模，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如果以现在电商文化潮涌般的规模来看，互联网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更大，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不折不扣的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的兴旺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商业领域，舆论方面更是以互联网作为平台的主要阵地，甚至主导了传统的平面媒体。在这方面，先是QQ和MSN，后是博客，再后来风头尽归微博所得，写手和名人在其间表现突出，各界的“意见分子”层出不穷，舆论氛围分外活跃。一大批腐败份子相继因遭遇网络挑战而倒霉下台，互联网社会的力量初步显现。不过，客观地说，即便如此，科技为本的互联网时代还仅仅处于民意表达的阶段，远未达到凝聚、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舆论开放的同时，相互平衡的特征也很明显，使得网络尚并不满足作为变革主要表征的条件。
总体来看，在7大社会变革的主要表征当中，不支持发生重大变革的表征占主导地位，因此重大改革在中国现阶段还不可能发生，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发生，而且在未来10年也难以发生26，因为诸多条件尚不具备。按照中国现行的发展趋势延续去看，未来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前途远大，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中国都可能沿着费边主义的道路去实践27。
注释：
1 西山会议是中国体改部门的年度会议，通常由国内具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并反映了中国的改革方向，笔者连续参加过这一会议。
2 2013年“西山会议”中张维迎教授的讲话，根据研究者笔记。
3 马立诚先生是一位记者出身的学者，对于中国改革问题有着第一手的观察和体验。其著述翔实而全面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大舞台上的风云，为此作者赞其为超级记者。
4 根据《交锋》的记载，当时“公安六条”还存在，其中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而华国锋也曾在1977年初下令加强公安工作，要求对“谣言制造者”进行逮捕和镇压。
5 1980年五中全会召开，汪东兴辞职，而华国锋在稍早的1979年实际已渐失权力。引自《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著。
6 数据引自《交锋》，作者：马立诚，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7 研究讨论中，马立诚先生曾非常认真的指出，路线分歧与权力角逐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来自研究者笔记。
8 中国是一个感性的非理性社会，源自于笔者的认识，见《每日经济》，安邦提供。
9 华国锋对《理论动态》非常敏感，曾经指示当时的主流刊物《红旗》杂志，不参与真理问题的讨论。详见《交锋》，作者：马立诚，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0 详见《交锋》，作者：马立诚，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1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的观点，2013年4月22日，上海高和论坛，根据笔者研究笔记。
12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著，三联书店。
13 中共党内对此的总结实际也是一致的，在讨论时一般使用波兰的案例。波兰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顺利时，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当经济失衡和滑坡甚而发生危机时，社会动乱的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波兰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事件，1980年“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均是典型事例。可以说，经济滑坡是动乱之源。“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与教训”，作者：徐鹏堂。
14 引自《交锋》，马立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5 当时的卢新华在复旦大学读书，是刚入学的新生，详见《交锋》。
16 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有争议的，如果是断章取义地代之以中产阶层，那将只涉及到收入范围，收入达到了就算是中产阶层。真正的中产阶级则会涉及文化、制度、行为、地位、代言人等诸多复杂的上层建筑问题。就此而言，实际中国中产阶级几乎没有或是不存在，影响力实际上微乎其微。
17 这是相对而言的，由于法律地位在中国不健全，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中国农村社会有史以来就是不稳定因素。相对而言，土地经济所导致的问题，就属于新生问题了。
18 变革中的土地权属，就是一个明显矛盾的方向。
20 “六四”之后很多参与者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就在回忆中讲，团结工会的成立“意味着（波兰）共产党专政的极权社会的根基开始被撬动了”。
21 由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与缔元信网络数据（万瑞数据）共同发布了《微博媒体特性及用户使用状况研究报告》。此报告为双方与网易、新浪、搜狐、和讯、搜房等10多家媒体合作，通过在线调查，了解网民对微博的认知程度、使用行为及偏好进行了初步研究。报告显示，微博的用户群中企业的普通员工和学生的比例很高，分别达29%和17%的用户比例；89%的用户主要关注的人是朋友、同学、同事、业内人士；31%的用户经常通过手机来登录微博。其中74%用户在微博上最主要的行为就是“写微博，发表自己观点或发泄情绪”，而76%的人主要发布的内容是“个人心情感受”，其次才是分享和关注。
22 马立诚先生在交谈中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个人主义的一代人在社会中，存在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
23 引自《农民群体性事件六成与土地有关》，作者：常兴华，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
24 参考案例：2010年6月26日，广西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委干部程玉红利用干部身份强占工程，并故意用挖土机压死当地村民王庆柏。
25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在谈到相关问题时也认为，中国县级以下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相当严重。政府不是没有，政府到处都是，但应该由政府来担负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应该由政府保证的公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缺失。
2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改革是一种特权！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这种特权始终是政权的组成部分，改革经常会偶尔发生，但结局和结果却往往令人遗憾，能够修成正果的，少之又少，这种情况决定了这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前景通常极不稳定。
27 19世纪后期，流行于英国的一种主张采取渐进措施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它是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思想体系和机会主义路线。1884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创立了费边社，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故以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一位因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社名。其学说故称为“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简称“费边主义（Fabianism）”。费边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肖伯纳和悉尼•韦伯，其成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代表作有《费边宣言》（1884年）、《费边社纲领》（1889年），1889年出版的《费边论丛》一书为费边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