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联合国宪章代表着在追求基于多边基础的和平的道路上的历史性突破。在夺走5000多万人生命的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联合国宪章最初由美国、苏联和英国在二战期间谈判确定，成立了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其他两个是法国和中华民国。
成立之初，联合国总共包括51个成员国；如今有193个。但是，尽管安理会在1965年做了扩充，将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从六个增加到十个，但常任理事国数量自1945年以来从未改变。
世界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除了国际冲突和武器扩散——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还出现了其他新挑战，比如恐怖主义以及非国家行东方参与国内冲突。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和政治实力分布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为多极国际秩序设立了舞台。
在这样的环境下，安理会冻结成分变化不啻严重限制了国际社会处理全球挑战的能力。如果被成立用于解决冲突的机构无法合理地采取行动，冲突就会拖延下去。千百万平民死去、流离失所或经受惨无人道的虐待，而安理会无能也无意行动。因此，改革安理会十分紧迫，而且不可或缺。
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支持成立新的安理会，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这表明人们越来越觉得新的增强了的多边体系能让世界更稳定、更安全。这意味着增加反映我们选在所生活的世界的新的声音。惟其如此，安理会才能拥有对当今世界层出不穷的冲突采取行动的合法性。
改革后的安理会将反映新强国的崛起以及它们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准备。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新的多极状态已经引发了IMF的配额改革，也使G20的整合成为多边经济政策合作的主会场。
和平和安全事务的对比是鲜明的。世界整个地区，比如非洲和拉美，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不具代表性的治理机构会增加不确定性和受其决策影响群体的沮丧感，破坏其行动合法性——从而降低效率。
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安理会信誉的损失以及随之出现的应对和平的致命威胁的能力的下降。我们都会遭遇损失，如果新的国际危机最后通过安理会边缘国的联盟解决或通过藐视国际法的方式解决的话。
最近的教训是明确的。不管什么冲突，邻国的参与承诺是和平不可或缺的保证。唯有扩大了的安理会能推进世界范围的有效冲突解决方案。
国际社会不能接受改革中断。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多边和平和安全体系——尽管国际社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有助于拯救地球免受又一场世界大战。
只有增加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可以纠正安理会中的代表赤字，让安理会适应21世纪的现实。如果新成员和地区得不到席位，安理会将面临日益增加的枝节问题——而比以前更需要有效冲突解决方案的世界境况会差很多。
